[ 胡雷 ]——(2019-8-31) / 已閱7555次
摘要：我國刑法規定的非法狩獵罪目前已經滯后于現實需要，難以做到不枉不縱。主觀故意的認定、罪數的問題尚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本罪只有一個量刑幅度，尚不能有效的打擊犯罪行為，難以實現刑法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這些問題亟待完善。
關鍵詞：非法狩獵；故意；違法性；罪數
一、非法狩獵罪滯后的原因
（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滯后的共同原因
我國環境資源保護的立法較為滯后是直接原因，第一部環境保護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于1989年12月26日頒布生效，在此之前我國沒有關于環境資源保護的基本法。在2015年1月1日第一次被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是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唯一一部沒有被修改過的基本法。刑法作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其內容的完備與否取決去其他法律本身內容是否完備。由于環境資源立法本身立法滯后的問題，就自然造成了刑法環境資源保護，即破壞環境保護罪的滯后。
根本原因還是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向的問題。在人與自然相處的過程之中，人一直以自我為中心。人類中心主義突出人的核心地位，即“人類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環境道德的唯一相關因素是人的利益，并且強調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只對人類負有直接義務，對大自然只是對人的一種間接義務。”[1]雖然“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把科學發展觀列入黨的指導思想。”“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2]但是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實，現實走仍然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老路，依然先污染、后治理。環境資源保護讓位于地方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要求環境保護也讓位于經濟建設。仍然沒有把環境保護、綠色GDP納入政府政績考核的范圍之內。這就導致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第一，其他第二。環境保護的各方面均得不到有效發展。
（二）非法狩獵罪滯后的個罪原因
禁獵區和禁獵期的認知困難。由于地理環境的差異和動物生活習性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地區的禁獵區和禁獵期的差異性。環保部尚無組織專家組對我國動物資源進行整體調研，統一規定禁獵區和禁獵期。由縣級以上政府或者其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禁獵區和禁獵期，增加了非本地居民對非居住地區禁獵區和禁獵期的難度。
現行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范圍較狹窄。目前沒有一部統一的規范性文件對非法狩獵罪中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方法進行明確的規定。司法機關大多依據原則和地方規定進行判案，地區差異極大。導致同案不同判的情況較多。
情節嚴重的規定不完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了情節嚴重的三種情節，但是較為簡單，原則性較強，無法科學認定非法狩獵情節嚴重的所有情況。
二、非法狩獵罪主觀故意的認定
（一）主觀故意的概念
主觀故意是認定非法狩獵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刑法第14條第一款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由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構成。認識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意志因素即希望或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機統才構成犯罪故意，二者必須具有法定的統一性。
（二）非法狩獵罪的主觀故意的認定
1、形式違法性認識的觀點
“ 形式違法性,是指行為違反國家法規、違反法制要求或禁止的規定。”[3]即行為人認識到了符合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事實。
根據形式違法性的認識觀點，構成非法狩獵罪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識到其行為違反刑法第341條第二款之規定。具體而言，要對狩獵法、禁獵區、禁獵期、禁用的工具、方法，以及情節嚴重的個規定有所認知。這樣務必縮小非法狩獵罪的懲罰范圍。以主觀上缺乏對刑法內容具體認知為由而出罪，顯然會放縱犯罪。本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僅僅是要求對刑法條文本身有所認知，而且還要求對不同地方的狩獵法、禁獵區、禁獵期、禁用的工具、方法等有明確的認知的話，難度較大。
2、實質違法性認識的觀點
“具有社會危害性即反社會的或非社會的行為是實質的違法”。[4]即認識到了作為評價犯罪的基礎事實。也就是說，成立故意犯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法益侵犯性。就法律的評價要素而言，只要行為人認識到作為評價基礎的事實，一般就能狗認定行為人認識到了規范的要素。例如，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財物處于國家機關管理、使用、運輸中，就應當認定行為人認識到了該財產屬于公共財產。就經驗法則的評價要素而言，只要行為人認識到了作為判斷基礎或者判斷資料的事實，原則上就應當認定行為人認識到了符合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事實。由于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需要根據（社會評價的要素）需要根據一般人的價值觀念或者社會意義進行精神的理解，所以，應當根據行為人在實施其行為時所認識到的一般人的評價結論判決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例如，即使行為人自認為其販賣的不是淫穢物品，也不是黃色物品，甚至認為是具有科學價值的藝術作品，但只要行為人認識到了一般人會認為其販賣的為淫穢物品，且事實上是淫穢物品時，就可以認定行為人認識到了自己所販賣的是淫穢物品，進而成立犯罪故意。
基于非法狩獵罪本身的特點，依據實質違法性認定主觀故意難度較大。狩獵法規、地方縣級以上政府制定的有關禁獵期、禁獵區的規定是本罪的前置性法律法規，加之本罪具有地方差異，很難期待非專業人士對狩獵法規、地方縣級以上政府制定的有關禁獵期、禁獵區有概括性的認識，有評價基礎事實的認知。而且法律關于禁用的工具、方法沒有明確的規定，情節嚴重的司法解釋規定過于原則，這更難期待一般對非法狩獵罪有評價基礎事實的認知。
3、形式違法與實質違法性衡平的認識觀點
由于非法狩獵罪本身的特點，要想正確認定本罪的主觀故意進而科學認定犯罪，就應當在形式違法性的基礎之上，采用實質違法性觀點對其進行修正。
對于禁獵區、禁獵期，縣級以上政府或者其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在規定出來之后，不僅要有明確的規范性文件，而且還要通過電視、網絡、紙質等媒介廣而告之，甚至召開專門的新聞發布會，使得本轄區內的居民對該規范性文件有所認識和了解。更為重要的是，在設定的禁獵區、禁獵期的范圍內，要有明確醒目的標示牌或是警示牌，類似于“此處危險、禁止釣魚”這類一般釣魚者可以明確看到的標示牌。由于禁獵區范圍較大，所以標示牌的設立要科學合理，使捕獵者在進入禁獵區范圍之前便可以清楚的觀察到。禁獵區、禁獵期警示牌的數目要合理，擺放要科學，對外界能形成一個立體的警示作用。這樣行為人在踏入禁獵區范圍之前，便可清楚的認識到自己如果繼續前進便進入禁獵區、禁獵期的范圍，便能意識到接下來自己的行為違反狩獵法律法規，具有法益侵害性。據此可以評價或是認定行為具有非法狩獵的主觀犯罪故意。也就是說，禁獵區、禁獵期對外的標示牌、警示牌所發揮的作用對于認定非法狩獵罪非常重要，因為這是主觀認識因素的要求。如果禁獵區、禁獵期對外沒有任何告示，很難期待一個陌生的非本地的行為對該地禁獵區的范圍和禁獵期的時間有認知，進而處刑。
三、非法狩獵罪的罪數問題
非法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與非法狩獵罪之間本身具有法條競合的關系，雙方互有交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很有可能生活在禁獵區。當行為人的行為具體涉及到這兩個犯罪之時，要區分不同情況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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