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耀世 ]——(2004-9-18) / 已閱13003次
關于集資詐騙罪的死刑思考
王耀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一百九十四條、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之罪，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并處沒收財產”。這就意味著刑法199條將集資詐騙罪列入可適用死刑的范圍，從立法上賦予了集資詐騙罪的死刑處罰權。但關于集資詐騙罪的死刑適用是否合理問題，存在著不少爭論。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集資詐騙罪的死刑適用問題進行探討。
1、集資詐騙罪死刑刑罰的立法由來
在原79刑法中，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是無期徒刑，這在當時我國金融領域犯罪較少的情況下，立法考慮是適當的，也是同國際刑事立法慣例相近的。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確立和金融市場的逐步發達，金融領域犯罪，尤其是集資詐騙犯罪日益猖獗。因此在1995年，針對我國金融領域犯罪突出，危害嚴重的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起草出臺了《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草案。在此草案中，只對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偽造貨幣罪將原刑法規定的最高法定刑由無期徒刑提高到死刑，而當時對集資詐騙罪的最高法定刑，規定為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1）而在進一步征求《決定》草案的意見時，有的委員、地方和單位提出，當前一些犯罪分子以集資為名，在社會上進行集資詐騙，并將騙得的巨款卷逃、揮霍的犯罪情況較為突出，這類犯罪活動嚴重破壞金融秩序和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秩序，影響社會穩定，故建議對《決定》草案中的集資詐騙罪增設死刑。（2）此舉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注，最終在八屆人大常委會第14次會議在通過《決定》時，接納了上述意見，將集資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列為死刑。而97刑法在修訂時，則在“對現行法律規定的死刑，原則上不減少也不增加”（3）的原則指導下，對集資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繼承了死刑規定。
2、集資詐騙罪規定死刑立法適用的爭論
97刑法保留對集資詐騙罪的死刑處罰，對此理論界頗有爭議。粗計共有以下觀點和理由：一是認為從刑法單列集資詐騙罪，并不必然導致死刑的適用。這種觀點主要認為刑法將集資詐騙罪從詐騙類罪中分立出來，是強調對此類犯罪打擊重點的突出，這本身就已說明了刑事立法對集資詐騙犯罪的重視，但這種重視不能必然的導致死刑的適用；二是認為集資詐騙罪詐騙數額和損失與死刑適用并不罪刑相當，其理由是刑事立法不能受唯數額論的影響，這樣規定和刑法總則第48條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的規定相矛盾；三是認為集資詐騙罪中的被害人也就是被騙者有過錯，設置死刑大可不必。這種觀點的理由是集資詐騙的得逞與被騙者自身的過錯有關，這也符合刑事司法實踐中對被害人有明顯過錯的一般不對犯罪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司法慣例；四是認為集資詐騙罪死刑的適用與輕刑化，尤其是金融領域內犯罪的輕刑化、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抵觸。上述觀點均有其各自一定的合理性，但對集資詐騙罪現階段保留死刑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筆者不敢茍同上述觀點。
3、我國社會現階段保留集資詐騙罪死刑處罰手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從死刑的刑罰目的上講
