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飛 ]——(2004-10-21) / 已閱37971次
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萎縮，市場機制逐漸進入了社會經濟生活。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嚴重影響和干擾了經濟的順利發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經濟立法、司法、執法，特別是缺乏保障和規范市場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體系。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呼喚并依靠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建設的發展與變革。法制建設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所謂“立法是對現行行為的規范和對經驗的總結和固定”這一傳統觀念，已經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這一傳統觀念是導致我國的法制建設長期滯后于經濟生活和改革開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來管理，而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新經濟關系層出不窮，日益錯蹤復雜，如不事先加以規范和調控，就可能對市場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危害。如果立法沒有預見性、超前性，就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
現代市場經濟無論以哪種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這就是：建立在明確界定的產權基礎上，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的企業（包括各種所有制）；企業有權自由進行平等競爭的能提供正確價值參數的市場；政府的宏觀管理和調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證。
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及發展過程中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一般來說，經濟的市場化必然伴隨著社會法制化，但是，在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育方式的差異，社會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過程，從一開始就帶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市場化過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育起點是封建的自然經濟。而且，從封建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是通過所有權的徹底私有化完成的。作為資本主義法制基本內容的財產法、契約法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而且，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進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過國家所有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產權關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權力的國家，其法律調控的方式，程序顯然不同于私有制。
（二）在西方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來自市場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階層。所謂市場經濟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商人和市民階層的利益要求。商人和市民階層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進入市場，在市場交易過程中不斷擴大市場的規模，并且力圖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的利益，解決隨市場擴張而日益增多的糾紛。在市場經濟發育守稆商人不僅形成了商業習慣法，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可是，商人和市民階層不僅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啟動力量，而且他們的法律活動直接推動了法律的發展。
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直接來自于國家，即政府。這一點無疑是影響市場主體法律要求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國古代，由于缺乏獨立于中央集權政府的“第三等級”，商人即無動機也沒有機會去維護自己的權益和發展自己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實行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計劃經濟，商人作為一個獨立階層基本消失，企業作為政府的附屬物完全喪失了獨立經營的法律資格和能力。如果說在西歐封建自然經濟中商人和市民階層還可以有機會生成并逐步發展為啟動市場經濟的獨立力量的話，那么，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任何來自于社會自身的啟動高層經濟的力量都難以生存，更談不上發展。因此，當中國社會面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重大扶擇時，卻由于缺乏真正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而顯得底氣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啟動力量便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了。
由于市場之外的力量——國家來啟動市場經濟，從幾方面影響了這一進程的法律要求：首先，法律要求受到市場主體狀況的制約。西方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是在市場主體力量已相當強大之后出現的，前提在于市場主體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和法律要求對國家干預進行控制。而我的市場主體從一開始就不得不由國家來培育。這一方式本身就限制了市場主體的形成和發展。企業自身不具備充分的條件參與市場競爭，它們或者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優惠，或者采取投機冒險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利益，還未形成自覺的法律求。其次，產生法律要求的利益主體在定意義上與其說是市場主體，不如說是政府。有些法律要求從名義上來看，似乎是以市場主體利益為基點，實現上是以國家或某個政府部門利益為基點的。可說，在獨立的行為合法化的市場主體形成之前，很難產生真正體現市場主體利益的法律要求。再次，市場主體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不是由市場主體自身行動而是依靠政府的行政行為來實現的。“轉變企業經營機制的核心是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而落實自主權的關鍵又是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一流行的公式充分說明了政府對市場主體法律要求實現程度的制約作用。
（三）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逐步過渡的過程。同樣，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也是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形成變化和完善的。起初，商人訓試圖同封建法律體系保持關系，在封建法律體系中為貿易的地位尋求法律依據。隨著商人將其活動領域擴展至創立商業制度的城市、港口、商店、銀行、工業等等時，他們開始與封建領主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發生正面的沖突。11世紀和12世紀的都市化運動創立了保護城市經濟角色的新的法制制度，商人們開始要求立法權、司法權和控制一個經常性市場的權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發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游離干國家之外的，17、18世紀以后，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才完全納入國家的法律體系，并在國家的力量推動下，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律發展時期。
