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輝 ]——(2020-5-15) / 已閱7057次
論城鎮化進程中的空間正義實現方式
劉輝
(《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摘要：城鎮化是一個人口與資源不斷積聚的空間重構過程。對空間資源的分配、利用情況能夠反映出體現社會正義水平的諸多方面問題。在城市邊界擴展的過程中，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保障是空間正義實現的重要標準。在城市邊界之內開展的舊城改造，需要平衡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關系。居住空間過度分異將影響社會團結，因此需要通過政策糾偏、基層自治方式促進階層融合。在民主、法治建設的基礎上，引導民眾有序主張城市權利訴求，是實現人本城鎮化目標的必要方式。
關鍵詞：空間正義；城鎮化；空間生產；公共空間；城市權利
2019年5月2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對健全法規政策和技術標準體系、構建監測預警和績效考核機制提出明確要求，為學界探討空間正義理論問題提供了實踐的依據。空間是相對于具體生產、消費場所的抽象表達，正義是相對于具體交往過程及結果公平性、正當性的抽象表達。空間是反映社會關系的文本、載體，也是塑造社會關系的模板、素材。對社會關系狀況的評判需要以正義標準作為評價依據，因此從空間角度看待社會關系問題時，空間正義就成為從理論批判層面對社會空間內資源分配、利益交涉的社會關系狀態進行價值評判的基礎概念。在城市邊界迅速擴展或相對穩定的不同條件下，基于空間正義考量所關注的問題束在內容上存在一定差異。從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不同維度探討空間正義問題，才有可能避免單向度追問造成的整體認知偏差。
一、著眼于土地邊界條件的空間正義討論
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城市與鄉村的邊界處于頻繁變動的狀態，因此土地邊界擴展條件下的空間正義問題，可以被轉換為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的城鄉一體化等問題。在城市邊界逐漸穩定的狀態下，空間正義問題主要是城市內部的都市更新與對空間過度分異的防范等問題。
（一）基于城鎮化發展過程的空間正義目標
人類社會形態從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轉化的過程，首先就是人口與資源要素在空間內集聚的過程。當大量的人口與資源集聚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后，商貿交往與人際溝通的效率都迅速得到提升，同時在社會分工深化、細化的基礎上，具體社會關系呈現多元化與疏離化的特征、社會結構橫向柵格化與縱向階層化發展的趨向明顯。這種集聚運動的物理中心就是現代社會的城市，而且城市的邊界會持續擴張直到觸及生態系統的承載底線。在我國的學界與實務界的主導話語體系中，將這個劇烈變動的發展過程稱為城鎮化。“‘城’本意是指防衛性的墻圈，以形成供人們居住的安全性空間，《說文解字》提出‘城—所以盛民也’。‘市’本義指交易之地，……從‘城空間’向‘城市空間’的轉變深刻體現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即對活力性生存狀態的向往。”[1]城鎮化的過程是人類汲取自然資源滿足生活需要的能力顯著提升的過程，因此有助于促進民眾整體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樣的理想，恰是人們對城鎮化充滿憧憬的情感寫照。但是，城鎮化過程中的劇烈變動會給個體造成巨大的適應壓力，也會讓多元化的社會關系因此變得更加疏離與脆弱，還會引發貧富嚴重分化、社會階層固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我們就需要不斷反思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特別是防范資本運作機制與政府權力干預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程度遠遠超過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城鎮化，主要是依托市場的作用。”