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建峰 ]——(2004-6-29) / 已閱29270次
論經濟法的價值本質
楊建峰
經濟法在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國的市場經濟同步發展起來的，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經濟法在法學中的獨立地位已經得到大家的認可，隨之關于經濟法理論和實踐的各種探索和研究也逐漸繁榮起來。作為一個法學分支，同其它部門法一樣，必然具有一定的價值，而且由于其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的特殊性，其價值目標也和其它法律部門有一定的差異存在。在這里探討經濟法的價值本質，筆者認為可以遵從這樣一種邏輯談起：價值――利益――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經濟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
一 “價值”的闡述
“價值”一詞被廣泛應用于哲學、經濟學等各個學術領域，對價值的概念，有多種認識，我國學術界普遍認為有如下兩層涵義：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2、是指客觀事物的有用性或具體的積極作用，在這里，筆者認為作第二種解釋較好。
“價值”作為客觀事物一種有用性或積極作用，筆者認為應是客觀事物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屬性產生，包括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它外在的表現為物的有用性或具體的積極作用，即對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夠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東西。這里的物應作哲學范疇理解，即其不僅指物理意義上的物，還包括一切社會觀念性的東西，如：正義、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學者認為：“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關系”，“它產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物的價值是基于其根本屬性產生的，客觀事物所固有的屬性多種多樣，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滿足人的需要，每個人可能只會同其中一個或幾個方面建立起價值關系，而且，這些有用的屬性，有的會自動暴露于人們面前，為人們感知而滿足人們，而有些則不會自動的暴露出來直接展現于人們面前，不能為人們意識到，或即使意識到它們有用，但未能掌握它們的使用方法，人們不能主動的和客觀物建立起一種價值關系，那在這種情況下，該物是否就失去了其價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價值，是否就意味著該物所具有的客觀屬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這樣，那是否更進一步意味著該物的滅失呢？很顯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價值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它離開客觀事物的根本屬性，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客觀基礎和源泉。所以，筆者認為：價值是客觀事物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屬性而產生，它外在的表現未一種有用性或具體的積極作用。
此外，價值雖然具有客觀性，但它又與人們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所制約的需要、利益、興趣、愿望密切相關，受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變化了、發展了，人們的價值標準或所追求的價值及其構成遲早也要發生變化，而且，作為客觀事物根本屬性的社會屬性也會隨之變化，同樣也造成價值的歷史變化。所以，價值還是一個歷史范疇，根本不存在永恒的價值規范和價值標準。
二 “利益”的闡述
利益是和價值相近的一個概念，有些人則完全把利益等同于價值，忽略了二者的區別，在筆者看來，二者雖意義相近，但與價值相比，利益還是具有自己顯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區別開來。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種關系，建立在人與客觀事物之間，這里的客觀事物也包括作為利益主體的人。利益產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產生的基礎是客觀事物所具有的價值，所以，筆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價值的實現。其次：利益具有實踐性，利益作為主體對客體的一種主動關系，是通過人的實踐建立起來的，即人在某種需要的驅使下，作用于客體，同客體建立起價值關系，這時才產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觀性，客觀事物對主體有無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而另一方面，則取決于人的主觀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會脫離于客觀物存在，更不會脫離于主體存在，而且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沒有利益主體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對性，利益產生的基礎是客觀事物的價值，其外在的表現為一種有用性或積極作用，但這種有用性只對有需要的、并通過實踐與之建立起價值關系的主體發生作用，并非對所有社會主體都發生作用，只相對于特定主體而言。所以，筆者認為，利益是客觀事物的價值的實現，這種價值實現是作為利益主體的人基于自身某種需要通過社會實踐與客觀事物主動的建立起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產生的基礎是客觀事物的價值，產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產生的方式是社會實踐。
利益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種類，如根據內容性質的不同，可以分為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據利益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個人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等。
三 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
對法的價值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1、法所要實現的價值，也有學者將其表述為法所中介的價值，即法的目的價值，包括公平、正義、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價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備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質。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即法作為一種工具，在各種利益發生沖突時，它所發揮的一種評價性作用。對法的價值的認識，學術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對法的價值的本質，筆者想談一談自己的認識。就法的產生來看，法是階級利益分化的產物，從這一視角分析的話，可以說利益是法產生的基礎，利益的分化是法產生的前提。而法作為一種政治上層建筑，它所體現的首先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統治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它的意志必然要體現和反映該階級的利益。