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慶海 ]——(2004-11-9) / 已閱16395次
淺議未約定還款時間欠條的訴訟時效
吳慶海
案情：2002年4月間，胡保付五次鶴壁飯店就餐，共欠飯費3200元，2002年5月6日胡保付為鶴壁飯店出具了欠條。2004年6月10日鶴壁飯店訴至法院，要求胡保付支付欠款3200元。胡保付認為，鶴壁飯店沒有有效證據證明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主張了債權，該案已超過訴訟時效，應判決駁回鶴壁飯店的訴訟請求。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二種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從債務人出具欠條到債權人起訴已超過兩年，依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的規定，該案已超訴訟時效期間，應判決駁回鶴壁飯店的訴訟請求。
另一種意見認為，胡保付出具的欠條沒有約定還款時間，屬于履行期限不明，依據《民法通則》八十八條第二款第（二）項及《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雖然本案債務人出具欠條至債權人起訴之日已超過兩年，但雙方未約定還款時間，該案應從債權人主張權利，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計算訴訟時效，起訴也是主張權利的一種，因此，該案未超過訴訟時效期間，鶴壁飯店的債權應受到法院的保護。
評析：
一、債務人給債權人出具沒有還款期限的欠款條，其訴訟時效如何起算，好象沒有什么討論之必要，因為，早在199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復（1994）3號”《關于債務人在約定的期限屆滿后未履行債務而出具沒有還款日期的欠款條訴訟時效期間應從何時開始計算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中已經明確指出：“對此應認定訴訟時效中斷。如果供方在訴訟時效中斷后一直沒有主張權利，訴訟時效期間則應從供方收到需方所寫欠款條之日的第二天開始重新計算。”但是，筆者認為還應該再談談。
最高法院的《批復》實際上是批訴訟時效期間界定為“債權人邊疆不主張權利的期間”；理論上也普遍認為，設立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抑止債權人躺在債權上睡大覺”；審判實踐中，我們的法官也是把債權人應當主張權利的時間作為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以下統稱為“上述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上述觀點”是把債權人可以主張權利的時間起算點作為債權人權利被侵害的標志。很顯然，“上述觀點”，忽略了債權人的對債務人延期還款的容忍的情形，從而錯誤地界定了“權利被侵害”。 債務人在應當付款時出具欠款條，只能說明債務人有延期還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說明債務人不愿意還款，這樣，債權人不會認為自己的權利被侵害，充其量，只不能是權利實現的時間要盡、遲延罷了。何況，債務人出具欠款條，要求延期還款，而債權人接受欠款條后不提異議，應當認為雙方當事人對延期還款達成了共識，怎么能夠說債權人“知道自己的權利被侵害”呢？雖然債權人默示對債務人延期還款，但什么時間還款雙方均沒有明示，應屬于約定不明， 《民法通則》八十八條第二款第（二）項及《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債務人可以根據債權人要求還款，也可以在債權人沒有要求的情況下，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適時履行債務。作為債權人，在未約定還款期限的情況下，他隨時可以向債務人主張債權，可能是債務人出具欠條的第二天，也可能為三年、五年之后。一旦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了債權，而只有在債務人明確不還或以其行為表示不愿還款的情況下，債權人的權力才被侵害。所以，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債務人出具欠款條，說明債務人并不想賴帳，他并不想侵害債權人的債權，這樣，訴訟時效起算的標志（權利被侵害）并沒有發生，所以，訴訟時效不能開始計算。只有在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債權時被債務人拒絕，債務人明確表示不還款或者以其行為表示其不打算還款，債權人才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訴訟時效才能開始計算。只有這樣，才符合《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的精神。
二、審判實踐中法官通常將訴訟時效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債權人，其理由是，只有債權人能夠證明他是否主張過權利和何時主張了權利，只有債權人才最接近有關訴訟時效方面的證據，所以，只有由債權人承擔舉證責任，才能實現客觀真實。 筆者以為，“上述觀點”是值得探究的。 審判實踐中實行的欠款條案件舉證責任倒置的做法不但無法律依據，也是站不住腳的。由于人民法院在訴訟時效問題上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在審判實踐中，關于欠款條案件經常發現這樣的情況：債權人明明經常找債務人討帳，就因為沒有催收的書面憑據，起訴到法院后，債務人就說人家從來沒找他要帳，已超了訴訟時效。我們的法官也寧肯相信債務人的信口雌黃，卻不愿相信債權人信誓旦旦的“我一直在催收”的陳述，因為“債權人不能證明其一直在催收”，于是，賴帳者趾高氣揚，債權人垂頭喪氣。有的債權人因沒有證明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主張權利的證據而引起暴力事件和自殺情況，也有的在得不到法院保護的情況下，采取綁架的手段索要債權的。法律的公正性在這里不得不被懷疑……難道這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標碼？其實不然。任何一項法律制度，都只能為懲惡揚善而設立，都只能是正義的保護神，而不應該充當邪惡勢力的保護傘。賴帳不還是一種丑惡的社會現象，它是社會穩定的大敵，不應得到法律的保護。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法律不期望出現的情況，是我們沒有正確適用法律的緣故。 《民事訴訟法》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１２０１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一條規定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被告提出反訴應當附有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第二條規定：“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制度告訴我們，除少數幾種依法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以外，舉證責任應由提出主張的當事人來承擔。在涉及訴訟時效的案件中，訴訟時效的問題都是債務人提出來的，那么，是否存在訴訟時效問題的證據，理所當然應由提出主張的債務人來承擔，而不應該違法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讓沒有提出主張的債權人來承擔舉證責任。無論《民事訴訟法》還是后來公布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均規定了舉證倒置的幾種法定情形，這些法律規定顯然不包括本案債務人提出主張的情況。債務人在證明訴訟時效已經超過的主張時，不應當證明債權人在一定的期限內沒有主張權利，而應當舉證證明他在法定的訴訟時效期間之前明確表示不還款，或者以其行為表示不打算還款，亦即，債務人應當證明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權利被侵害”，且已經超過法定的訴訟時效期間。如果債務人不能證明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權利被侵害”，債務人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從而承擔對其不利的裁判后果。如果債務人能夠證明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權利被侵害”，則債權人應當承擔訴訟時效中斷事由發生情形負舉證責任。
綜上，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