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傳敏 ]——(2005-2-19) / 已閱18176次
“大墻文學”產生的背景、現狀及其前景
王傳敏
談及“大墻文學”，我們就不能不溯本求源，從叢維熙和張賢亮談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叢維熙、張賢亮相繼創作了《遠去的白帆》、《白云飄落天幕》、《雪落黃河靜無聲》、《土牢情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靈與肉》，“大墻文學”的概念是由此而提出的。當時，“大墻文學”異軍突起，成為文學園地中的一枝奇葩，反映了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四人幫”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一大批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獄內同“四人幫”惡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大墻里面，正義與邪惡、進步的與反動的、是與非、人與妖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人性之間的對立碰撞發生了璀璨的火花……
叢、張二人都經歷過監獄生活，生活的坎坷，苦難的煎熬，使他們飽嘗了人生的甘苦，嚴酷的獄內改造歷程使他們產生了睿智的思考，并進而表現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叢維熙以自己獄內生活經歷為素材，并大膽進行開拓，通過對那個特殊時代特殊的社會群體的描寫，再現了社會主義曲折行程中，“左傾”路線造成的人妖顛倒、是非混淆、忠而被謗、諫而被誅的時代悲劇。叢維熙《大墻下的白玉蘭》一文發表后，評論家孔羅遜稱贊這個作品“起到了短篇小說《班主任》的作用，把中篇小說推向了時代的前列”，那些“從勞改隊這個社會垃圾箱里挖里挖掘出的‘埋如糞土’的‘閃光金子’”，如葛翎、路威、高欣（《大墻下的白玉蘭》）、林逸（《白云飄落天幕》）、范漢儒（《雪落黃河靜無聲》）、許靈均（《靈與肉》、章永磷（《綠化樹》），他們威武不屈、貧賤不移，成為進步、正義、真理的化身，從這一意義上講，“大墻文學”是那個特殊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和知識分子凜然浩然的正氣歌。因而，也就贏得了讀者的喜愛。
“大墻文學”之所以成為七、八十年代影響較大的一種文學派別，究其原因，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獨特的生活題材。監獄作為國家機器之一，它是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斗爭的集中所在，長期以來，“大墻”成為一道專政色彩厚重的分界線，限制了內與外的交流。作為各種矛盾斗爭的集中地，形形色色的囚徒帶著各自的生活匯集到一處，“他們是什么人？他們為什么到那里去？大墻內又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這些問題長期以來一直為人們所關注，但由于“大墻”的阻隔，這兒成為一個禁地，自然就格外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大墻文學”恰好就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望。二是歷史生活的折射。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里，正義與邪惡，前進與落后，始終進行著不輟的斗爭，即使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黑暗時期，這種斗爭也是始終存在的。在叢、張二人的作品中，受難者承受著肉體折磨和精神苦刑，有生之渴求，也有死之脅迫，但在這片禁地中，始終有著不曾泯滅的亮點，始終有著威武不屈的信念和貧賤不移的操守。從獄內正義與邪惡始終不輟的斗爭中，人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影子。特定歷史時期的是與非、陰與陽、卑鄙與高尚都在“大墻文學”這個特殊的凸透鏡中得到淋漓盡致的折射。三是震撼人心的人性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沉思。當時，極左狂潮激起的的淆亂猶如戰爭、地震、瘟疫之于人類，成為釋放和集中凸現人的全部善惡的契機，大墻內的苦役和饑荒更是把人的靈魂從軀殼中擠壓出來，在引車賣將、走夫販卒之類的普通人中，常常表現出人性光輝的一面，如《遠去的白帆》中的小盲流張鐵矛，一個從小嘗盡人間辛酸的孩子，出于善良的天性，幫助骨瘦如柴的葉濤干活，他從自己失去母愛的痛苦中激發出圣潔的感情，承擔起照顧小黃毛的義務。“兩只被囚禁的美神——天鵝”成為這個孩子金子般靈魂的象征，然而就是那些曾經披著道貌岸然的神圣外衣的人，他們在大墻內卻徹底剝去了外衣，顯露卑鄙無恥的獸性，如章龍喜、馬玉麟、雷光。在《風淚眼》中，作者通過索泓一同李翠翠的性格對比，“有意去挖掘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在知識分子身上遺留下的沉重積淀和套在頸子上無形的枷鎖”，從表層的政治倫理沖突移置到深層的文化心理沖突。作者還有意識地去刻畫人性靈魂在劇烈的善惡沖突抉擇，如被稱為“黑臉門神”的鄭昆山，他對囚徒的嚴苛使人感到此人仿佛是用冷酷和殘忍鑄就的，然而，就在他那層“左”的冰甲中，竟也裹藏著一顆尚未完全冷凝的愛心，峻法與良知，禁戒與溫情，苛責與憐憫不時在其胸膛內奔突沖擊。叢、張二人以現實主義手法再現了監獄內的人性百態，給人以高度的藝術震撼力。四是時代思潮的影響。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文學中奔突多年地火得到了暢快的宣泄，文學擺脫了從屬于政治的附庸地位，確立了自己的獨立品格，初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學”。