“法的功能則在于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實質上也即調整各種利益關系”，統治階級將法作為一種制度、一種工具，在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做出一種有利于統治階級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時，在統治階級內部，協調各方的利益，維護一定的利益秩序，通過法這一制度來降低執政成本，鞏固其統治地位，其最終目的也是實現其自身的利益。在這兩種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實現的同時，法的價值也得以實現。法的諸多目的價值，如正義、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筆者看來，都無一例外的可以視為一種利益，而且它們也正是一種以社會觀念形態存在的利益，這種利益可以相應的劃入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疇。而正義、公平、秩序、效益等不過是披著“美麗外衣”的各種利益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筆者認為：法的價值的本質，即是一種利益，但具體是何種利益，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待，根據利益沖突的雙方、沖突發生的社會背景、沖突利益的類型等具體情況考慮。
社會的發展，社會主體的多樣性、主體需求的多樣性，客觀事物根本屬性的多樣性等這些都決定了利益的多樣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體間的劇烈沖突，同時也決定了各種利益的必然沖突，而且，這些沖突是在所難免的，在沖突發生的情況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種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種利益；在制定、適用、解釋法律時，必然會產生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對這些利益如何評價？用什么原則來決定它們相互之間的分量？在發生沖突的情況下，那些利益應該讓位？成為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而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法的利益本位問題，或者說法律在調整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的關系方面發揮作用時，調節的前提是什么的問題。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對個人利益、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相互關系的不同認識之上的。因此，對于法的各目的價值，筆者認為應當做出一定的價值梯度的劃分，而且，法的各目的價值是應該具有價值梯度的。如果從法的整體性或抽象性來看，正義、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價值應是平等的，都作為法共同的價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為利益調整的工具，其作用體現在“社會失靈”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出現利益沖突的情況下來發揮其作用的，而且，作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會生活中是不具體發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實現則要靠具體的各部門法來實現，而各部門法，都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每一部門法如果都將這些目的價值作為其平等的價值目標而存在的話，則會陷入一種自我糾纏、難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筆者建議在各部門法中，根據其調整對象等具體情況對法的目的價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劃分，這樣有利于目的價值的系統化，有利于各部門法的立法和實施。有學者認為由于不能對法的目的價值足夠精確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劃分價值梯度。但筆者認為：該論斷理由是正確的，但結論卻絕對化了。誠然，作為社會觀念形態的正義、秩序、安全等法的價值是無法量化的，但是，無法量化并不意味無法進行比較。在利益沖突沒有發生時，沖突雙方和利益類型是不確定的，但在具體利益沖突發生時，沖突利益的類型及沖突雙方就確定了，這時，作為法的價值本質的利益就可以相對量化進行比較，“兩利相較取其大，兩害相較取其小”，并不是要將其絕對數量化以后才可比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絕對順序化的書面的1、2、3、4……的東西來展示給大家。所以，價值梯度的確立應作為一種原則性的指導，不能陷入教條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這種劃分，要根據沖突發生時的具體情況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 經濟法的價值及價值本質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它的價值如法的價值一樣有如下三層含義：1、經濟法所要表現的價值，即經濟法的目的價值，它要表現和促進哪些價值。2、經濟法自身的價值，即經濟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價值。3、經濟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即經濟法在其所調整的領域內發生利益沖突時，它所發揮的評價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對經濟法價值的分析，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一是經濟法產生的背景，二是經濟法的體系。
一 經濟法產生的背景
早期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完全競爭的社會，社會的每個主體在經濟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這種社會模式的形成與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重農主義思想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亞當·斯密基于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自由主義提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它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這種要求，人類的利己心促成了變換”，他認為，每個人雖然追求的是個人利益，而沒考慮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級的，“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般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來，政府對自由秩序的干預都幾乎是有害的，抽象為“經濟人”的個體在自私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他們好像為“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實現公眾的最佳福利，這是所有可能出現結果中最好的。產生于18世紀中葉的法國的重農主義，把農業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個社會領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張自由放任。