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朝暉 ]——(2004-6-27) / 已閱7015次
懷念謝老
浙江萬里學院法學院 陳朝暉
聞知謝老辭世的消息，是在去年一個夕陽斜照的黃昏。那時的確有些震驚，因為我在2002年歲末出版的《私法》上還拜讀到謝老的大作。老一輩法學家長壽者頗多，近幾年又不斷見到謝老的新作問世，所以我曾堅信謝老當仍十分健康，未想如此出乎意料之外，同時也不禁感喟謝老曾經無奈中斷20年的學術生涯，竟延續到謝老最后的日子。當晚打開電腦，看到一篇篇深情的悼念文字，一位博學而又寬厚的長者形象在我腦海中愈發清晰起來。然而，尚在求學的我當時只是一個觀者，因為我不曾和謝老有過哪怕一面之緣；此近經年，想把久久不能平抑的懷念寫出來，盡管我不曾和謝老有過哪怕一面之緣。
因為本科就讀于一所并不以法學見長的大學，我最初聽聞謝老的名號，竟然已到大四。當時我的同學圍繞一份印刷不清楚的研究生招生簡章，在爭論一部指定參考書《票據法概論》的作者是究竟是“謝懷柑”還是“謝懷梧”。正不可開交之際，一位同學忽然說可能是“謝懷栻”吧，想到當時教授公司法的張舫老師（中國社會科學院１９９７屆民法學博士）曾提起這個名字，一時間大家恍然大悟，并由此憶起不久前張老師上課時所言謝老一段軼事：某位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文中注腳處有《德國票據法》的一段規定。當時謝老作為答辯委員會成員，問該研究生《德國票據法》哪一條有此規定。因為謝老對《德國票據法》爛熟于胸，知無此條方有此一問——張老師解釋說。答辯者詞窮，只得明言系轉引得來。謝老遂正告答辯者，非直接引用定要寫明轉引出處。那次的一字之爭，大家各自零星的記憶拼湊出這件往事，我的腦海中記取了治學嚴謹的謝老。
我大學畢業后攻讀經濟法學研究生，恩師對我民法的學習也時時督促。然民法博大精深，我常常感覺對具體實踐問題還好把握，但上升到理論就一頭霧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時再讀謝老的著作，便有茅塞頓開之感。印象深刻的是我知道物權法定主義的內涵，卻對為什么物權一定要實行法定主義一直心存疑問。后來讀到謝老在《人大法律評論》上的文章，言“債權只涉及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的關系，而物權涉及一個物權人與全社會的關系，所以物權法必須要采用物權法定主義。”就是這樣簡短而簡單的一句話，解除了困擾我多年的困惑。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
我去年研究生畢業、獲得碩士學位之后，到遠離故鄉的一所學校任教。由于一段不愉快的經歷，我一度也曾萬分失落、無限悵惘。此時再讀謝老的《畢業六十年》，但覺與謝老的坎坷經歷相比，眼前的困境根本微不足道；與謝老的寬宏達觀相較，我更加自愧不如。是啊，可以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可以在圖書館暢游書海，可以徘徊于文人雅集，可以專注于著文立言，對一個學人而言，夫復何求。
如今我站在三尺講臺忝為人師，講到物權法定主義，自然地將謝老的論述講述給我的學生；指導學生論文，也不禁提起謝老的那段軼事勸誡學生嚴謹求證、學做真人。學者也許和普通人沒有什么分別，一樣的無權無勢；然而學者又的確不平凡，他們的學說和品格常澤被深遠。我和謝老不曾會面，無緣得到謝老的言傳身教，然而謝老的學術造詣和人格力量，仍然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每憶及此，除了喚起對謝老的敬重和懷念，更多的是感受到自身的責任，從而時時銘記為人師表、精研覃思，唯恐誤人誤己、貽害蒼生。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境界高低，各有分曉，人們對他的離開也有不同的態度和反應：一為“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二為：“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三為“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如今謝老離開我們近一年了，除了親朋故舊、門生弟子，還有許多未曾謀面的人也在懷念謝老。這是另一重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