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健 ]——(2004-7-24) / 已閱61770次
死刑之具體運用便體現在司法之上。在目前我國的死刑刑事政策和立法表征對死刑的重視，司法實踐中，對于死刑往往也極其青睞。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只有中級人民法院以上方可審理和判決死刑案件。筆者在一些中級人民法院門口經常看到張貼死刑犯人罪行的判決公告，而且更替頻率頗高，有時甚至一周換一批，可見我國目前在司法實踐中，一年所判處的死刑犯何其之多。而且即使這樣，人們還覺得死刑的判處率不高，要求多判重刑，多判死刑，從而來控制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值得注意的便是2003年，全國著名劉涌案，在二審法院改判為死刑緩期執行后，在某些壓力下，最終判處了死刑立即執行。筆者無意質疑法院的判決，但是這個案子正好體現了我國目前司法界對于死刑的態度：對死刑的極度青睞。另外司法實踐中往往忽視自首、立功等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在一些罪行比較嚴重的案件中，審判人員往往忽視這些情節，仍然判處死刑。
總之，目前在國內犯罪率繼續走高，在法官對犯罪嫉惡如仇的心理狀態下，死刑的威信與作用被極度的夸大，人們希望對罪行較大的犯罪人判處死刑，司法人員為了迎合公眾的報應心理也遵循了人們的意志，死刑被迷信化，導致死刑在司法實踐中大量應用。
五．我國死刑制度的命運
我國目前的刑事政策、立法和司法對死刑都報一種極其青睞的態度，公眾對待死刑也失去了那應該有的冷靜心態。而死刑的價值也沒有得到人們正確的認識。在這種狀況下，死刑似乎已經走進了迷途之中，但是隨著學界對死刑的不斷啟蒙分析，人們對于死刑的內在價值逐漸的看清，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死刑問題的嚴重性。而持死刑廢除論的隊伍在我國逐漸壯大，，現實中要求廢除的呼聲越來越大，那么我國的死刑制度到底將何去何從，它的命運又該是如何的呢？
（一）我國死刑制度的現實命運
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或者從形式上廢除了死刑，但是這并非意味著目前的我國，也要廢除死刑。任何制度的存在與發展、產生與消亡都與其一定的物質條件相適應。另外制度的存在與否也要考慮社會國人的感受，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言:“一個健全的法律（同時也指制度—筆者注）,首先就應回應該社區人們的真實感受和要求,無論這種感受和要求是對還是錯.如果法律不幫助人們,人們就會從法律之外的行動來滿足自己的報仇激情,法律就別無選擇,就只能滿足這種渴求本身,并因此來避免私人報復的更大邪惡。而在這一刻,法官,無論是個體還是作為造法者,所鼓勵的并不是這種復仇的激情”。[21]因此對于我國制度的命運我們應該從我國物質條件和人文背景進行分析。
1. 從物質條件看我國死刑制度
我國《憲法》在序言中已經指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物質基礎的滯后，人們對于財產關系、經濟秩序看的十分重，以至財產關系、經濟秩序與生命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甚至大于生命價值。也正是如此，人們對于經濟犯罪的評價更為的接近甚至超越了侵犯生命類犯罪。而在這樣的價值觀引導下，對一些財產型犯罪、貪利型犯罪像人身型犯罪一樣被處以死刑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另外勞動力的過剩也是導致我國對生命價值的相對輕視。人便是生產力的基礎，但我國現階段，生產力供大于求，因此也不可能出現廢除死刑來保護生產力的狀況。因此我國目前缺乏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
2．從人文背景看我國死刑制度
從國外死刑的廢除歷史看，死刑的廢除需要一定思想基礎。基于死刑的價值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死刑不人道是死刑廢除最為合理的立論，但是死刑不人道的并未成為我國民眾的一個基本認識，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是我國缺乏類似西方啟蒙運動那樣的權利思想宣揚運動。“自由、民主、博愛”為西方啟蒙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廣為當時民眾的認可，在這些權利思想的引導下，人道性也必定受到人們的重視，最終才引發西方的死刑存廢之爭。但從我國的歷史看，我國從未接受過類似啟蒙運動的思想傳播，反而數千年的封建思想禁錮著人類的文明思想，一些原始的思維如“殺人者死”“以牙還牙”等等思想長期的在社會中得到宣揚。現實中，人的權利、尊嚴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生命并非是至高無上，人們一談到死刑廢除就以犯罪率高等因素進行反駁，生命價值的保護并沒有真實的得到承認。另外數千年的非文明思想觀念源遠流長，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改變的。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國現階段也不具有廢除死刑的人文思想基礎。
（二）我國死刑制度的未來命運