[2]基層的民主與法治建設是確保公共政策均衡反映多方利益訴求的重要保障。如果說在國家層面的烏托邦理想已經喪失了綿延存續的活力，那么我們在將目光聚焦到由核心城市輻射的區域范圍內時，可能會萌生關于區域民主、法治建設的殷切期望。因為這種設身處地的思考與力所能及的改變，可以讓當地的民眾將利益負擔與分享的可能直接聯系起來，從而使個體以及群體的責任感與進取心更容易擴展成型。在以基層民主與法治建設為基礎的區域治理模式逐漸完善的條件下，追求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空間正義目標就顯得理所當然。
（二）限于城市邊界之內的空間正義目標
在城鎮化的過程逐漸放緩、城市的邊界基本穩定后，因城市范圍擴展產生的征地、拆遷等一系列矛盾就變得不再那么激烈。空間作為生產資料被市場力量進行商品化加工的機制變得日趨精巧，以致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開始對以城市設施及景觀為條件的消費產生依賴的態度。于是，個體開始努力適應高效率的社會生產要求，人們開始忙于實現通過激烈競爭所呈現的自我價值，整個城市也同步地演化為與其他城市競爭的法人化經濟實體，似乎這樣才能保持城市的持久繁榮與個體的自我實現需要。“如果說在農業社會人們以一種‘敬畏與神秘’的仰視態度對待空間，工業社會以主人的姿態去‘征服與再造’空間，那么及至我們當代的消費社會人們則是以‘買賣與增殖’為目的來生產空間，這樣的空間其主要特點是同一化、商品化。”[3]在城市人口數量猛增、個體發展空間有限的中度或高度競爭局面下，無論是選擇到城市立足，還是堅持在城市奮斗，對多數普通人而言，都是不易實現但難以質疑的必要選擇。因此，通過空間正義視角的反思，來辨別個體追求發展目標的條件是否大致公平，討論城市運行機制對經濟效率的追求是否能夠經受政治正當性的考驗，思考地域文化的特色與城市生活的節奏是否適于促進個體全面自由發展的需要，就成為我們抵抗商業運作機制將城市空間塑造為同質化商品、將個體擠壓為圍繞消費目標而終日忙碌的“窮忙族”成員的重要方式。“2008年3月關于“空間正義”的國際會議首次在巴黎第十大學召開，而這正是40年前，也就是1968年‘五月風暴’發生的地方。空間正義這個概念已經在法國都市研究和地理學中出現。最近，空間正義已經開始進入大學課程、研究機構和本科教材中；還產生了一些空間正義相關概念，比如城市權利、公正的城市等。”[4]城市運作機制的完善是一個充滿波折的發展過程，無論是倫敦的公共衛生運動、巴黎的奧斯曼式改造、芝加哥的城市美化運動，還是后來的功能主義規劃到人本主義規劃的模式變遷，都是人們對城市空間經濟性與人文性特征進行糾偏、平衡的結果。這種糾偏的努力直接體現在舊城改造、都市更新的利益博弈與后續的反思批判環節。商業力量從事資本運作的目標在于追求更高的利潤，因此對空間的生產就會傾向于造成空間分異的結果。如果缺乏足夠的組織化力量進行制衡，那么空間排斥、隔離的現象就會陸續發生。例如，在舊城改造、都市更新博弈中的弱勢群體，很可能被安置在通勤距離顯著增加的郊區，于是城市生活只讓一部分人感覺美好的相對剝奪感，必然在喪失原住地土地發展權利的弱勢群體心理層面逐漸蔓延。因此，在城鄉規劃、拆遷補償與安置等方面加強正當程序制度建設，以民主、法治的方式為弱勢群體創造組織化參與的條件，就成為守護空間正義的必然選擇。
綜上所述，在生產方式從福特制的規模化、流水線模式轉變為彈性生產、靈活積累的模式后，對空間進行生產的需要與日俱增，因為有限的土地空間資源使得城市內部以及鄰近城市的空間獲得巨大的升值潛力。資本運作機制的積極作用不容否定，但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均衡狀態以及城市內部經濟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比例適當，則不是僅靠資本運作機制就能促成的狀態，因此在認清城市邊界內外可能面臨的空間正義問題后，我們就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空間功能的布局配置問題。
二、歸結為空間功能評判的空間正義關照