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認為：“社會是一個個人的總和，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只要每個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終也就達到了社會的最大利益”。在這幾種思想的影響下，早期的資本主義舉行完全競爭，國家在社會生活中只充當了“守夜人”的角色，對社會經濟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這種思想在當時占據了主導地位，政府也就作為一個“夜警政府”，除賦稅外不再承擔任何經濟職能，因為他相信，他所統治的“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可以自動實現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也就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這幾種思想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它們犯了一個共性的錯誤，他們都忽視了社會關系的存在，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把人看作是絕對獨立的個體，而社會是一張“關系之網”，每個人都處在這張網之中，牽一發而動全身，個人利益最大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發生沖突。但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生產和資本進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嚴重的后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話。社會經濟過度集中，各種形式的經濟壟斷大量出現，工人大量失業，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市場秩序遭到“理性經濟人”的嚴重破壞，整個社會處于近乎癱瘓狀態，這時，充當“守夜人”的政府發現，他們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來只是一種理想，放任主義非但沒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增加，反而對其造 成了破壞，于是，應運而生的凱恩思主義通過主張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不僅拯救了資本主義世界，也促成了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的誕生。同時資本主義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經濟法”也應運而生。所以，從這一時期看，經濟法在誕生之初，就承擔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維護國家利益，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實現社會公平的職能，而作為國家干預經濟之法的經濟法，它最后所要維護的仍然是一種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
二 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多層次。門類齊全的經濟法部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其主要內容包括市場管理和宏觀調控兩大部分。
市場管理法究其本質是國家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依法適度干預，而其根源則是市場失靈。它的宗旨在于重現和復制公平的市場交易活動，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屬性、主要優點和發展動力，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促進和維系市場自由競爭，而要實現這一點，最根本的在于賦予和保障市場自由競爭權，作為市場管理法核心和基礎的市場競爭法很好的承擔了這一職能，它的建立旨在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通過禁止不正當的競爭行為和限制競爭行為，為社會各主體創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提供給大家公平競爭的機會，在全社會實現競爭民主。
宏觀調控法其本質是國家通過經濟政策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法律手段，和市場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預是間接的，他主要通過一些諸如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經濟性的政策來影響市場主體的具體經濟行為選擇。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流的無政府主義經濟，宏觀調控可以校正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協調市場經濟的總體平衡，調節市場經濟的發展態勢，維護市場經濟的宏觀秩序，抑制市場主體的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凱恩思的全面干預，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礎上的干預和干預下的自由相結合，政府已經認識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個人利益絕對最大化所能實現的，社會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經濟上的利益，它隨著社會的發展，已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筆者認為，它應當包括經濟秩序，社會公德，經濟資源與機會的共享，人類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會利益是處在社會中的個人實現其利益的基礎，沒有社會利益的存在，個人利益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會利益，個人對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但其本質又是個人利益，不過它所強調的是每個社會個人的個人利益，是相對于單個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和國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極強的涵蓋性、廣泛性和更強的整體性。
所以，從經濟法的產生及其體系看，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良好的經濟秩序、經濟民主、社會公正。1、經濟秩序。經濟法的價值目標在于實現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只有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社會主體才能“最自由”的實現自己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二、經濟民主。經濟法通過維護經濟秩序，建立良好的經濟環境，賦予社會主體平等的、自由的競爭權，機會均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實現自己的利益。經濟法通過國家干預，保證每個社會主體的最大民主，從而實現了社會的最大民主。三、社會公平。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利用稅收杠桿調節個人收入，均衡社會財富，通過社會保障實現對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過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代際之間的公正。經濟法作為一種工具，在對利益沖突雙方進行調整和評價時，無不依據其價值進行，而其價值就其本質來看乃是屬于社會利益的范疇，所以，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本質，乃是社會利益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