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死刑在現階段不能廢除。那么我國的死刑制度的道路將會怎樣走下去呢？這就涉及到死刑的未來命運問題了。基于上文死刑價值的分析，筆者認為我國死刑制度也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慢慢的走向消亡。從上文的價值分析可以看出，死刑在當前我國社會具有公正性、效益性，但不人道。而人道性的重要性越來越為社會與公眾所認知和認可，而綜觀我國歷史和國外死刑觀念的改變史，人道性逐漸的在“吞噬”公正性的存在基礎，死刑的公正性這個命題也逐漸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礎。而如果一個制度喪失了其本身價值的時候，他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公民和社會的認知基礎，也將為公民、社會所遺棄。雖然目前我國的物質條件、人文背景都不允許我國立刻廢除死刑，但是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一系列經濟建設政策下，我國的物質條件在逐漸的得到改善和提高，生命價值的認知地位也在穩步的提升，物質條件限制必定在未來的某天不再成為我國廢除死刑的攔路虎，另一方面國人的文化背景也在逐漸改變，在世界人權概念和民權觀念的宣揚和普及，我國社會逐漸的在形成一個文明的文化背景，因此那種文化背景限制也將在未來的某天得到解除，文化背景限制也將不再成為死刑廢除的絆腳石。在這種事實狀況下，我們完全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未來的某天，我國死刑制度必將滅亡。
死刑的滅亡是一個最終結果，但是這個過程會是如何的呢？伯恩斯坦認為“結果無關緊要，意義在于過程之中”。[22]因此對于死刑滅亡的過程是我們認識我國死刑制度命運所必須認識的重點。筆者認為死刑的價值變化將決定死刑的過程。死刑是一個具有效益性、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罰。死刑公正性是死刑價值的核心，但人道性向公正性的逐漸滲透，影響著公正性價值的評判，并最終將顛覆目前死刑公正性的基礎。另外在當今人權概念的普及，人道性逐步看重的前提下，死刑的滅亡過程必將是漫長的和曲折的。參考國外死刑廢除的道路看，筆者認為死刑廢除的過程將是一個死刑限制過程。結合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筆者認為死刑的限制必定從死刑的刑事政策、立法與司法方面進行。
1.死刑刑事政策的限制
我國的刑事政策一直是“不可不殺”、“盡量少殺”、“防止錯殺”、“可殺可不殺的，不殺”等，但是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這種刑事政策在嚴打期間卻經常變味。而刑事政策“靈魂”，起統帥作用，因此對于刑事政策的限制就顯得十分重要。死刑刑事政策的限制從目前的口號化向實質化發展。即刑事政策不再是幾個口號，而是真正對死刑限制起引導作用的實質化方針。形成一種鄧小平所講的“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后還要繼續打擊下去，但是只考打擊并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兩翻、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思維。以此種方針來弱化刑罰的報應性、懲罰性，在刑事政策上限制死刑，從而為死刑廢除奠定一定基礎。
2.死刑立法的限制
刑事政策限制固然是死刑限制上的“靈魂”，但是立法限制則可以說是靈魂統帥下的肉身，是死刑限制的根本。死刑的立法限制在于死刑罪名的限制、死刑主體限制和刑罰結構的調整。
（1）.死刑罪名的限制。目前我國《刑法》分則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瀆職罪以外，每一章都規定有死刑罪名。而基于死刑價值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死刑只有配置于保護法益價值大于生命價值的罪名上，例如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方符合具有效益性和公正性價值的。否則死刑將不存在價值可言。因此在罪名上限制死刑必定是死刑消亡過程的第一步。筆者認為罪名的限制分如下兩步：第一步，首先在一些保護價值低于生命的罪名如盜竊罪、貪污罪等財產型犯罪上廢除死刑。第二步在保護價值等同或者高于生命的罪名如故意殺人罪、放火罪等罪名上，在立法上嚴格規定死刑的適用，如筆者提出的在故意殺人罪量刑設置上的修改。[23]
（2）．死刑適用主體的限制。根據我國刑法目前的規定，死刑在適用主體上是把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排除在外，這也是我國97《刑法》修改在立法上對死刑的限制的具體體現。對于死刑適用主體限制的趨勢，筆者認為死刑適用主體應當設置一個上限。死刑在適用主體已經有一個下限，從各國看，一般都限制在十四周歲左右，這也體現對未成年人的人文關愛。但是我國在死刑主體適用上限并沒有進行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死刑可以運用在任何歲數的成年人身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美洲人權公約》等國際性文件均有規定死刑不能適用于70歲以上老年人的規定，這些規定已被許多國家采納，形成了一個死刑適用主體的上限。我國歷來有尊老愛幼的優良習俗，因此對于在我國立法中設置死刑適用主體上限的規定是存在正當性和可能性的。筆者認為我國可以考慮遵從國際公約文件與我國人均壽命值，把死刑主體上限設定在70周歲。
（3）.刑罰結構的調整。刑罰結構的調整死刑立法限制的延伸限制。我國在刑罰設置中規定死刑下面的刑種是無期徒刑，然后是有期徒刑。對于有期徒刑，刑法規定最高15年，數罪并罰也只有20年，在考慮自首，立功等狀況后，犯人可能只需要服刑10年甚至更少就可以釋放。而無期徒刑雖然名義上是無期，但是如果也考慮自首，立功等狀況，無期徒刑也可能在服刑數年后釋放。雖然刑罰的屬性并非只有報應，教育也是刑罰的基本屬性。但是在目前或者說在今后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在人們對刑罰價值沒有徹底改變下，報應性仍然是占主導地位。我國目前的這種刑種的設置上，明顯有刑種之間的銜接缺陷。刑罰結構的調整也因此成為死刑廢除道路上的一個必經階段，形成死刑限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有期徒刑，筆者認為有期徒刑應當設置在30年，數罪并罰50年。而在無期徒刑上則設置終身監禁與一般無期徒刑相并存對于前者是不適用減刑，后者則可以。這樣的設置有利于對其他刑種的認識，重視其他刑種，而不以死刑為整個刑罰的中心或側重點。為將來的死刑廢除奠定思想基礎。
