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1-12) / 已閱1871次
關于《刑事審判參考》第1285號案例的商榷意見
前言：法條對應的是客觀事物，是實體。這意味著，法律是不能解釋的。案例是客觀事物的外在形式，法條是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案例與法條是有機統(tǒng)一的。辦理案件就是認識客觀事物。認識客觀事實的普遍規(guī)律，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三段論的實質，就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即大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判例或者法條）+刑罰，小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待辦案例），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大、小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相同，結論就是將大前提對應的罪名與刑罰適用于小前提對應的待辦案例。顯然，透過現象看本質，僅在事實（現象）層面解決法律適用問題，不需要價值判斷。法律具有事實與價值有機統(tǒng)一的屬性，判斷了事實，同時判斷了價值。根本不需要什么犯罪論體系。所謂的兩階層、三階層，四要件，雙層次體系，不過是法學家用于紙上談兵的道具而己。本人將在事實（現象）層面，剖析《刑事審判參考》中誤判事實導致定性錯誤的案例，揭露教義學偽科學的真面貌。
一、基本案情
2011年2月27日凌晨0時7分許，被告人陳君宏擔任船長的“恒利88”輪在由南通駛往廣東的途中，因陳君宏指揮不當，在舟山佛渡島南側約2海里處與由臺州溫嶺駛往上海的“浙玉機618”輪霧中相遇，“恒利88”輪的艏尖撞進“浙玉機618”輪右舷中間靠前位置。兩船發(fā)生碰撞事故后，“淅玉機618”輪因嚴重受損隨即沉沒，船員落水。陳君宏明知此時落水船員面臨生命危險，仍親自駕船逃離現場，直到同日1時37分。陳君宏才撥打電話向海事部門報告事故。后在“淅玉機618”輪船員家屬催促下，陳君宏于當日3時許返回事故現場施救。“浙玉機618”輪上7名船員因得不到及時救助，其中，余國云、王春來、余靈龍、鄭國禎、徐良平5人落水死亡，潘伯松、潘云軍2人失蹤。經寧波海事局調查認定，在上述事故中，“恒利88”輪負主要責任，陳君宏是本起事故的主要責任人。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構成交通肇事罪，主要理由是，“肇事后逃逸”只能說明被告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動機，不能證明船長具有殺人的故意，具有逃逸情節(jié)可在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量刑，但是不應改變案件的定性。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構成故意殺人罪，主要理由是，與車輛肇事不同，船舶碰撞一旦造成船員落水，船員的生命當即處于現實危險境地，肇事方不予救助的“逃逸行為”使落水船員失去獲救的機會，放任了落水船員死亡后果的發(fā)生，認定故意殺人罪符合刑法理論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
三、判決結果
一審法院以陳君宏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四、裁判理由
本案中船舶碰撞事故造成的落水船員溺水死亡后果，系由肇事船舶的先行碰撞行為和被告人不采取救助措施的行為所導致。這一認定不僅符合事實與刑法規(guī)定，而且符合刑法理論。由于被告人先行的過失碰撞行為使他人的生命處于危險境地，此時便產生救助義務，不履行救助義務而導致他人死亡的，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即不履行救助義務的間接故意殺人罪。
在本案中，船舶事故發(fā)生后，海事執(zhí)法機關第一時間介入事故調查，最終形成的《浙江寧波“7.27”“浙玉機618”與“恒利88”碰撞事故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對案件事實、證據及事故責任所進行的分析與界定，為認定本案的犯罪性質及其責任劃分提供了依據。
（一）船員落水溺亡能否歸因于肇事船舶碰撞后的逃逸行為
與車輛肇事的事故不同，船舶碰撞事故無法保留現場，行為人肇事后逃逸通常沒有第三方目擊證人證實。實踐中肇事船舶逃逸現象比較突出，有的一旦被追查到，行為人也往往以自己不知道發(fā)生碰撞事故，或者己方船舶也存在翻沉的危險為由開脫罪責。如果受害方船員無一生還，肇事船員再訂立攻守同盟，逃脫法律責任的概率便很高。另外，落水人員死于碰撞事故的當場還是死于無人救助的溺水，也是很難證明的事實。因此，船舶肇事發(fā)生后，執(zhí)法部門只能通過比對和分析船身的痕跡、船舶設施的記錄信息才能查明事故的起因進而劃分出主體的責任。這項工作的專業(yè)技術性很強，因而通過嚴格執(zhí)法促進行業(yè)內部的自律與監(jiān)督顯得非常重要。
