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敏 ]——(2004-7-9) / 已閱37503次
試論受賄罪主體
作者：丁敏
單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人民法院
內容提要
本文分為七個部分，除了引言外，主體內容有六個部分。首先，簡要介紹了國內外關于受賄罪主體范圍的有關規定，接著對我國受賄罪主體的范圍作了多角度分析，重點闡述了“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認為國家機關就是指國家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軍隊機關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機關、人民政協的各級機關。至于在那些原先為行政機關而現在為總公司的組織中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而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四種，即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再次，對“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家屬”能否成為受賄罪主體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一般情況下，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不屬國家工作人員范圍，也不存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問題，國家工作人員家屬不能獨立構成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成為受賄罪的共犯。
一、引言
貪污賄賂犯罪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隨著階級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是剝削階級、剝削制度的產物。它發源于統治階級內部，又對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古今中外，掌握政權的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維護統治地位，都十分重視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懲罰和抑制。當前，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貪污賄賂犯罪仍顯不斷蔓延擴展的趨勢，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對貪污賄賂犯罪有關問題進行研究非常必要。為此，本人擬就受賄犯罪主體的有關問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
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犯罪問題日益突出，而通常被作為經濟犯罪之一種的受賄犯罪也由于諸多因素的作用表現得十分明顯，不僅嚴重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履行公務活動的廉潔性，對國家機關、國家工作人員的聲譽造成嚴重的損害，而且也成為社會的一個毒瘤，在各方面都影響著經濟發展、政治清明，乃至影響到社會穩定。有鑒于此， 1988年1月21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該《補充規定》第4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同1979年刑法第185條以及《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的有關規定比較，它將受賄罪的主體由1979年刑法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擴大為“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
1997年修訂的現行刑法典將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草的反貪污賄賂法合并編為刑法典的一章。現行刑法典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罪論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其他人財物的，以受賄罪論處。”與前引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相比較，主要的變化是受賄罪的主體又重新恢復到1979年刑法第185條規定的主體范圍，即只限于國家工作人員而對于公司、企業人員的受賄行為則單獨規定了罪狀以及法定刑，即第163條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二、國外關于受賄罪主體范圍的規定
考察外國的立法例，關于受賄罪的主體大體有以下幾種規定方式：（1）一般主體。例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規定，無論是否公務員，只要對于具有社會意義 的事件作出決定或因執行這種決定，而收受賄賂或同意收受賄賂的，均構成受賄罪；但如果是公職人員受賄，應當加重一定的刑罰處罰。（2）公職人員。阿爾巴尼亞、蒙古、保加利亞、朝鮮等國家的刑法都規定了受賄罪的犯罪主體只能由公職人員構成，但公職人員的具體范圍各國的規定并不相同。（3）特別公務員。有的國家刑法典除了規定了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公務員之外，還設專款規定了特別公務員（如法官、仲裁人等）的受賄罪。如保加利亞刑法規定了審判員、陪審員、檢察員、偵查員的受賄罪；德國刑法典也規定了法官和仲裁人的受賄罪。（4）準公務員。有的國家刑法把將要成為公務員的人規定為受賄罪的犯罪主體。如日本刑法規定了將要成為公務員或仲裁人的關于自己將要擔任的職務的事情，接受請托而收受，要求或約定賄賂，構成受賄罪；韓國刑法規定，將擔任公務員或仲裁人之人，接受請托而收受，要求或約定與該職務有關之賄賂，成立受賄罪。（5）曾為公務員。有的國家刑法把已經離任的公務員規定為受賄罪的主體。如日本刑法規定，曾任公務員或仲裁人的人在職時接受請托，離職后收受賄賂的，構成受賄罪。①
三、我國“國家機關”的范圍
根據我國現行刑法典第385條的規定，受賄罪的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現行刑法典第93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根據第93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由此出發，國家機關范圍的界定就是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一個重要前提。目前我國刑法學者對國家機關界定的不同觀點：其一，認為“國家機關”就是指從事國家管理和行使國家權力，以國家預算撥款作為獨立活動經費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具體包括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以及軍隊系統的各級機構 。②其二，認為國家機關除了上述范圍以外，還應當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機關以及政協的各級機關。③其三，主張國家機關應當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機關、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軍隊的各級機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級機關以及一些名為總公司但實為國家行政部門的機構 （如石油天然氣總公司、電力總公司等）。該觀點認為那些名為總公司但實為國家行政部門的機構，并不適用企業的經營機制，而是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從事行政管理的職能部門，因而其本質上仍是國家機關 。④
本人認為，界定“國家機關”的范圍，必須基于法律的規定，但同時又不能拘泥于條文本身，而應當結合實際，因為法律本身的規定亦可能存在矛盾。我國現行憲法第5條第3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在這里，武裝力量、政黨、國家機關是并列的，不存在包容關系；但是憲法第3章關于國家機構的規定又包括權力機關、行政機關、軍事機關，顯然，這與憲法第5條第3款的表述是矛盾的。由此觀之，如果想當然地認為國家機關包括了軍隊機關，在法律上是沒有依據的。要認定“國家機關”范圍，必須回到現行刑法第93條的規定來，并從總體上理解其準備含義。該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其中共提到三類組織，即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這種分類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組織和政協組織是包含于國家機關之中的。因為對政黨和參政議政黨，作為基本法的刑法不可能不作出規定，從第93條看，它們不能屬于人民團體和社會團體，只能屬于國家機關。從刑法分則的規定看，國家機關也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和政協組織。分則中第九章是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主體的瀆職罪，第八章是以國家工作人員為主體的貪污賄賂罪，兩相比較也可以發現這一結論。譬如行賄罪的對象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執政黨各級機關完全應成為行賄罪的對象，故而從立法的嚴謹性來說，共產黨和政協理應包含在國家機關之中；在純粹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主體的瀆職罪中，若不包括中國共產黨和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則會遺漏在這些機關中的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亦會使法網有失嚴密。再比如，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刑法第167條）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刑法第406條）的主體分別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國家機關中的工作人員，從保護公有財產的角度并結合刑法第93條對組織的分類看，立法者也是將共產黨和政協機關劃歸國家機關的。另外，從我國憲法的綱領性規定看，中國共產黨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起著領導作用，人民政協是參政、議政機關，這是我國的國體和政體，作為基本法的刑法必須體現這一點，若僅僅拘泥于某個法條的規定，斷定國家機關不包括共產黨組織和人民政協，則未免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嫌。至于目前在我國存在的名為總公司實為國家行政部門的機構，本人認為不應視其為國家機關，它們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過渡性機構，其改革的方向是經濟管理機構，與國家機關有本質上的差別。而且我們在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的這些情況的考慮要慎之又慎，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否則會壞了我們經濟發展的“大事”。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1997年刑法典第93條所稱的國家機關就是指國家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軍隊機關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機關、人民政協的各級機關。至于在那些原先為行政機關而現在為總公司的組織中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顯然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但不應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
