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箭 ]——(2004-9-10) / 已閱7830次
也談馬路強討引發交通事故行為的定性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縣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報7月30日第四版刊登馬路強討引發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孫進虎上路攔車要錢,兩次引起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傷的嚴重后果,檢察院以涉嫌犯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對第二次交通事故以被告人孫進虎構成交通肇事罪判處其有期徒刑3年。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法院認定被告人孫進虎構成交通肇事罪不妥，理由如下：
1: 被告人孫進虎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體資格，不宜定為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的主體為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一般主體，包括一切直接從事交通運輸業務和保證交通運輸的人員以及非交通運輸人員。其中交通運輸人員具體包括交通運輸工具的駕駛人員、交通設備的操縱人員、交通運輸活動的直接領導、指揮人員、交通運輸安全的管理人員,非交通運輸人員如非司機違章開車等。上述人員都屬直接從事交通運輸業務或者承擔保證交通運輸安全責任的人員，具有一定的職業性，這應是法律規定的該罪主體范圍的應有之義。
本案中被告人孫進虎為乞討上路強行攔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安全法》第63條規定：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離設施，不得扒車、強行攔車或者實施妨礙交通安全的其他行為。不管孫進虎攔車是乞討還是乘車，都應屬于行人一類。對于行人是否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主體，理論界尚存在爭議。
筆者認為，行人不具有從事交通運輸業或者保證交通運輸安全的職業職責，相對于機動車一方，其屬于弱勢一方；《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沒有采納曾經提出的所謂“撞了白撞”這一說法，對于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法律規定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該法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及以人為本的精神。在民事賠償方面尚且如此，故在刑事謙抑原則下的刑事責任則應有更大的寬宥性，即對行人是否應承擔交通事故的刑事責任應更慎重。另外，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五條第二款有將主體擴及乘車人的范圍，但其對擴大的主體進行了限定，且僅以共犯論處。按照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在現行法律，司法解釋未作明確的規定下，對交通肇事罪主體不應作擴大解釋，為此，行人不宜作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
2：本案中，被告人孫進虎同樣的強行攔車，同樣造成交通事故傷亡，但因第一次事故中加入了第三輛車駕駛員的過失的共同作用從而認定孫不構成犯罪，對第二次事故則以孫制造了險情，造成駕駛員措手不及釀成交通事故而認定其構成交通肇事罪。結果的發生有時是一因、有時是多因的共同作用，本案第一次事故是因孫的強行攔車與駕駛員的過錯共同作用引發的，都屬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存在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從而認定孫不構成犯罪，而對第二次事故卻認定構成交通肇事罪，這就造成法律適用上的不一致。
二：檢察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訴，也與本案被告人的主觀要件不相符合。
本案被告人違反交通安全法規是存在故意，但對交通事故后果卻是過失，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于故意犯罪，其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應是明知而希望或放任這種后果的發生，故只要實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即使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也構成犯罪。
三：被告人孫進虎的行為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從主觀方面來看，本案被告人為了乞討采取強行攔車的方法，違反交通法規是故意的，但對交通事故后果則僅存在過失。其次，在客觀方面，本案的關鍵是被告人上路攔車行為是否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的危險性相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由于“其他危險方法”在未引起嚴重后果之前往往難以明確顯示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所以在司法實踐中一般當用其他危險方法造成嚴重后果時才追究刑事責任。本案在客觀方面，（1）被告人上路攔車引起兩次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傷的嚴重后果，其行為危險性應與決水、失火、爆炸、投毒相當，被告人實施了這種危險方法，(2)已經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后果,致不特定的多數人重傷,死亡，如果未造成危害結果或危害結果不嚴重,均不購成本罪.(3)嚴重后果是因被告人強行攔車的危險行為所造成的。
綜上所述，被告人孫進虎對兩次交通事故后果均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