在城市規模、邊界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從功能布局的角度評價城市空間的使用情況，可以為實現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平衡關系提供反思的依據。生產空間、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的分類，是在城鄉規劃與土地規劃工作中必然考量的因素。在城市范圍內，濱水空間等優質的生態資源是否喪失公共屬性，民眾開展體育、文化活動是否具有必要的公共場所條件支持，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設施的布局是否合理，這些問題都可以被納入基于空間正義視角的觀察范圍。
（一）抵制侵占公共空間的行為
城市的綠地、濱水空間是稀缺資源。如果放任開發商過度使用甚至直接圈占優質生態空間，就會產生違反空間正義要求的“公共空間剝奪”現象。只有在政府部門的規劃決策環節積極吸納公眾參與，并為公眾持續監督提供表達渠道，才能促使政府部門努力防范、糾正“公共空間剝奪”現象的發生。“空間正義本指在空間生產和空間資源配置中的社會正義，它最早源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都市理論學派和洛杉磯學派的部分學者基于對全球城市危機和空間發展非公正性等焦點問題的批判性反思，也是運用空間辯證思維來解決城鄉發展中帶來的一系列空間不公問題的重要倫理范式。”[5]鑒于近年來多數城市在公共空間的配置方面都做得不夠充分的現實情況，對公共空間的錯時使用已被視為一項有效的變通措施。例如，在中小學的學生放學后，可以將學校的體育運動場地提供給相鄰社區的居民作為健身活動場地。當然，政府需要為此提供必要的補貼以支付學校在修繕、維護場地方面的費用。一些商業廣場收取少量費用供有健身需要的群眾跳廣場舞，也是彌補健身公共空間不足的創新舉措。當然，更重要的應對方式則在于，政府在規劃決策的環節就充分考慮到對各類公共空間的布局需要。在城市邊界尚未穩定的條件下，城鄉一體化目標是確保城鄉建設人本價值取向的關鍵保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反映城鄉一體化程度的首要指標。由于各地的財政情況存在差異、經濟發展水平顯著不同，所以公共服務均等化主要是指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城鎮化過程中的空間正義并不意味著空間資源、機會與權利的無差別均分。”[6]在公眾對于公共空間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大致滿足的條件下，體現分異度的消費空間就可以被視為城市文化多元性、物質條件豐裕度的合理表征。在現實的城市生活中，消費空間擠占公共空間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規制功能缺位，導致商業力量無序地圈占消費空間。
（二）防范居住空間分異的危害
盡管從現實情況來看，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間分異難以避免，但政府需要通過“大混小聚”的住房公共政策引導不同階層的居民在相同的街區內融洽共存。不同的居民小區共用相鄰的公共空間，是承認現實分異狀況但阻止嚴重分化趨勢的必要安排。如果沒有不同階層之間的相互提攜與對照，某一階層可能會受到特定亞文化的影響而淪陷于某種亞健康的生活狀態，從而導致社會關系的整體疏離與對抗局面發生。“當代中國城市發展同時地面臨均質性與差異性兩個難題，協調這種矛盾的一個重要選擇是建構一種建設性的差異性正義，特別是一種‘流動的差異性正義’；不僅要以個體為單位，更要從集體、體制、制度等層面思考城市問題、城市正義；對中國而言，城市與空間正義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找到合適的建構主體、形成合理有效的集體行動。”[7]在我國的城市里塑造“差異性團結”的首要場所或許莫過于城中村。由于政府在戶籍制度、居民福利方面的限制性安排，在城市生活吸引力與農村生活境遇造成的推動力雙重作用下，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選擇在城中村落腳安身，從而確保以較低的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來提高個人及家庭的收入。但是，當城市中的空間生產迅速觸及規模擴張的邊界后，舊城改造就成為資本力量唯一的選擇。對城中村進行推倒重來式的改造，還是進行功能補足式的“針灸式公共設施植入”建設，需要當地政府在民眾現實訴求與開發商利潤追求之間做出調和的選擇。“政府對大規模改造城中村的后果，如空間極化帶來城市活力的喪失，驅趕城市弱勢群體造成的空間隔離，消滅非正規經濟催生的貧民窟問題等應有清醒的認識。一方面，目前的城中村改造政策應緩行，另一方面，地方應綜合整治城中村問題。”