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真富 ]——(2004-8-31) / 已閱36143次
（二）對國家利益的損害
對發達國家而言，在全球推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意義早就超出了知識產權保護本身，而轉化成為一種經濟競爭的手段，因此發達國家總是尋求高水平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除了在WIPO框架內繼續爭取知識產權的高水平保護外，發達國家在WTO框架中把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勾連起來，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其設計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規則。TRIPS協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已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例如明確將計算機軟件作為文字作品予以保護，強化對于馳名商標的保護，以及將商業秘密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等等。這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而對于發展中國家普遍關心，并且對其有利的民間文學的保護，在TRIPS協議中則沒有絲毫的提及。這樣，發展中國家接受TRIPS協議的結果，只能是更多的保護發達國家的而非自己的知識產權。發達國家不費一槍一炮，就通過國際條約實現了其國家利益在全球的拓展，比近現代的法律殖民主義還來得容易，并且顯得更加人道和隱蔽。但對不發達國家而言，由于其知識產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會受到很大的損害。
（三）對國民觀念的沖突
在國際知識產權權利膨脹的大環境下，中國出于種種現實因素的考慮，也不得不表現在立法上同國際規則接軌。然而法律不僅是一種操作性規程，它更是一種文化，因而它不能不顧及一個民族歷史上形成的習慣與傳統。 [⑥] 而我國傳統上并沒有形成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習慣，盡管我國宋代《東都事略》一書有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的牌記 [⑦] ，表明版權保護的觀念已有萌芽，但整體上我國私法制度不發達，私權觀念也因之淡薄，對國民而言，知識產權還是海外運來的舶來品。這并不是宣揚我們不應當尊重知識產權，而是表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迫切要求國民擁有高度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并不可行，應當循序漸進，逐步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是隨著知識產權法全球化的漫延，在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下，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得不緊跟國際條約確立的保護水準，在時間上并沒有給國民一個心理上的緩沖期。
四、知識產權法的全球化適應
以國際條約為主導的知識產權法的全球化，已經勢不可擋，但其全球化應當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來自于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全球化進程中，應當充分考慮本國的經濟實力和法律觀念，注重國家利益的維護，反對保護標準的提高。否則，知識產權立法盡管在法律理論上恰當自如，但如果脫離了實際，就會喪失其合理性，蛻變為紙面上的邏輯符號，徒具美學的意義。
（一）國際外交上的適應
首先在外交上應當加強和不發達國家的團結，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方面推動制定或修改有利于不發達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在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的保護上，發展中國家已經在WIPO框架中努力的爭取。另一方面，反對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條約將知識產權保護提高到發展中國家不能接受的不合理的水平。不發達國家雖然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但并不意味著其努力就沒有效果。2001年11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WTO第四次部長會議專門通過了《關于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宣言》，強調TRIPS協議應當有利于各成員維護公共健康，尤其是能夠讓所有人使用有關的藥品。這都是發展中國家努力斗爭的結果。 [⑧]
其次，在條約的加入上進行選擇和取舍。盡管在WTO框架下，對國際條約的承認和遵守已經變得具有了相當的強迫性。但多數條約仍然是以自愿加入為原則，有很大的選擇余地。各國可以根據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做出加入或不加入某些條約的選擇。即使加入了某一條約，也可以根據情況對一些允許保留的條款予以保留。
（二）國內立法上的適應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高低，關涉到國家利益，因而國內立法應當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原則。知識產權問題上所體現的國家利益，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必須斟酌的。美國在聯邦版權法頒布100多年后，才宣布在有限的條件下對僅僅四個國家的作品給予版權保護，直到1989年才加入伯爾尼公約。因為在此之前，保護外國的版權對美國并不沒有太多的利益。我國主要是知識產品的輸入國，因此在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上，更要保護謹慎的態度。
“條約必須信守”是一項國際準則，因而在國內立法上，首先要遵循我國所加入的國際條約的最低保護要求，在此基礎上，應當設計有利于我們的知識產權制度。一、對于高于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立法保護應當保持謹慎。2001年底修訂的《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規定了個人用戶使用盜版軟件的法律責任，有學者認為這一規定超出了TRIPS協議確立的的最低保護要求。 [⑨] 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高水平保護無疑于作繭自縛。二、對于現行國際條約未予規范的，根據情況斟酌立法。比如對于基因的專利保護、商業方法的專利保護，應當進行調查研究，如果對本國產業不利，則應拒絕保護。而對于傳統知識、遺傳資源等于我有利，應當盡快立法加以保護。此外，還應充分利用國際條約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有利規定。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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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轉引自王鐵崖：《國際法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②] 對于“法律全球化”，有的學者則認為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其立論的依據在于把全球化的法律理解為來自“不受任何國家控制的經濟或政治勢力”的“超國家的法律”，把法律全球化理解為“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立法過程”。（參見沈宗靈：《評“法律全球化”的理論》，趙維田、田海英：《評“法律全球化”的囈語》，以上論文均載于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論叢》（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有的學者則針鋒相對的指出，“法律全球化”是一種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其立論依據在于把“法律全球化”描述為正發生的各國法律走向趨同化的過程。（參見車丕照：《法律全球化——是現實？還是幻想？》，李巍：《 “法律全球化”是不以人為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以上論文均載于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論叢》（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筆者支持后一種觀點。
[③] 古祖雪：《國際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8頁。
[④] 所謂一攬子協議，是指締約各方就多個領域、多種議題展開談判，并應同時全盤接受談判達成的所有協議，不能只挑選接受其中的部分協議而拒絕接受其他協議。
[⑤] 弗萊德·H·凱特：《主權與知識產權全球化》，馮玉軍譯，見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e/CONTENT.ASP?programid=3&id=11，2002年11月3日檢索。
[⑥] 李雨峰：《版權擴張：一種合法性的反思》，《現代法學》2001年第5期。
[⑦] 周林、李明山主編：《中國版權史研究文獻》，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3頁。
[⑧] 參見李明德：《“多哈宣言”與TRIPS協議（上）》，《電子知識產權》2002年第10期，第57-60頁。
[⑨] 參見壽步：《評新版〈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見http://netlawcn.com/member/shoubu/0050.htm，2002年11月16日檢索。
（作者聯系方式：ipla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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