中國文學涌現出各種思潮，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文學潮流沿著三個方向發展：從“四人幫”摧殘人性，否定人道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恢復了人在文學中的真正地位；從歷史的回溯和反思中，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首肯和辯護；從心靈世界揭示任務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大墻文學”正是適應這一潮流而產生，在回溯中進行關于人性的反思。正如巴金在《隨想錄》中所寫的：“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下的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后人原諒我”，對“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作者在深刻地反省、冷靜地思索，“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讀者在“大墻文學”的系列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也會隱隱約約的“自己”存在，也會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對比，從而觸發關于人性、關于操守等人的基本問題的思考。
“大墻文學”概念的界定
隨著時代的發展，有的人認為“大墻文學”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因為當時“大墻文學”所描寫的生活題材均是作家曾經經歷的真實生活的反映，這種真實性是以作家十幾年的青春歲月作為代價獲得的，而同時“大墻文學”也通常是把管教干部作為正義的對立面來寫的，而如今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制度的完善，社會主義的監獄已不存在五六十年代的冤假錯案現象，失去了協作寫作者與寫作對象，因而“大墻文學‘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
還有人認為，一個文學概念的被認同運用，必須得到文學界、文學理論界的廣泛接受，必須有一大批作家、一大批的作品存在才行。“大墻文學”領域除了張賢亮和叢維熙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作家涉足，而他們的作品是特定時代的特定產物，且數量僅僅十多部，在浩瀚的文學作品的海洋中就顯得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大墻文學”的提出本身就很不科學。
筆者認為，以上看法有失偏頗。我們不能割斷歷史，拿著“大墻文學”的最初形式去“按圖索驥”。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生活內容，一定時代的文學總是緊扣其時代節奏，刻畫出社會生活中每一細微之處的浪花，這也正是文學魅力所在。正如“公安文學”、“軍事文學”那樣，不同時期的作品均體現了鮮活的生活氣息。設想把朱蘇進《射天狼》的生活場景硬性嫁接到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中去，其結果只能是差強人意，令人啼笑皆非。我們必須持發展的觀點看待“大墻文學”，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制度在不斷完善，再不會出現“四人幫”肆虐時期的那種廣造冤假錯案的局面，罪犯的人身權利得到保障，社會主義監獄正朝著現代化文明監獄的方向邁進，這些均不同于初期“大墻文學”中的時代背景，但如果我們因此而認定新時期“大墻文學”失去了寫作人和寫作題材，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只能是對“大墻文學”概念的“刻舟求劍”。
時代進入到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監獄制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大墻文學”的題材范圍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寬。社會主義監獄不同于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監獄，勞動改造是一大特色。罪犯在勞動中用汗水洗刷靈魂上的污垢，在勞動中進行靈與肉的冶煉，從而獲得鳳凰涅磐式的新生。叢、張二人的作品中還特別闡明了這一點，許靈均這樣一個“睡在馬槽里、抱著長長的瘦骨嶙峋的馬頭痛哭失聲”的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從小備受歧視、踐踏，可謂創深痛巨，然而在他同勞動人民的相處中，在荒漠的大西北高原的牧場上，在勞動中，他不僅徹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而且連同價值觀、幸福觀都整個地發生了連自己都感到真還震駭的變化，他意外地獲得了同人民和土地血肉相連的堅實、穩定的人生信念和嶄新的氣質情感，他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林逸（《白云飄落天幕》）也是在勞改農場的勞動中，從一個孱弱、悲觀甚至絕望得去自殺的“林妹妹”，不斷地鍛打自己的靈魂，成長為一個雖然殘疾仍然微笑著面對生活的愛國知識分子。勞動改造人、造就人、創造人，在叢、張的作品中鮮明地表達了這一思想。這也是目前許多關于大墻的各類體裁的文學作品所積極表達的一個主題。