通過審查本案“恒利88”輪上的船員自證碰撞事故的相關情況，可以印證《調查報告》認定的“恒利88”輪與“浙玉機618”輪碰撞的以下事實：船長陳君宏在指揮船舶霧中航行時，存在瞭望疏忽、對碰撞危險估計不足、未使用安全航速航行、未及早采取避讓行為等過失，違反了《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guī)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guī)定。“恒利88”輪事發(fā)后未及時向主管機關報告、擅自駛離現場，客觀上延誤了救助“浙玉機618”輪的時間，在本起事故中負主要責任，其船長陳君宏是本起事故的主要責任人；“浙玉機618”輪在本起事故中負次要責任。《調查報告》還載明受害船員落水后還在打電話求救，有關證人證言能夠證明至少有3名船員因無人救助而溺水死亡。《調查報告》雖然沒有明確認定“恒利88”輪具有逃逸情節(jié)，但其認定的“恒利88”輪“擅自駛離現場”和“事發(fā)后未及時向主管機關報告”的事實，足以認定被告人主觀上對事故的明知以及客觀上具有逃逸情節(jié)的事實。
寧波市北侖區(qū)人民檢察院指控，“浙玉機618”輪上幾名船員落水后，有的還手抓翻沉的船邊給家屬打電話求救并報告“恒利88”輪具有逃逸等情節(jié)，有力地佐證了被告人陳君宏在發(fā)生船舶碰撞事故，對方船只傾覆、船員落水后，明知駕船逃逸可能導致他人生命處于危險境地的情況下，未采取救助措施，由此造成多人因失救而死亡或者失蹤的基本事實。陳君宏以船舶因急于自救而駛離現場的辯解沒有得到其他證據證實，且與《調查報告》認定的事實不符。寧波市北侖區(qū)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查明，船長陳君宏所稱“碰撞后實施應急沖灘”的說法不符合事實，依據是：（1）“恒利88”輪未超載，貨艙未進水，船舶具有一定的抗沉性。從碰撞后雷達回放來看，該輪在近1小時的航行中狀態(tài)穩(wěn)定，船長應該能夠判定當時不至于嚴重危及船舶自身安全，有條件采取救助行動。（2）碰撞發(fā)生后，“恒利88”輪按計劃航線駛離現場，事故后近2小時才向主管機關報告，約2時30分后才掉頭返回，至3時20分后才回到事發(fā)水域，客觀上延誤了救助時間。據此可以認定，被告人在明知事故發(fā)生的情況下逃逸并由此導致落水船員無法及時得到救助而溺亡的事實成立。
（二）先行行為致落水船員處于危險境地，行為人不履行救助義務的，能否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關于本案的定性問題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構成交通肇事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構成故意殺人罪。作者傾向于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是先行行為是作為義務的來源之一，海上船舶碰撞使對方船員落水而逃逸的，證明肇事者決意拒絕履行救助義務，放棄處于危險境地的船員的生命，依法可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申言之，海上船舶肇事通常沒有第三方求助的可能，逃逸行為使落水人員喪失唯一的獲救機會，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符合案件事實與法律規(guī)定。本案船舶碰撞發(fā)生在2011年2月27日凌晨0時7分許，既是冬季，又是凌晨，海水溫度非常低，落水人員通常在15-20分鐘之后便會失去知覺，夜間海上能見度較低，即使有船舶經過案發(fā)地現場也很難發(fā)現落水船員，“恒利88”輪肇事逃逸意味著落水船員失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對于落水船員因得不到救助可能死亡的危害結果，被告人陳君宏主觀上應具有明確的認識，其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的行為，意味著放任落水船員死亡結果的發(fā)生，符合故意殺人罪的主客觀要件。
二是本案被告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六條“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第二款的規(guī)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規(guī)定的內在精神。本案發(fā)生在深夜的茫茫大海上，肇事船舶的逃逸行為使落水船員處于無人救助的危險境地，與《解釋》中“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相吻合。《解釋》之所以將該種情形定性為故意殺人罪，是因為“隱藏或者遺棄”作為一種先前行為致使被害人處于無人救助的危險境地，不履行救助義務便意味著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發(fā)生，故符合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本案雖無“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的行為，但其逃逸行為構成的實際后果與“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的情況并無本質不同。在司法解釋己明確地將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的情況下，將本案被告人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符合司法解釋的精神以及刑法原理。