3.死刑司法的限制
目前死刑適用狀況最為嚴重的便是司法實踐。如上文介紹，死刑在司法實踐中為司法者青睞，死刑處于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死刑的這種司法濫用一方面要歸咎于刑事政策和立法對死刑的泛濫，另一方面也要歸責于司法者的觀念。司法對死刑的擴大使用造成死刑的司法不公正。因此對于死刑司法的限制則具有現實意義的限制。死刑司法的不公正主要體現在實體適用中的濫用和死刑適用程序的放寬。因此對死刑司法的限制也必須從司法中這兩大問題進行。
（1）.死刑實體適用限制。一方面要禁止擴大性的司法解釋，不得對死刑適用作擴大性解釋。司法解釋作為準法律存在于我國的司法界，目前一些司法解釋對死刑適用做一種擴大性的解釋，因此對死刑實體實行限制必須首先禁止擴大性的司法解釋出現；另一方面要正視自首、立功等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往往忽視自首、立功等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在一些罪行比較嚴重的案件中，審判人員往往忽視這些情節，仍然判處死刑。這是忽視行為人人身危害性的表現，以客觀危害作為判刑的唯一標準，因此死刑實體適用限制也要求司法人員正是自首、立功等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的規定。這樣形成對死刑實體適用限制的整體。
（2）.死刑適用程序限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死刑復核權由最高人民法院所有，但是遺憾的是在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把部分死刑復核權“下放”給一部分省高級人民法院。死刑復核程序的存在是為了盡量避免死刑適用中的“錯殺”現象。而目前司法界的這種死刑復核權的下放往往造成法院自己審自己復核，而一般是沒有人會在自己的判決復核時推翻自己的判決，因為這種推翻就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因此這種復核的實際效益在實際上已經歸于消滅。因此死刑適用程序的限制就在于嚴格死刑復核程序，規定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和實施，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其內部增設復核巡回法庭，對全國范圍內的死刑進行巡回復核，也可減少復核成本。
六．結束語
西方死刑存廢之爭持續了上百年之久，在爭論中我們逐漸的認識到死刑的本質問題，死刑的價值也逐漸趨于明朗，使得我們也能越來越理性的對待死刑制度。
在我國目前階段，由于死刑受其的價值本質、物質條件和人民的思想文化觀念影響，死刑并不能廢除，但是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中，我們似乎看見了死刑制度的未來，而死刑這個未來的“生活”便是限制之路。而在限制的背后我們似乎已經看見了一座墳墓，上面寫著四個大字——“死刑之墓”。
[1]參見[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2]參見[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頁
[3]參見[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4]參見[英]邊沁：《立法理論——刑法典原理》，孫力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
[5]參見[意]菲利：《犯罪社會學》，郭建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頁
[6]參見[意]菲利：《犯罪社會學》，郭建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頁
[7]參見[意]菲利：《犯罪社會學》，郭建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頁
[8]參見[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66——167頁
[9]轉引自陳興良：《本體刑法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672——673頁
[10]參見[意]加羅法洛：《犯罪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頁
[11]參見[意]加羅法洛：《犯罪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頁
[12]參見[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69頁
[13]參見陳興良：《刑法的啟蒙》，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159頁
[14]參見陳興良：《本體刑法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5頁
[15]參見《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390頁
[16]參見陳興良：《本體刑法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636頁
[17]參見《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37頁
[18]參見胡云騰《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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