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興焱 ]——(2004-7-21) / 已閱12329次
對暴力犯罪的社會學反思
段興焱
周永康部長在第二十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必須“重視社會科學在公安工作中的運用，加強公安理論研究，為公安工作的長遠發展提供理論支撐。”人們知道，近些年來，我國不斷深入開展的嚴厲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沉重打擊了違法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較好地維護了社會的政治穩定和治安穩定。然而，由于種種因素，全國各地的違法犯罪尤其是嚴重的暴力犯罪案件仍然居高不下，一些犯罪分子在實施殺人、爆炸、投毒、搶劫、放火等暴力犯罪的過程中，心理之狠毒、手段之殘忍，幾乎達到令人發指的地步。僅以2003年為例，11月3日，被列為公安部2003年頭號掛牌督辦的犯罪嫌疑人楊新海涉嫌在皖魯豫冀殺害67人的驚天大案、11月12日，所破獲的河南平輿縣17名青少年被殺案、深圳破獲的數名求職女青年被殺案等等。對待這些類似于恐怖行徑的暴力犯罪，盡管公安機關在偵破整個的案件過程中，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由于自身乃至其他政府部門所共有的傳統工作模式和思維定勢，對社會公眾的知情權、信息自由、信息公開的認識不足，忽視了據此搞好警察公共關系，有意或無意地阻塞向社會公眾發布有關暴力犯罪案件真實信息的渠道，造成社會公眾對案件的不認知，給他們帶來了心理上的恐慌，社會上因此而產生的各種流言蜚語滿天飛，當地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在公眾中的信任也隨之產生了危機。據此，筆者試圖結合周部長指示精神，從暴力犯罪的社會學角度略作反思與探討。
一、 社會認知的多元化與自我認知的茫然性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國民眾已由原來單一的對經濟發展的強烈需求轉到對社會秩序的穩定與發展、社會事務的公正與公開等多方面的強烈需求，同時，隨著人們思想的開放，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也走向多元化，從而對社會的行為、風氣、發展有著多樣性的認識與歧異的看法。必須看到，這種社會認知的多元化包含著公眾自我認知的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比如社會公眾對待所發生的暴力犯罪現象，常常是一方面對公安機關打擊所作出的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懷疑公安機關防控、打擊不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認定公安機關與犯罪分子“警匪一家”、“姑息養奸”。社會認知的多元化與公眾自我認知的茫然性，往往使得許多人對自己眼前和未來在社會上的安全地位抱有不確定感，這種情緒極易感染，一起暴力事件的產生，隨之而來的是很有可能在公眾之中引起強烈的心理反應和茫然的行為表現。2002年4月，江西九江市接連發生兩起飲食攤點投毒案，一時間，市民幾乎談“食”色變，甚至不敢到所有的飲食攤點及飯店用餐，大批早點、飯店因之而門可羅雀。針對這種狀況，九江市公安局當機立斷，及時召開全市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各界通報了案件事實真相和抓獲化名“張學友”的犯罪嫌疑人的詳細經過，從而及時澄清了各種謠言，取得了市民的共識，社會上也因此很快恢復了往日平靜。
二、保護公信力與拓展信息渠道
社會學認為，社會上正常的信息渠道一旦受到了阻塞，公眾之間的流言就會產生，而流言傳播的內容則主要是一定時期內在社會上或群體中互相關心的消息，這種消息一般又與人們的切身利益直接關聯，或者與個人與群體利益有著間接關系的。對于社會治安方面來說，由于任何違法犯罪現象都會或多或少對公眾造成心理上的陰影甚至是利益與生命的直接損害，而暴力犯罪尤為甚之。故而，公眾對暴力犯罪有關信息極為關注，公安機關如果僅僅滿足于“關門辦案”、“閉門抓人”，而不愿向公眾及時透露案件的有關真實情況，就有可能引發社會流言和公信力危機。從幾起典型的連環殺人案在公眾之間的種種傳播來看，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2003年11月14日，河北省《燕趙都市報》以《65條人命惡魔在滄州落網》為題，率先披露了這一消息，立即引來各家媒體及各大網站的極大關注，許多民眾紛紛追問：為什么不早一點向我們通報案情？為什么沒能早一點破案以至于被殺這么多人？為什么不早一點向我們公眾提示自我防護措施？為什么不相信公眾對犯罪信息的判斷力？法新社甚至就此事報道說：“令人擔憂的是，最近破獲的幾起謀殺案說明，中國警方認為不需要向公眾通報連環殺手案件”，該報道認為，如果警方及早向公眾通報連環案，民眾既可以加強自我保護，還可以給警方提供線索，“但警方沒有這么做，殺人者得以繼續行兇”，“中國政府向來不愿透露可能引發公眾恐慌的信息。中國的犯罪數據沒有完全公開，只有已經破獲的案件才會在許多有關犯罪活動的電視節目中得到報道，那可以從積極的角度展現警察的工作。”