三是肇事船舶在明知船員落水情況下的逃離現場行為，不同于一般的交通肇事逃逸行為。陸上車輛肇事逃逸，被害人會有途徑車輛或者人員施救的可能，而海上船舶肇事后，被害人很難得到他船救助，即使附近船舶聞訊趕來，通常也來不及挽回落水人員的生命，即使在水溫較高的夏季，海浪、暗流也時刻會吞噬落水人員的生命。相較而言，茫茫大海上發(fā)生的逃逸行為，其實際危險性與危害性更為突出，在類似本案的場合下，被告人駕船逃離的行為，幾乎意味著宣告落水人員的死亡，對此類行為的定罪處罰應當區(qū)別于一般的交通肇事逃逸行為，在其己符合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情況下，應當優(yōu)先適用該罪名，唯此方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本案定性為故意殺人罪是海事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突破。我國是海運大國，船舶肇事逃逸致使落水人員死亡和失蹤的案件時有發(fā)生，以往的船舶肇事致人死亡案件要么以行政處罰和調解息事寧人，要么只追究民事侵權責任，以交通肇事罪入刑的案件比較鮮見，本案定性為故意殺人罪提高了船舶肇事逃逸行為的違法成本，最高刑期能夠由交通肇事罪的有期徒刑十五年提高到故意殺人罪的死刑，從而，既可發(fā)揮刑罰一般預防的作用，也能為今后審理類似案件提供指引。（注：案例以上相關部分均為摘抄后的原文，有刪節(jié)）
五、評析意見
經查詢：浙玉機618輪，船長51.8米、船寬9.0米、總噸496,功率218KW。恒利88輪，船長52.8米、船寬8.8米、總噸499,功率216KW。
兩艘大小相當的船舶，都是裝載貨物的重載船舶，在霧中航行時發(fā)生了碰撞，沖擊力非常大，“淅玉機618”因嚴重受損隨即沉沒。這個時候，“恒利88”輪客觀上不允許靠近“浙玉機618”輪，搶救落水船員。因為“浙玉機618”輪快速下沉沒時會產生漩渦，已經裝載貨物的“恒利88”輪抗沉能力有限，靠近漩渦施救非常危險，不敢靠近。現有證據表明，“浙玉機618”輪傾覆后，船員落水后還手抓翻沉的船邊給家屬打電話求救，此時“恒利88”輪是不敢冒險靠近的。當“浙玉機618”輪沉沒時，這些船員幾乎肯定會被“浙玉機”輪沉沒產生的漩渦拽入大海中去。即使“恒利88”輪仍然還留在現場附近，由于海上有霧，又是凌晨時分，除了船上有限的燈光，一片漆黑，很難看清楚“浙玉機618”輪沉沒后，還有沒有人浮在海面上等待救援。因此，現有證據只能證明“恒利88”輪駛離現場存在逃逸行為，并不能證明“浙玉機618”輪沉沒后，海面上還有落水人員需要救援，更不能證明“恒利88”輪的船長陳君宏明知“浙玉機618”輪沉沒后海面上仍然有人急需等待救援。因此，船員落水溺亡歸因于肇事船舶碰撞后的逃逸行為，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存在合理懷疑。所謂的“對于落水船員因得不到救助可能死亡的危害結果，被告人陳君宏主觀上應具有明確的認識，其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的行為，意味著放任落水船員死亡結果的發(fā)生，符合故意殺人罪的主客觀要件”這一認定，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
原文認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之規(guī)定，明顯是對司法解釋第六條的誤讀。因為《解釋》第六條是行為人不僅有逃逸行為，而且明知有被害人，還移動了被害人所處的位置，讓人更加難以發(fā)現，增加了被害人獲救的難度。移動被害人位置予以隱藏或者遺棄，增加了獲救的難度，行為人的主觀惡意明顯增大。因此，這種行為，司法解釋規(guī)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罰當其罪。然而，“浙玉機618”輪沉沒前，“恒利88”輪不敢靠近，沉沒后，沒有證據證明陳君宏明知海面上還有落水船員等待救援，更沒有移動落水船員的位置進行隱藏或者遺棄。因此，認定本案的“逃逸行為造成的實際后果與‘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的情況并無本質不同”，顯然是對司法解釋的誤解，屬于法律適用錯誤。
本案在沒有確鑿證據支持下，定性為故意殺人罪，談不上是什么海事刑事司法實踐的突破。事實認定出現偏差，使用論證方式認定故意殺人罪。在有自首情節(jié)，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情況下，還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量刑偏重。凡是遵循教義學的路徑，從所謂的教義學理論出發(fā)，通過論證方式得出定性結論的，而不是通過證據（事實）證明定性結論的，十有八九要出錯的。教義學的方法，用于紙上談兵沒有問題，但是用于實務辦案務必慎之又慎。本案顯然是海上發(fā)生的交通肇事案，成立交通肇事罪。“恒利88”輪在碰撞事故發(fā)生后，正確的做法是不能駛離事發(fā)海域，應當在“浙玉機618”輪沉沒后，立即仔細搜尋事發(fā)海面有沒有落水船員。如果有證據證明“浙玉機618”輪沉沒后，海面上仍然有人等待救援，那么可以認定“恒利88”輪的船長陳君宏構成交通肇事罪（逃逸致人死亡），量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浙玉機618”輪沉沒后海面上還有人等待救援，那么本著事實存疑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應認定陳君宏構成交通肇事罪（逃逸），量刑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確鑿證據證明陳君宏在“浙玉機618”輪沉沒后，明知海面上仍有落水船員等待救援，能夠施救不予施救而逃逸的，才能認定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