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廣建 ]——(2004-12-1) / 已閱28124次
論我國單位犯罪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羅廣建·
摘 要：我國現行1997年刑法是在1979年刑法的基礎上修訂的，修改后的刑法雖然規定了單位犯罪，但刑法學界對單位犯罪的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本文立足于我國單位犯罪的有關規定，對單位犯罪的概念、特征構成、處罰原則進行論述，并闡述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懲治單位犯罪應重視和完善的相關問題，同時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單位犯罪 刑事責任 處罰原則 立法完善
單位犯罪是相對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我國1979年刑法未對單位犯罪作出規定，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發展，非自然人犯罪開始向經濟、社會領域日益滲透和發展，單位是否能成為犯罪主體，能否對單位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成為1979年刑法頒布后理論界研究熱點和立法界的爭論焦點。
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單位走私活動的不斷增加，為遏止這些單位走私行為，1987年2月22日通過并于同年7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揭開了單位犯罪立法的序幕，該法第47條明確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機關對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該單位判處罰金……”。1988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第五條、第九條再次明確了單位可以構成走私犯罪主體。此后，又陸續有11件單行刑法先后對60多種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這些單行刑法均屬分則性規范，而當時的1979年刑法總則并未規定有單位犯罪，因而1979年刑法與單行刑法存在邏輯沖突，由于缺乏刑法總則規范作指導，致使單位犯罪的刑事立法顯得零亂、分散而不統一。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解決了1979刑法與單行刑法間的邏輯沖突，全面確立了單位犯罪制度，本文擬結合1997年刑法對單位犯罪作一論述。
一、單位犯罪的概念
1997年刑法雖然在總則第二章第四節中明確規定了“單位犯罪”，但并未對“單位犯罪”的概念明確作出規定，而僅是對單位犯罪主體范圍和單位在多大范圍內可以成為犯罪主體作了規定。結合該節規定和刑法第13條的規定，筆者認為單位犯罪可以定義為：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由負責人員決定實施的，危害社會且被法律明確規定為單位犯罪而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單位犯罪的特征
1、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團體。
單位是相對于自然人而言的社會、經濟、民事等活動的一個重要主體。1997年刑法第30條中所謂的“單位”特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及團體。其中的公司，筆者認為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2條規定的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則是指除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等以盈利為目的，以從事生產、經營等活動為內容的社會經濟組織；事業單位，是指不從事生產、經營等盈利性活動，接受國家機關領導并由國家開支經費，依照法律或者行政命令而設立的組織；機關，是指行使國家和黨派管理職能的各級權力機關，司法機關，黨政機關和軍事機關；團體是指由特定行業、階層依法自愿組成的群眾性自治組織。
在1997年刑法修訂時，理論界對于私營公司、企業能否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存在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對立的觀點。否定說認為：在我國，個體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其所有制形式是一樣的，都是私人所有。無論何種形式的私營企業，都不可能被視為我國單位犯罪的主體。一旦這些企業有犯罪行為，應追究企業所有者的刑事責任。①但從單位犯罪的立法演變的過程來看，私營企業逐漸納入了單位犯罪主體的范圍。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69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刑法第30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這一規定，私營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只要是具有法人資格的，都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②
需要說明的是，單位犯罪在刑法理論上也稱做法人犯罪，在刑法理論的研究中，已經接受并廣泛應用法人犯罪的概念。但我國自《海關法》首次確立了非自然人犯罪以來，在立法中一直沿用“單位犯罪”的概念，筆者認為其合理性在于刑法中的某些非自然人構成的犯罪主體，不僅包括具有有法人資格的單位,而且還包括機關、法人的分支機構（如商業銀行的分支行），非法人團體及某些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如合伙企業、獨資企業等。所以，我國刑法規定的單位犯罪的外延比法人犯罪的外延更為寬泛。
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必須是依法成立或設立的合法組織。那種“地下工廠”、非法組織甚至是犯罪組織，都不可能是單位犯罪中所指的單位。這些非法組織或“地下工廠”的人員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是自然人犯罪（或自然人共同犯罪）。③
2、單位犯罪構成中單位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必須是我國法律明文禁止單位實施的那些危害社會的行為。
在1997年刑法分則中96個法條規定了116種單位犯罪，其中危害國家安全罪1個法條1種單位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4個法條5種單位犯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60個法條69種單位犯罪，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24個法條34鐘單位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1個法條1種單位犯罪，危害國防利益罪2個法條2種單位犯罪，貪污賄賂罪3個法條3種單位犯罪，瀆職罪1個法條1種單位犯罪。
我國目前仍然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不斷發展的時期，有些界限的劃分還有待于進一步明確，與單位犯罪有關的問題仍然十分復雜。因此，我國刑法只針對那些實踐中比較突出，社會危害比較大，罪與非罪的界限比較容易劃清的單位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刑法分則中做出規定。并非所有的犯罪均可由單位構成，只有法律明文規定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的犯罪，單位才能成為主體并承擔刑事責任。
3、單位犯罪，目的是為該單位謀取非法利益，并且單位犯罪行為的實施必須與單位的工作或業務相聯系。
