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磊 ]——(2004-8-22) / 已閱30270次
1）發展社會經濟，為基本權利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外圍環境。由于憲法規定基本權利，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基本權利的實現就是憲法的實施。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有些權利的實現還需要社會的物質力量予以保障。如我國憲法規定的文化教育權在九十年代以前，由于社會力量的不足，根本就無法得到真正實現。雖然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都對國家發展經濟作了規定，因而發展經濟，為公民的基本權利提供保障從而使基本權利得到實現，歸根到底還是實施憲法。但是資本主義憲法卻很少規定經濟條款。資本主義憲法奉行經濟中立的原則，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1954年在對投資援助案的判決中指出：“基本法在經濟事務上的中立立場僅僅在于這樣的事實：即‘制憲權’并沒有采納某種特定的經濟制度。這樣立法機關就可以在不違背基本法的前提下，實行它認為合乎具體的情況的經濟政策。” 雖然隨著國家干預經濟的職能的日益強化，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的經濟任務上還是極少規定。而實際上是當一些權利缺乏充足物質保證時，它的實現也就不得不大打折扣。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公民權利進行“享有深度”的類比。而要看其是否有實現此項權利的物質生活條件。例如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有獲得國家救助的物質幫助權，但是由于這項權利的實現水平需要國家的經濟實力來作后盾。而我國的經濟狀況的實際情況決定我國公民享有此項權利的深度無法與美國公民獲取國家幫助相比。要改變這種狀況最終還得依靠社會的發展，而不是簡單地規定此項權利和促成憲法的實施。
從基本權利產生的歷史也能看出其與經濟的密切聯系。基本權利是產生于近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古代的羅馬城邦，這本身就是因為缺乏經濟支撐的基本權利不可能有其立足之地。沒有足夠的實力，不可能實現廣泛的民主，也沒有行動自由，更不可能有所謂的人人平等。因而現代的公民權利在彼時只能是空想。再看中國，從19世紀末的立憲運動，歷經百年的憲政，卻一直靠政治國家來主導，其內在的根源在于“中國始終未形成強大的市民社會作為憲政的社會基礎”。
２）保證憲法的實施，讓公民的權利躍出紙面。“徒法不足以自行”。憲法制定出來后，如何貫徹實施也就成了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因此世界各國在制定憲法時都規定了一套憲法實施機制。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建立憲法訴訟制度。
英國和美國是司法審查制度的典型。但是作為違憲審查制度發源地的美國與英國在憲法訴訟上又有顯著的差異。美國的司法審查不限于對行政行為進行合憲性和合法性審查，也可以對聯邦立法和各州立法進行合憲性審查。而英國只限于對行政行為，而非對立法行為進行違憲審查。 與英美的司法審查不同，歐洲大陸的法國和德國則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專司對違法法律和法規的審查。但這些違憲審查制度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自下而上地由普通公民提起一個訴訟。英國由于受議會崇拜的影響，法院的違憲審查受到極大的約束。但是1998年英國人權法案的實施，使得法院可以直接引用《歐洲人權公約》規定的權利，并以此對議會的立法以及授權立法是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的規定進行檢查。這對英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帶來了極大的沖擊。但以上各國的違憲審查都是一種事后審查，有極大的被動性。
而在我國雖然規定人大監督憲法的實施，但是一直未曾明確具體的違憲審查機構。不管以后是將違憲審查權賦予法院還是專門憲法委員會，我國在保障憲法實施方面首先必須把憲法解釋權授予違憲審查機關，因為解決違憲爭議，必然就涉及到對有關憲法的解釋。但是現有的憲法解釋體制有著極大的弊端。“作為國家的根本法，憲法應該成為所有活動（包括立法活動）的依據。由立法部門解釋憲法，可能使立法活動得不到應有的監督。況且人大常委會事務繁重，并沒有時間和精力行使這些職權。” 同時為避免歐美國家憲法監督被動性，我國最好是建立議中積極的監督體制，例如有的學者建議“賦予人民檢察院對同級政府及其部門的行政立法進行監督的職權”；“建立行政訴訟的公訴制度，由檢察機關對同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行政違法行為向同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但不管怎樣，在我國建立有效的憲法訴訟機制，特別是違憲審查制度已經得到我國學者普遍肯認。這也是順應廣大人民的熱切期盼的必然趨勢。