[8]例如，當西安的魚化寨這樣的城中村消失蹤跡后，煥然一新的高新區中必然不會再有可以兩人并肩而行的小巷，“一線天”與“貼面樓”、原住民唾手可得的租金以及初到城市的漂泊者在農民房里遺落的青春回憶。這一切都將與這座城市的“小香港”地標，被聳立的高樓、整齊的街道、完善的設施、美好的憧憬所替換。這樣的故事情節大概會在許多城市的舊城改造過程中反復出現，沒有哪一種評價會純然客觀，因此若從空間正義的視角審視，我們也難免會看到一些群體失落與悵惘的身影。對于這種多方利益博弈的局面，我們只能寄望于各方的組織化程度不要有太大差異，行政決策前的公眾參與渠道更加順暢，原住民的土地發展權利獲得更多尊重，從而讓舊城改造后的城市不只剩下高冷的景觀，還能保存著人情的溫暖。因為只有在市井生活里勃然洋溢的煙火氣，才是喚醒城市居民與新市民地域文化認同的情感序曲。
綜上所述，在空間生產的過程中，土地與空間的交換價值可能遮蔽其使用價值，從而使特定的空間產品異化為財富符號的象征，導致經濟能力存在顯著差異的人群難以在高質量居住空間共同生活的現象蔓延。住房與車輛給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對封閉的私人空間，但如果任由私人空間擠壓公共空間的情況發生，就會影響社會關系的整體和諧。只有保護公共空間并促進公共交往的持續，才能有效地打消人們通過居住空間分異的方式自我防衛的幻想。因為過度的空間分異不僅會導致社會階層的固化，而且將誘發不同群體的仇視與對抗，最終使社會走向分裂的境地。只有通過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自治努力，才能使“差異性團結”成為社會和諧的根基。
三、落實于城市權利實現的空間正義追求
在邊界穩定的城市空間功能布局合理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更專注地將視點由外向內轉移，從而對主體性認知的揚棄與社會空間文化認同的構建問題展開分析。社會空間與物理空間、心理空間相比，具有展現主體間關系與主客體間關系的功能。從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同維度，可以看到社會空間內諸種現象的不同影響與意義。空間正義理論就是要從多樣的維度來反思社會空間內的諸種不公平表現，因此我們不能僅從社會正義的某個側面來理解空間正義理論的價值，而應當認識到空間正義理論意圖關照到涉及社會正義的諸多方面問題。
（一）重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體意識
在生產機制由“福特制”流水線、規模化生產向彈性生產以適應個性消費的“后福特制”轉型后，由供給影響需求的批量消費模式開始向強調個性、創意的文化消費模式過渡。在物質產品相對豐富的社會條件下，城市空間和特色景觀都成為文化產業加工的對象，因此個體容易在追求個性的幻想中喪失消費的自主性，異化為沉迷于消費社會商業潮流刺激的“非我”。“在資本邏輯的宰制下，都市空間的意識形態景觀有兩方面涵義：都市景觀的空間拜物教和都市文化的軟政治。空間拜物教以符號化景觀為載體，以商業化消費為內容，通過對景觀符號的心理認同機制構建都市人虛幻的主體意識。文化軟政治以‘解構’政治和‘祛蔽’意識形態的方式重新布控都市空間的意識形態。”[9]在空間生產的過程中，地方的特殊個性可能被同質化的商業交換追求所忽略甚至排斥，因此從文化構建的角度分析空間正義的實現方式，可以提醒人們關注消費社會的商業潮流可能對生活質量造成的侵害。僅靠個體的理性探索很難擺脫都市消費文化的羈絆，因此需要個體以聯合方式重塑城市生活的內容，進而構建對都市文化的多維認同，避免個體異化為“非我”的空間屈從者。“19世紀70到80年代、20世紀20到30年代、20世紀60到70年代都發生過城市危機。每次城市危機都表現為，城市發展出現實驗性時期，城市建設中試錯行為較多，城市發展方向重新定位和改變，同時有解構和重構的過程發生。”[10]在人們對現代社會的理性追求進行反思后，開始注意到多元價值取向解構僵化的理性統合秩序的可能，從而在還原零散認識的非連貫關系基礎上為不同群體的溝通對話創造了必要條件。這種對話過程可能夾雜了劇烈的利益沖突，但正是這種交涉、博弈的抗爭式努力才可以反映出“差異性團結”的現實可能。從這一角度來說，弱勢群體、草根階層爭取城市權利以糾偏空間非正義現象的過程，就成為尋求“差異性團結”的必經階段。
（二）積累理性爭取城市權利的經驗
