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德龍 ]——(2004-11-18) / 已閱11342次
強化合議庭功能
規范審判長職責
—學習《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的幾點心得
2002年7月30日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34次會議通過了《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是對現實訴訟實踐及理論研究的總結，掩卷反思，該規定有幾個突出的特點殊值重視。
首先，強化合議庭功能，淡化主審法官制度，力圖將合議庭建設成為一個符合審判規律，高效率高質量的審判組織。人民法院的內部審判組織有多個，審判委員會是最高審判組織，合議庭是最為經常的、最為普遍的審判組織形式，而獨任法官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合議庭制度的向現實的一種讓步，因為大量的小額案件或者相對簡單的案件都必須由合議庭審理無疑是一種資源的巨大浪費，同時在中國維持數量如此之眾的法官也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審判委員會由于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性質不可能成為經辦具體案件的經常性的組織，于是歷史的重任責無旁貸的落到了合議庭制度的頭上，合議庭制度以其獨有的民主性、獨立性、靈活性、高效性而成為我們對審判組織的最好的最為現實的選擇。盡管如此，我國的合議庭制度卻長期處于一種相對弱化和隨意的地位，在現實中的很多法院里，合議庭名存實亡的現象相當嚴重，我們目前推出的這一規定，事實上是對我們以前著力推行的并起了相當作用的主審法官制度的一種反思。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事物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不經過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一個事物或一個制度就不可能發展并且走上成熟，在經常性審判組織的選擇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們曾經一度主張法院的獨立審判而非法官的獨立審判，但是所謂的法院獨立審判造成的責任不分，審而不判，判而不審的混沌狀態促成了主審法官制度的出臺，主審法官制度就象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樣激發了法官們的辦案熱情，但主審法官制度的非民主性及目前中國法官素質的普遍低下，使這種制度逐漸顯露出種種弊端，于是無論在實務界還是學術界都在反思這一問題，對合議庭的價值重新作出估量，應該說這就是最高法院出臺這一規定的背景。
現在我們翻開最高法院的規定，我們就不難發現很多條文都是圍繞強化合議庭功能，淡化主審法官制度的精神制定的，它更加強調合議庭的組織性、集體性、協調性和民主性。在該規定的第十五條還規定：“裁判文書一般由審判長或承辦法官制作。但是審判長與承辦法官的評議意見與合議庭評議結論或者審判委員會的決定有明顯分歧的，也可以由其他合議庭成員制作裁判文書。”該條規定一方面盡量避免使用主審法官的慣常用語，同時又將主審法官的最主要的職責——制作或者說是創造裁判文書的工作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交由其他法官完成，其淡化主審法官制度的立法意圖不言自明。該規定還用了較多的條文細致的規定了合議庭的職責，議事規則和議事的限期，這些條文無一不體現了最高法院意在將合議庭建設成為一個符合審判規律，內部運轉和諧，具有獨立品格，民主與效率相融的經常性審判組織的良苦用心。
其次，規范審判長職責，明確其權利義務，協調審判長與其他合議庭成員以及庭長、院長的關系是該規定的又一目標。在我國的法院制度改革中，審判長的功能定位曾幾經論證，經過長時間的試點與摸索以及理論上的探討，基本上在該規定中明確了以下幾點精神：