如果以單位名義進行犯罪，結果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就不能認為是單位犯罪，而是單位內部成員個人的犯罪。如果犯罪行為的實施沒有與單位的工作或業務相聯系，就無法認定這種犯罪行為與單位之間的關系。依照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69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在司法實踐中，下列行為，均不應視為單位犯罪，而只能以自然人犯罪處罰：（1）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2）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3）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所得或私分的。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單位犯罪，主要是由單位集體決定或者由單位的領導人員決定，而由單位內部人員具體實施的。
三、單位犯罪的處罰原則
1997年刑法第31條規定了單位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具體處罰原則，即“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刑法的該條規定基本確定了單位犯罪的“雙罰制”原則。但是如果刑法分則或其他法律規定只處罰直接責任人員的，則依規定實行單罰，例如刑法典第107條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第244條強迫職工勞動罪等單位犯罪便是只處罰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員，而不處罰單位本身。
對于罰金的確定，1997年刑法主要采取了兩種方式：（1）僅僅規定對單位科處罰金，但對于數額沒有限定，例如第387條單位受賄罪，第393條單位行賄罪等；（2）明確科處罰金的數額。此種科處方式依據數額計算方式的不同，又可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明確規定罰金的數量，例如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177條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第187條用帳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等。另一種是以犯罪數額為基準，按比例科處罰金，例如第175條高利轉貸罪、第180條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191條洗錢罪等。
四、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懲治單位犯罪應重視和完善的問題及相應對策
1、應加強對單位犯罪刑事訴訟程序的研究和實踐，從立法上建立和完善單位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
要完善單位犯罪立法，筆者認為，第一，應對單位犯罪的概念作出明確界定。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單位犯罪的概念，科學地揭示出單位犯罪的本質特征，并使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嚴格區分，以助于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正確認定犯罪。
第二，我國《刑事訴訟法》是先于1997年刑法頒布的，在刑訴法中沒有明確規定追究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訴訟程序和對單位應采取的強制措施。筆者認為，我國應借鑒國外單位犯罪的有關立法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引入具結保證、他方擔保、限制登記、凍結財產、限制經營、繳納保證金等強制措施，以區別于針對自然人所采取的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
第三，我國1997年刑法對單位犯罪的刑罰處罰規定尚待完善。如前所述，我國1997年刑法對單位犯罪的刑罰采取了一般規定（雙罰制）與特殊規定（單罰制）相結合的立法模式，對絕大多數的單位犯罪采取雙罰制，在個別情況下適用單罰制。與外國刑法規定的單位犯罪刑罰的種類相比，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處罰方式單一，從宏觀出發，不利于有效遏止單位犯罪。
第四，借鑒我國刑法中對于自然人犯罪所采取的剝奪政治權利的資格刑和相關行政法中的停業整頓、扣繳、吊銷執照等行政制裁措施，創建我國的單位犯罪資格刑處罰制度，以此加大對單位犯罪的制裁力度，又可以起到預防犯罪，以儆效尤的作用。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還需需要解決以下問題：一、為體現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區別，應統一規范單位犯罪訴訟主體的稱謂。二、由于單位住所地不同于自然人居住地，應明確單位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轄。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地域管轄以犯罪地管轄為主，以被告地為輔；以先立案法院為主，以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轄為輔。但是單位犯罪有其特殊性，其犯罪地往往不限于一地、涉及面廣，以犯罪地為管轄地不太現實。有些學者和司法界人士主張對單位犯罪，由單位注冊地法院管轄，但是由單位注冊地法院管轄一方面可能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犯罪地取證。筆者認為，單位犯罪以單位注冊地法院管轄為主，以犯罪行為地法院（包括單位犯罪行為實施地、犯罪結果發生地）管轄為輔較為合適，有利于對單位犯罪案件的偵查和審判。
2、應加強對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團體關于單位犯罪的法制教育，預防和減少單位犯罪的發生。
長期以來，社會上一直存在“法不責眾”、“為公是過不是罪”等錯誤認識，造成單位特別是單位決策機構和負責人缺乏對單位犯罪的警惕和應有約束。受到查處時，一些上級領導和上級機關還為之說情，充當說客，縱容和包庇單位犯罪，甚至阻礙對單位犯罪的查處，這是十分危險的，是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健康有序的市場秩序的建立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單位必須知法、學法，用法、守法，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用法律來規范自身的行為。
1997年刑法對單位犯罪的規定，標志著我國刑事立法的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國家加強對單位犯罪的刑事立法，也反映了非自然人犯罪向經濟、社會領域日益嚴重的滲透和發展。正確認識單位犯罪，運用刑罰懲治這些犯罪，并在司法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健全和完善單位犯罪法律制度，對于有效地遏止單位犯罪的發展蔓延，維護我國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健康有序的經濟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婁云生：《法人犯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7頁；
②陳興良：《單位犯罪：以規范為角度的分析》，見《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鄭州），2003年第1期，第20頁；
③李邦友：《論單位犯罪的定義》，見《法學評論》（雙月刊），1998年第5期（總第91期），第81頁；
作者簡介：羅廣建（1972—），男，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碩士研究生，主攻金融證券法和公司法。具有律師資格、保險代理資格和證券業從業資格，現在上海從事專職律師工作。執業領域涉及銀行、保險、證券基金，公司的兼并和收購，不動產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和電子商務以及上述業務相關的爭議解決。
聯系方式：shlgj@hotmail.com nllg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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