“不愿透露可能引發公眾恐慌的信息”必將造成“公眾恐慌”，從而引發公信力下降，同時也決非是“從積極的角度展現警察的工作”。2003年2月6日，廣州“非典”進入發病高峰，廣東全省發現“非典”病例218例，《羊城晚報》2月15日以題為《手機短信流言紛飛 報紙電視穩定人心》一文談到：2月10日晚，廣州因為人們競相用手機傳遞疫情信息而造成網絡癱瘓，疫情信息的傳播遠遠超過了病情本身。2月12日，廣州市場甚至出現了大米、食鹽、食油搶購現象，有的商家乘機哄抬物價。由此可見，社會每發生一起重大事件，如果公眾沒有得到政府權威部門及時、準確的信息引導，公眾之間的流言便會越傳越多，越傳越廣，漸漸地也越傳越離譜。基于這個道理，當社會上發生暴力犯罪案件之時，公安機關就應該及時站出來以事實說話，這樣，公眾之間無論是多么繪聲繪色的流言，都將在確鑿的事實面前不攻自破。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充分尊重公眾的知情權、話語權，大力拓展信息暢通渠道，把公眾欲知、應知、早知的信息及時、準確、完整地告訴公眾，保護公安機關自身的公信力不受損害，并相信公眾對暴力犯罪的分析和辨別案件信息的能力，相信他們對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方說，某地一紡織廠附近，短期內接連發生數起晚上下班的女職工遭歹徒強暴的案件，公安機關就應在一面加大辦案力度的同時，一面及時告之附近女職工歹徒作案的特點、時間、體貌特征、人數等等，以提醒她們加強戒備和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并隨時向公安機關提供所掌握的一切線索。事實證明，這樣做，既有助于公安機關及早破案，又有益于統一社會認知，形成打擊合力，這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從積極的角度展現警察的工作”。
三、 健全社會打防控體系與完善警務公開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中國要“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和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2003年3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強調：要誠懇接受輿論和群眾的監督，高度重視和解決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要經常發布政務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暴力犯罪的不斷攀升，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社會打防控體系尚不夠完善，致使犯罪分子常常有隙可鉆，有機可乘；另一方面則說明我們警務公開的制度還不夠健全落實，造成公安機關在打擊暴力犯罪過程中難于取得社會公眾的共識和信任，從而形成合力。
首先，從社會的打防控體系來看，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原先構成我們這個社會基礎的群體－－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群體不斷縮小，甚至不復存在，市場經濟則把許多個人從各自原來所屬的群體中分離出來，而保留下來的單位組織也不是原來計劃經濟下的群體，它們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千方百計減免支出，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放松或放棄了對個人利益與安全的保護，導致許多社會成員處于一種相對弱勢甚至受到歧視的狀態，進而使得他們對于自身的利益、安全乃至尊嚴更加敏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部門尤其是公安機關如果不“與時俱進”，及時拓寬社會公眾的知情權、信息自由和信息公開的途徑，向他們發布有關的政務和社情信息，當社會上一旦發生暴力犯罪的消息傳開，公眾之中尤其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就難免有人混淆案件事實真相，難免有人產生擔心、害怕、甚至恐懼心理，進而憂慮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與保障會被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門所忽視，便要自主尋求能夠有效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與生命安全的信息與途徑。