３）通過普通法律使基本權利的規范得到進一步的具體化。憲法上規定的基本權利大多是原則性和概括性的，在現實生活中應該如何來行使在憲法中并沒有寫明，這就需要普通法律來進行完善規定。需要權利主體有作為才得以實現的權利，必須通過普通法律規定行使權利的程序，如我國的《選舉法》；需要他人的作為才能實現的權利，必須通過普通法律規定政府或其他個人的作為義務，如保護我國公民受教育權的《義務教育法》；需要他人的不作為才能實現的權利，則必須通過普通法律規定政府或他人的不侵犯義務，如我國保護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郵政法實施細則》；對于公民權利得不到實現或受到侵犯時，有需要普通法律給以必要的救濟，包括程序上的和實體上的救濟，前者如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后者如《國家賠償法》。公民基本權利走向具體化，它才真正邁入了可實施的行列。當然具體化的權利是不得違背基本權利的原則，否則它的實現就將是架空憲法。因此各國在制定普通法律時都遵循服從憲法的原則。在我國當代立法中除了《憲法》中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也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對基本人權實行保護，如《婦女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護法》以及《行政訴訟法》等。
4）基本權利的實現還需要權利享有者付出一定的代價——履行義務。 首先讓我們來引述伯克的一段話：
人是否有權不受任何道德約束而只按自己的快樂欲望隨意行動?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世上不存在這樣的權利。人不能生活在完全獨立于他人的孤絕狀態。我們不能想象任何人在確定重大的行動方針時不對他人帶來某種影響，或者說，他的行為不產生某種程度的責任。人所處的這種狀態產生了責任規則和原則，并且指示人們在履行責任時要謹慎行事。所有的政府、所有人類的利益與福樂、所有的美德以及所有謹慎行為都必須建立在妥協互讓的基礎上。我們對復雜惱人之事進行斟酌權衡，并對之進行取舍；我們 放棄了我們的一些權利，但我們又因而享有了另外一些權利；
從伯克的話中我們可以得知權利并不是絕對的。由于我們還要尊崇他人的人性，還要不侵擾他人的權利，因此我們在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無法達到自己所要求的最大化。“一般說來，權利的宣告，必須以對應的義務負擔為保證；如果法律宣布在某種情況或某種條件下，或具有某種身份的人享有某種權利，其對應的義務負擔應當是：不處于上述規定的情況和條件下的人或者不具有所要求的身份的人不得享有該項權利。” 這看來似乎不是在實現自己的權利，我們也不認為承擔責任與義務是在實現自己的基本權利。但是請別忘了我們是生活在社會當中，我們對他人承擔義務，換取的是他人對我們的義務。這種義務最終還原成的還是我們的權利。同時我們因為承擔了義務，于是和諧的社會秩序才得以產生。盧梭說過：“社會秩序乃是為其它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由此看來我們豈不是又獲得一項神圣權利？但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弱點，總是懶于自動履行義務，于是就需要把義務寫入憲法，與權利并列，并由一個超然于個人的政府來督促公民自覺履行。善良義務的履行就是權利的獲得。
四、關于我國憲法“遺忘”的權利
我國現行憲法從制定時開始就一直把公民的基本權利放在重要的位置，不僅在結構上把公民基本權利提到國家機構之前，還在權利內容上做出極大地調整。1982年憲法制定時還將憲法草案交由全國討論，讓人民的利益更好地反映在憲法里。隨后進行的四次修憲又進一步完善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國重視公民的權利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在我國現行憲法中還有個別權利未曾得到規定。這些被“遺忘”的權利一度引起憲法界學者的廣泛關注。在此我想粗略地介紹一下事情的歷史，并略作分析。
1） 關于罷工自由問題
我國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都規定：“公民有言論、通訊、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但是1982年憲法卻返回到1954年憲法，取消了罷工自由。1982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討論稿）》對此的解釋是：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通常情況下勞動者不需要采取罷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罷工列為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之一。1982年4月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胡喬木對修改稿作說明時指出 ：由于工人同國家的利益一致，罷工不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所以罷工自由的規定不予保留。