刑罰的主要目的在于征罰和預防，而我國刑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預防犯罪。（4）因此我們切不可忽視、否認刑罰對于集資詐騙罪的預防作用，否則就會把“刑罰無用論”的錯誤觀點引入集資詐騙犯罪這一特殊領域之中。我們應該客觀、辨證的分析刑罰對集資詐騙罪的預防作用。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期，社會、經濟環境的多元性、復雜性的客觀狀況，做為最嚴厲的刑罰死刑，對于預防我國集資詐騙犯罪的發生，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集資詐騙罪在現階段保留死刑處罰手段是必要的。這是因為： 我國目前興起的商品大潮,刺激著成千上萬的人近不急待的進入金融市場,求得資金聚集進而升值,但當一部分不穩定分子通過正當合法途徑達不到這一目的的時候,就會實施集資詐騙等犯罪.。死刑的保留，尤其是對以往的罪行極其嚴重的集資詐騙犯罪人適用死刑，很大程度上震懾了社會上潛在的集資詐騙犯罪人和意圖實施集資詐騙行為的不安定分子，促使他們權衡犯罪成本，即犯罪所得的利益與遭受刑事處罰的損失，從而抑制其犯罪動機，迫使他們放棄犯罪，或不敢以身試法。同時，對以往的集資詐騙犯罪人適用死刑，可以影響、作用于其他的金融市場主體，這也是一個法制教育過程。另外，通過死刑的保留和運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集資詐騙犯罪的傳染力。
（2）從集資詐騙罪的實踐特征上講
結合集資詐騙犯罪的實踐特征，尤其是其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和“民憤”特征來看，集資詐騙罪現階段也有必要保留死刑。一是從集資詐騙罪的案發地域范圍來看，一般都以犯罪地域廣為特征，有的甚至涉及全國。由于集資詐騙犯罪涉及的地域廣，受害群范圍大、影響大，較之犯罪涉及范圍小的其他詐騙案，更容易引起普遍地域上的“民憤”；第二是從被騙者的對象和數量上看，被騙對象眾多是又一特征。眾多被害人經濟損失嚴重，反應強烈，又由于眾人的相惜性，趨眾性，往往會聚眾集合，表達其不滿。他們沖擊國家機關、聚眾鬧事、游行，更有甚者發生嚴重的暴力沖突，嚴重沖擊國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且給人民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造成嚴重影響。如發生在浙江樂清的陳家清“抬會”案件，有20多萬人參加集資，在“抬會”被取締后, 由于集資者拿不回集資款,發生了多起綁架,非法拘禁等暴力事件,致使二十余人喪生,傷者無數，社會秩序幾乎完全失控。（5）三是從詐騙者的行為講,雖然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部分集資詐騙人大肆揮霍集資款,攜款潛逃，這較其他占有方式性質上嚴重的多,因而可考慮死刑的適用。
（3）從立法技術上講
集資詐騙罪與詐騙罪存在法規競合的情況，其兩者是特別法和普通法的關系。刑事立法技術上，集資詐騙罪的特別法特別在：一方面體現了我國刑事立法對個別金融詐騙犯罪的重視與打擊的重點，另一方面，集資詐騙罪獨立于詐騙罪的意義還在于其法定最高刑與普通詐騙罪不同，即死刑的適用。因此，如果放棄集資詐騙罪死刑的法律規定，會使集資詐騙罪和普通詐騙的競合情況加重，影響到集資詐騙罪從立法技術上存在的合理性。
4、用發展的觀點來評價，集資詐騙罪死刑刑罰的撤銷，將是歷史的必然。
（1）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市場經濟價值觀念的崛起，社會正義的內容和國家功利目的隨之改變，刑法的政治功能也向經濟功能轉變。刑罰輕緩化，尤其是金融犯罪的刑罰趨緩化是大勢所趨。
（2）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向國際社會的融合，與世界接軌進程的加快，我國立法為解決沖突將進行必然的調整。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刑事立法，尤其是對金融詐騙犯罪的處罰，屬最為嚴厲的。如：法國刑法典中第313、312條規定對金融詐騙犯罪和普通詐騙罪都是最高處到7年監禁并科500萬法郎罰金，而我國刑法規定的包括集資詐騙罪在內的8種金融詐騙罪中有4種是可以適用死刑的。因此集資詐騙罪的死刑處罰，有可能成為解決沖突問題進行立法調整的必然選擇。同時，由于我國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簽署加入了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公約》所確立的限制死刑適用，直至根本廢除死刑的原則和目標，亦當然對我國的刑事立法產生約束。但死刑的廢除，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集資詐騙罪死刑立法問題應有一個漸進的，符合我國國情的解決過程。
（作者工作單位鄭州市人民檢察院）
（1）參見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2）參見全國人大法工委《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3）參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
（4）參見馬克昌著《刑罰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4頁，
（5）參見廣州市公安局、廣州警察學會課題組《金融風險-危及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廣州警察之聲》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