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進程起步于計劃經濟并由政府直接啟動，所以，這一進程一開始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特點，即國家有計劃地設計和市場經濟的發育過程。這不僅表現在經濟生活中，也反映在法律發展過程中。從積極意義上說，由政府有計劃地推進經濟的發育，可以盡可能地縮短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時間，減少這一進程中的阻抗。但是，將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全納入政府的計劃，又可能導致市場的非正常發展。政府的改革時間各很可能與市場經濟發育的客觀現狀和要求不吻合。這一現象勢必影響到以政府改革計劃為依據而擬定的立法規劃，將導致法律發展與社會實際需求相脫節。因為，由政府運用行政權力有計劃地培育出來的市場會產生出某些虛幻的“法律需求”。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市場發育的方式制約引導法律發展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特點在于法律仍然被視為一種手段，而不具有制約行政權力的功能。70年代末以來，我國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是，其中大多數法律并具有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所要求的內容和品格。我們已經建立和健全了有關法律制度。但是，這些法律制度的法制化程度還很低，還不能成為經濟市場化的法律前提。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全新的法律制度——法制，但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特點又嚴重地制約著法制的發展，這是一個不容問題。要解決這一矛盾，關鍵還在于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市場經濟發育模式，為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奠定堅定的基礎，促進法律制度的變革。
五、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大膽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和經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相比，其運行基礎、作用媒介和運行規則是完全不同的，經濟方法的任務必然發生根本的改變。實現這種轉變，加快經濟方法，直接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完善程度。這就要求立法必須跟上改革開放的步伐，及時用法律手段來確立市場經濟規則和秩序；同時，大膽借鑒外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及其經驗，使立法更具科學性。
市場經濟作為法治經濟有其一般性，反映這種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類的文明和共同財富。市場經濟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也是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銜接起來的客觀需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成熟法律，作為規范經濟關系的具體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們應該勇于吸收和借鑒。從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調整一定范圍經濟關系的行為規范和法制。人類社會一開始，就離不開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
為了維護社會的存在，使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能正常運行，人們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行為規則。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最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便成了法律。”② 現代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行為規范，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和世界市場一體化的歷史必然。因此，我國的經濟立法體現這種現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勢所趨。
綜觀歷史，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不僅首先都盡快制定了經濟法，而且很注重吸收外國市場經濟的法律。1804年實施的法國民法大典—拿破毛法典，就是“世界各地編纂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③此后，各國相繼制定了民法典和商法典，作為調整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基本法美國在20世紀以前的民商法規范，幾乎都是照搬和抄襲英國有關的規范。例如，美國1906年的統一買賣法就與1893年的英國貨物買賣法雷同。日本1868年開始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就聘請法國專家著手起草民法典，初稿完全是按照法國氏法典的體系和內容 的，1881年日本又聘請德國專家起草商法典這兩部法典于1890年通過，后因延期派的反對而未能實現。但，日本后來改由本國人起草并實施的日本氏法典和商法典，仍然完全是以法國和德國的法典為基礎的。
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以及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標志著近代民商法制度和學說的形成。這兩部法典對各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及其立法影響很大。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北美洲國家的許多地方的市場經濟的法律，都受到了宅的巨大影響。除了雇傭契約外，這兩部法典詳細規范了市場經濟的各個方面。
當然，近200年來，這兩部法典也做了不少修改，各國民商法實際上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有關市場經濟的基本規范沒有什么變動。可以說，對于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范，各國都應吸收借鑒。
西方國家調整財產關系和經濟關系的法律，狹義地可分為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不論民法是否分立，民法的基本原則規范，如所有權制度、代理制度、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制度等適用于商法。另一方面，商業交往沒有國家、民族和地區限制，各國的商法雖然就有這樣那樣的差別，但有點商法制度和商品買賣制度的規范都相差不大。商法制度方面都有關于商人和商業行為，以及公司、票據、保險和海商等比較相同規范。商品買賣制度都規范了商品買賣及其相關的擔保、質權、票據、權利證書等內容。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空前擴大。繼30年代在票據方面訂立了國際公約后，自60年代起可相繼在國際貨物買賣，國際支付、國際航運、國際商業仲裁等方面訂立了國際公約，統一了商法實體規范。應該說，上述民法制度、商法制度、商品買賣制度以及國際商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范，都是我國市場經濟中值得借鑒的。
目 錄
一、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二、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
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及發展過程中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五、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大膽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和經驗
①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第79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53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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