1、審判長是合議庭審理案件進程中的主持人，而不是一個行政職務，其權力是一種主持權而不是行政權。由于種種價值目標的追求，審判長相對固定已成趨勢，有的法院甚至推出了審判長選任制等審判長固定化的種種舉措，然而在改革的進程中，由于對審判長本身性質認識的不足和具體操作過程中審判長擴權現象的出現，審判長行政化的傾向在一些法院已經成為一種慣常現象，審判長的權力往往超出了審理案件的主持權而衍生了一種對合議庭的管理權與控制權。這種審判長權力的行政化無疑是對審判長性質的一種誤解，也與三大訴訟法中對合議庭成員權利平等的規定相違背，因此，最高法院的規定對審判長的行政化現象進行了回應，基本上恢復了審判長是合議庭的主持人這一本來面目。該規定對審判長的職責進行了比較科學的歸納，在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審判長十權”，即：準備輔助工作指導權、審理方案確定權、庭審活動主持權、評議案件主持權、提請審委會討論權、制作審核裁判文書權、簽發法律文書權、主持案件復議權、遵守審限檢查權、其他與審判有關的事項的辦理權。從該規定對審判長的權利的科學歸納來看，審判長的所謂的權力都是與案件的審理有關的，其權力所及的范圍也僅限于合議庭及其輔助人員的范圍，對此之外的事務基本上不加置喙。同時，即使在合議庭及其輔助人員的范圍內，審判長的權力也僅限于與案件審理相關的范圍，進一步說即使是與案件審理相關的事務審判長也沒有決定權，而僅僅是一種主持權，他不能強迫其他的合議庭的成員必須按照他的思路進行案件的審理工作，如果說審判長的權力我們將之稱為一種權力的話，那末這種權力的產生與其說是因為法律的賦予不如說是審判長本身由于其主持案件審理所產生的話語權。
2、審判長制度一方面源于合議庭制度本身需要一個高水平的主持人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法官職業化或者說是精英化的改革思路的一個試點。眾所周知，再周密的法律也依賴于法官人為的執行，法律的最終價值的實現歸根到底不是依賴與法律本身，而是依賴于法官的個人品格和其對法律的精深理解，走法官精英化之路是泰西諸國法治得以實現的一個異常寶貴的經驗，盡管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但現實的狀況卻不能不讓我們只能選擇一種較為實際的操作方式，或者說是某些學者提出的相對合理主義的模式，審判長制度本身在我國實際上寄托著我們對法官精英化改革的期望，因為我們通常認為，即使在中國不能實現一蹴而就的法官精英化的進程，但可以在現實的基礎之上走部分高素質的法官先精英化的道路，于是審判長制度自然而然的被寄予厚望。盡管最高法院的規定并沒有明確的體現這一思想，但從高水平的主持人以及審判長的相對固定化的趨勢中也可窺見一斑。
3、審判長與其他合議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除審理案件的主持權外并無特殊的凌駕于其他合議庭成員之上的權力。審判長與院長、庭長之間的關系則是一種較為復雜的，性質多樣的“協調—管理”關系。對于審判長與其他合議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最高法院的規定》第四條有明確規定：“合議庭的審判活動由審判長主持，全體成員平等參與案件的審理、評議、裁判，共同對案件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負責。”至于審判長與院長、庭長之間的關系，至少應當有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考慮，院長、庭長是法院的行政領導，從人、財、物等諸方面對法院或各個庭室進行管理，審判長作為法院中業務上的骨干當然成為法院著重培養的人才；并且審判長在審判案件中所涉及的一些財、物的用度也須經由行政領導審批，從這一方面來說審判長與院長、庭長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行政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另一方面，院長、庭長還是法院中業務上的領導，盡管這種領導方式倍受質疑，并且也亟需改進，但無論如何院長、庭長對審判長的業務上的領導權卻也不容輕易的否定，這種領導主要的途徑是院長、庭長對案件的審批權以及由院長、庭長組成的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定權體現出來。除此之外，院長、庭長與審判長之間的關系還有一種協調、監督、指導的關系，這類關系非常復雜，往往涉及面非常廣泛，有行政上的，有業務上的，甚至還有生活上的，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把院長、庭長與審判長的關系概括為“協調—管理”關系。最高法院的規定對合議庭、審判長與院長、庭長之間的業務上的關系進行了明確，一個總的精神就是對院長、庭長對業務上的領導指導盡量明確化、規范化，給合議庭、審判長在業務處理上盡量大的空間，營造合議庭獨立、法官獨立審判的環境。
最后，強化合議庭功能，淡化主審法官制度我認為僅是權宜之計，法官的精英化要求我們的法官個個成為社會精英，成為精研法理、道德高尚、中正平和、地位尊崇的社會典范。同時，逐步變換法院內部行政領導的角色，淡化法院的行政色彩，突出法院的中立公平的司法精神將是日后法院改革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