四、對我國刑法中“公務”的理解
從刑法第93條的規定看，國家工作人員和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其共同的本質特征就是“從事公務”。因此，如何準確理解刑法上“從事公務”的含義，乃是正確界定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核心問題。
從最一般意義上講，公務泛指一切公共事務，既包括國家性質的公務，也包括集體性質的公務。刑法第93條所說的“公務”是指什么？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界存在四種不同的觀點：其一，認為“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對公共事務所進行的管理、組織、領導、監督等活動⑤ 。其二，認為“從事公務”就是“依法履行職責的職務行為以及其他辦理國家事務的行為”。⑥其三，認為“從事公務”是指“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單位中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⑦其四，認為“從事公務”是指“依法所進行的管理國家、社會或集體事務的行為”。⑧本人認為，“從事公務”應當是指代表國家利益進行的管理各種事務的活動。它具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對各種事務進行管理。這里的事務比較廣泛，既可以是社會事務，也可以是集體事務，甚至是個人事務（如離婚訴訟），但是一旦被納入國家管理活動的范圍即變為國家事務（國家事務的含義一般是指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進行介入、管理的事務）的內容。二是國家利益性，即這種活動是從國家利益出發，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它體現的不是某個個人、集體、團體的利益，而是國家的利益，并且刑法本身保護的也是社會利益，國家利益是其應有之意。換句話說，“公務”的本質就是國家利益代表性和管理性，它所管理的對象是各種事務。
從刑法第93條規定的內在邏輯性看，無論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是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就是“從事公務”，在人員的身份上并無限制，因而在司法實踐中亦應按照該標準合理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避免僅以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來判斷是否為國家工作人員。顯然，打破“身份論”是改革的趨勢，也是司法實踐的要求。特別是人事制度的改革，許多企業、事業單位已完全打破了員工身份上的限制，實行競爭上崗，昨天還是管理者，今天可能已是普通員工。因此，無論從刑法的精神還是從現實社會生活來看，以身份來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已不合時宜與法理。只有緊緊抓住“從事公務”的本質特征，才能準確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
五、現行刑法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
本人認為國家工作人員有四種：第一，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第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第三，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第四，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一）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根據前面對國家機關的界定，我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要指以下幾類人員：
1、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2、國家各級權力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即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3、行政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即國務院及其所屬部、委、局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管理機構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4、審判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以及專門法院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5、檢察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即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及專門人民檢察院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6、軍隊各級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7、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國有公司是指公司財產屬于國家所有的公司。國有企業，是指財產屬于國家所有而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國有事業單位，是指國家投資興辦、管理、從事科研、教育、文化、體育、衛生、新聞、廣播電視、出版等事業的單位。人民團體，是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各級工、青、婦等人民團體。
在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呈現多樣化的趨勢。事業單位的組織形式出現了國家辦、集體辦、民辦及合辦等形式；性質上也有營利性、公益性之分；由國家興辦的事業單位，其經費形式也出現了全額撥款、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三種不同形式。顯然，國家投資興辦、管理的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是國家工作人員，其他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目前還沒有含國有成分的合辦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我國是指，“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職能，由國家編委統一制定編制，費用由國家財政支付，沒有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團體，一般指以下幾種：工會、共青團、科學技術協會、婦聯、華僑聯合會、臺灣同胞聯誼會、全國青年聯合會、全國工商聯合會。”在這類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但是，1989年10月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規定的社會團體與上述人民團體在經費來源，編制、職能方面不同，該類社會團體中的工作人員（受國家機關委派的除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
（三）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這類人員是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他們代表國家，為了國家利益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公務，他們的權力來自于“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無論其先前身份如何，只要是受委派從事公務的，即應視為是國家工作人員。
（四）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這類人員是指除上述三類人員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這條規定更加明確了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公務性”，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原本不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農民、演藝員、運動員、專職教師、專職科技人員、個體手工業者等的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審員、人民檢察院的特邀檢察員、監察部門的特邀監督員、公安機關的聯防隊員等。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解釋，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屬于刑法第93條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1、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
2、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
3、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
4、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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