比如親朋好友之間的信息互通有無，社會安全防范的道聽途說，甚至借助境外的媒體，以為惟有境外的媒體報道才會公正、客觀，造成眾說紛紜，茫然不知所措，各種流言蜚語也就會應運而生，以至發展到有錢或有權的人花錢聘請私人保鏢，而更多的人則惟有避之不及。這么一來，盡管公安機關在以后的積極防控、打擊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各地還因此相繼建立了集防控、打擊于一身的“社區警務”網絡，著力提高見警率，但仍不足以給社會公眾帶來心理上乃至事實上的全方位、快速、高效安全保障。為此，公安“二十公”大會提出：要在未來的五年內，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工作機制，增強發現、控制、處置能力，形成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應急反應機制，就是要從根本上扭轉我國社會防控、打擊違法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被動局面。
其次，從警務公開的要求來看，長期以來，公安機關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既在維護當地黨和政府形象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充當著維護著自身公眾形象的角色。因此，一旦社會上發生令政府和公安機關自身感到被動、難堪的暴力案件之時，多數的公安部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盡可能地縮小公眾知曉范圍，能捂則捂，能蓋則蓋，以免影響形象、引起恐慌、妨礙穩定，更有少數的公安機關甚至對新聞媒體采用下達“封殺令”的極端做法，造成社會公眾對公安機關的認知不足、公信力下降，亦使得公安機關自己所倡導的警務公開制度幾乎流于形式。事實上，如同饑餓只有與食物結合、友情需要只有與別人真誠結合、企業家對財富的追求只有與利潤結合一樣，公眾對治安信息尤其是將給社會帶來嚴重危害的暴力犯罪有關信息的知情權、信息自由和信息公開，原本有著千絲萬縷、如饑似渴般的需求。從實現民主和法治的長遠要求的角度來看，警務公開需要從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信息自由和信息公開這三者入手，因為這三者是密切相關的：僅有知情權，而沒有信息公開的法律制度，知情權就會落空；而沒有知情權，當然就不可能有傳播信息的自由；至于一旦有了獲知的情報信息的權利，但又無傳播自由，則事實上是剝奪了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知情權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上述公安機關的做法，由于割舍了社會公眾的需求，既損害了公眾的知情權、信息自由和信息公開等權利，又忽視了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捂”與“蓋”早已是一種徒勞的做法。無數的事實反復證明，當暴力犯罪的事實發生之后，公安機關對待事件的“捂”與“蓋”，只能造成事實的真相在公眾之間的非常態、扭曲性的傳播，而此后，當公安機關需要出來對事實真相進行澄清和更正的時候，便要付出比“捂”與“蓋”更大的代價。
列寧曾經說過：“完全的公開性”是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列寧全集》第五卷第448頁）。在我們正大踏步走向民主、走向法治、走向開放的今天，當社會上暴力犯罪案件發生后，公安機關必須加強及時與社會公眾的溝通，必須有理性地放棄掩飾與護短的本能。這就需要倡導公安機關應當充分利用各種現代化的信息傳播手段，對暴力犯罪所帶來的社會公共問題及時公開、及時疏導民意、及時引導輿論；同時，要建立網絡式而不僅僅是傳統垂直的信息管理系統，形成立體的、高效的信息傳播機制；還要改革、建立公安機關對暴力犯罪信息發布管理制度，提高公安機關新聞發言人的水平。除非涉及國家安全，公安機關對社會公眾“據實以告”，既不能看成是對他們的“恩賜”，也不能當作是公安機關自己的“欽定”，而只能把它當成是公安機關在法律意義上的一種義務，同時，這也是我們處理暴力犯罪最好的、惟一的原則。這亦是筆者對暴力犯罪社會學反思后的一種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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