在憲法制定過程中有不少人主張保留這項權利，其中1981年在《法學雜志》上登載了一篇署名鐘岱的文章，文章指出，保留罷工權利有利于工人反抗官僚主義。也有人提出罷工乃是工人求得自身解放的一種手段，它為在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的工人在反抗嚴重壓迫提供護身武器。當然當時不主張保留的人認為罷工破壞生產、不利于安定團結；我國“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才剛結束，再也經不起罷工鬧事。
現在看來，我覺得沒有規定“罷工自由”在當時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應該不是一個錯誤，因為改革開放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偉大工程，在這其中難免會有不被接受的，與傳統觀念發生碰撞的政策和措施。此時需要的是一個強勢政府來左右時局。如果工人因為不理解改革政策，而利用憲法賦予的罷工權利，那么對于改革開放是極為不利的。而且一些不法分子可能還會別有用心的在其中進行鼓動，那么對大局的穩定產生的影響將是無法預料的。取消罷工自由應該說是當時國情決定的。但是罷工自由作為一項民主權利，它的存在是有其必要的，特別是在公民權利時常遭受公權力的侵淫今天，更是有恢復的必要。而且取消“罷工自由”也是違背國際通例的，也不符合《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因此基于當前的國情，恢復公民的這項權力既是我國走向憲政的需要，也是消除外國干涉中國人權的借口。當然罷工是有其消極一面的，例如2004年6月首鋼秘魯鐵礦公司由于工人罷工而導致工廠停工。法國的“暴力社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與罷工有聯系。因此在恢復“罷工自由”的同時需要加強立法，引導工人正確行使，把消極作用降到最低。不管怎樣，恢復“罷工自由”將是我國憲政發展的必然趨勢。
２）關于遷徙自由
我國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對此都有規定。但是隨后的歷部憲法都取消了。在82年憲法制定前憲法學家吳家麟在提建議時指出“憲法要建立它的權威，要真正貫徹實施，有保證。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寫進去。”“因為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無法盼法，大家還覺得有希望；有法不依，連盼頭都沒有了。” 這是前幾部憲法取消“遷徙自由”的通行理由。
75年憲法和78年憲法，在這里就不做評述。至于82年憲法，吳家麟教授提出的理由在當時應該是很充分的。在當時憲法失信于民，國家貧弱的情況下確實是不規定比規定好。 至于現在是不是應該恢復公民的這項自由呢？目前學者對此項自由是千呼萬喚。但是我國是否真的已經具有保障公民的這項權利的能力呢？我認為我國現在不需要急于在憲法中對此項權利作出規定。一旦憲法規定此項自由，大量農村人口將向城鎮遷移。我國目前還有70%的農村人口，如此龐大的農村人口大量的涌入城市定居引起的城市壓力將是巨大的。包括城市空間膨脹，城市環境壓力，和治安、就業壓力。另一方面，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結構也成為公民遷徙自由的瓶頸，因而恢復遷徙自由，還得戶籍制度改革先行。而讓遷徙自由暫時空缺卻能帶來很多便利。一方面憲法不禁止，隨著經濟活動的開展，實際發生的公民自由遷徙政府可以予以默認和保護；另一方面憲法不規定，又可以降低不符合條件的遷徙帶來的壓力。遷徙自由的恢復，從根本上說需要由社會經濟發展掃除公民享有此項自由的障礙，等條件成熟了再予以規定。
五、結語
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是公共權力權威逐漸地退出普通公眾的日常生活。民法時代的到來也就意味著公共權力地沒落，而憲政時代則徹徹底底地要求公共權力服務于公民權利。在法律秩序的運作過程中，權利始終處于重要地位。權利構成法律體系的核心，法律體系的許多因素都是由權利派生出來的，由它決定，受它影響，權利在法律體系中具有關鍵作用。我們必須具有這樣一種認識：“公民權利至上是現代憲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設計的邏輯起點，現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公民權利。” 但是無論何時，權利與義務同行。正如拉倫茨所說的，“原則上，沒有權利是不受到某種限制的”。我崇拜權利，我也會同樣地崇拜義務。
我國的憲政理念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走到現在，然而真正的憲政卻始終未曾建立。無數先賢為此奮力呼號，卻又在期待中失望。但是我們畢竟是在進步。德國詩人海涅曾經說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課題，解決了它，就將人類的歷史往前推進了一步。那么讓我們踏著前人權利訴求的腳步繼續前進，相信憲政時代的到來就在不久的將來。
盧梭： 《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俞子清主編：《憲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蔣碧昆將碧昆主編：《憲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劉金國、舒國瀅主編：《法理學教科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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