在愛德華·W.蘇賈的著作《尋求空間正義》中，介紹了草根階層聯合成立的社團提起行政訴訟以抗議公共交通資源不公平配置的案例。這一行政訴訟的勝利促使洛杉磯的市政規劃部門放緩了通往郊區的地鐵建設，而將財政經費傾斜性地撥付到內城地區草根階層急需的公交路線完善方面。通過這一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在法治發達國家中，草根階層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正義價值訴求可以通過訴訟的方式，獲得一定程度的實現。這也是蘇賈強調勞工組織與社區組織聯合行動以維護城市權利的原因所在。“權利的本質是處于復雜‘主體際性’與‘主客際性’關系中旳人的主體性。城市權利是主體性的空間化展開、空間化實現，是人的主體性在空間生產、城市發展這個流動的場域中的具體體現。從傳統的權利觀點來看，城市權利也就是人在城市發展中所具有的主體資格、能力、素養。”[11]通過制度建設為草根階層維護權利的集體行動提供便捷的渠道，能夠以溫和的方式化解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從而增強各階層對制度與所在城市的普遍認同感。通過空間正義視角的反思就是要達成這樣一種扭轉“不平等地理”局面的目標。缺少組織聯系支持的個體就像麻袋里的馬鈴薯，只是偶然地被合力堆放在某一個空間，因此難以獨立承擔追尋那些有利于類似境遇者的長遠目標必然耗費的多方面成本。“從中國的發展現狀來看，中國需要重建空間正義，加強制度與政策的頂層設計；需要 ‘自下而上’的主體參與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構社區政治作為后單位時代集體行動的組織依托。”[12]在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民或城市常住居民都需要通過基層自治的方式，協同解決各自群體面臨的生活難題。就進城務工人員而言，僅靠“老鄉會”等自發的組織形式不足以實現協同自治的目標，還需要依托社區組織、工會等制度化的正規組織分解不同類型的問題，從而實現吸納新市民有生力量、提高基層公共服務質量與增進群體認同感的多重目標。在勞動權利、土地權利獲得必要制度保障的條件下，農村居民以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委會為依托的自治形態，也需要參照城市社區的自治形態進行革新完善，這樣才能順應從“熟人社會”向“半陌生人社會”轉變的時代需要。
綜上所述，對空間正義的追尋需要落實到公民的聯合行動之中，尤其是弱勢群體維護城市權利的集體行動之中。為了確保行使城市權利的居民活動理性、有序，政府需要加速推動制度構建，借助正當程序的安排有效吸納公眾的不滿，并將各方參與者的訴求合理地轉換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有效力量。在當前的國情下，人們很多時候既對公民素質的整體狀況表達憂慮之情，也對司法機關的公信程度存在不容忽視的疑慮，因此通過促進基層自治的方式引導公民提升公共參與的素質水平，并推動政府與法院按照構建現代社會治理方式目標的要求塑造法治形象，就成為增強公民政治主體意識、保障公民城市權利、實現空間正義目標的前提條件。
總而言之，發達國家以漸進的方式、分階段解決了城市發展過程中遭遇的諸多難題，但今天的城市或許依然沒有走出第三輪城市危機。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需要在壓縮的時空條件下面對諸多歷時性問題，因此不僅要探索城鄉一體化的道路，也要迅速應對城市建設、治理中面對的一系列棘手問題。空間正義理論為我們反思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提供了一種有益的思維坐標，提示我們注重在政府、資本與社會力量之間尋求平衡之道，進而明確民眾在城鎮化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按照構建現代社會治理方式的要求，我們需要將民眾爭取城市權利的努力納入民主、法治建設的軌道，確保在基層自治、階層融合的條件下促成社會的“差異性團結”。無論城市的邊界仍在擴展還是趨于穩定，空間功能布局的合理性都是空間正義追問的重要著眼點。只有平衡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的比例關系，人們才可能增強在城鎮化進程中的主體意識與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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