“大墻文學”的另一個傳統的主題就是人性的描寫。大墻內的囚犯們是一個象兵營、學校那樣高度聚合的特殊群體。在這里，人性高度曲張、人格鮮明對立，這里成為一個罪惡與陰謀的集中地。罪犯從熱鬧喧囂的紅塵中一下子被投送到這囚禁之地，強烈的生活反差使他們的靈魂受到極大的震動，冷靜、孤獨使人思索，在思索中人性得到升華。同時，獄內還存在管教干警與罪犯人格上的對立，既有積極主動的管教者對囚犯的教育熏陶，也有囚犯對干警的潛流般的侵漸，然而就是在這種對立斗爭中，人性才顯出其獨特的魅力，正所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文學也是人學，因而“大墻文學”也淋漓盡致地闡述了這一點。
在對于初期的“大墻文學”把管教干警作為丑的一面來刻畫，而如今該把他們擺到何種位置的認識上，我們應當看：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動亂年嗲，這種特殊的角色處理是符合生活實情的。但進入新的時期，民主法制制度得到極大的改善，犯罪活動就其性質而言，是“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犯罪行為是與國家、社會、人民的利益相對立的，監獄人民警察正是以其正義、光明的一面來對罪犯進行感召、感化。這正是新時期“大墻文學”中應該首先肯定的。當然，教育者與教育對象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獄內改造與反改造的斗爭也是從未間斷過的，兩種理性與意念也在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也有管教干警因為執法犯法，最終淪為“階下囚”，被罪犯“反改造”過去，但這只是極少數，黑子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太陽的光輝。這只能說明正邪之間是水火不相容的，對立斗爭始終不斷，但最終正義必勝！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有許多誤入歧途的靈魂也就是在人性的斗爭中，經過靈與肉的煎熬，痛苦的思考與反省，走向了新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有用之人。
我們還應當看到：不少寫作人，墻內的有干警和囚犯，墻外的有曾為囚徒的和到監獄內體驗生活的，如當過囚徒的作家賈植芳曾寫過《獄內獄外》，他這樣表述獄內生活：“蹲監獄是一種人生，在這里可以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被迫湊到一起，成為一個特殊的小社會。在這里依然有正義與邪惡、是與非，甚至是生與死的沖突、斗爭。”
湖北作家紹六，文革期間因“攻擊”江青而入獄數年，根據這段經歷他寫出了《獄霸》一書；
南京作家劉靜生，根據一位曾是逃犯的朋友的經歷，寫出了《當代江湖秘錄》；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過長篇紀實小說《遣送大西北》；
天津作家航鷹在監獄體驗生活，寫出了以《大墻內外》為題的系列作品；
1986年底，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紀實文學《中國西部大監獄》
……
1994年，新疆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走向和平——獄中手記》，此書作者唐敏1986年在南京《青春》雜志上發表了中篇紀實小說《太姥山妖氛》，不久，此作品中涉及的真實地址、真實姓名的人就聯名上告，1990年月，經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和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二審判決，唐敏犯有誹謗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賠償人民幣兩千元。唐敏出獄后即寫出了記敘她真實經歷的《走向和平》一書，書中記敘了她在獄中的所見所聞。
改革開放以來，影視劇本也不斷涉足大墻題材，如電影《少年犯》在觀眾曾掀起一股強勁的沖擊波。此外還有描寫女犯的《雨沐花塵》，根據小說《橡樹上的黃手帕》改編的電影《幸福的黃手帕》成為經典影片之一。
以上事實說明，“大墻文學”依然有其蓬勃和潛在的旺盛生命力，大墻題材的創作天地很廣，作者在此領域盡可以大有作為。同時，我們不能拘泥于叢、張二人的作品來探討“大墻文學”，叢維熙被稱為“大墻文學之父”，張賢亮被稱為“大墻文學之叔”，但二人的作品絕不是“大墻文學”的水窮之處。新時期“大墻文學”要進一步發展，必須把握住社會主義監獄體制變化的脈搏，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推陳出新，邁出更堅實的一步。
至此，我們完全可以象命名“公安文學”、“軍事文學”那樣，給“大墻文學”下個寬泛的定義：
所以以大墻內人物（包括監獄干警、罪犯及其親屬）為中心人物，以大墻內生活為基礎素材的文學形式都可以稱之為“大墻文學”。
“大墻文學”的作者不必文學”。 “大墻文學”的作者不必寫作人，“大墻文學”的體裁亦不必考其是小說、詩歌、散文還是劇本、歌詞。
“大墻文學”的現狀
雖然說“大墻文學”在一定時間內已噴發出并在現在仍潛存著旺盛的生命力，但與當今文壇諸如“公安文學”、“軍事文學”作品的產量相比，“大墻文學”作品的創作現狀不容樂觀，自叢、張二人之后已漸呈示微之氣，因而“大墻文學”的概念在創作界和文藝理論界也越來越淡化了，雖然報刊、影視作品中也常出現反映大墻題材的作品，司法部也曾經組織編寫過一寫作品，如拍攝電視劇《囚犯的榮譽》，出版文藝作品集，但缺乏系統性、持久性的投入，在此領域缺少大手筆、的大制作，多數作品仍停留于“蜻蜓點水”式的觸及，因而“大墻文學”并未得到社會的廣泛了解和認同，近幾年“公安文學”作品高潮迭起，僅就影視劇而言，《9•18大案紀實》、《中華之劍》、《英雄無悔》等一系列作品，以其貼近生活、真實可親的創作風格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喜愛，也使人們在觀賞作品的同時，了解到公安干警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樹立了新時期公安干警的行業形象。
“大墻文學”緣何式微，筆者認為：
一、“大墻”生活的封閉性特點的限制。由于政策的規定性和刑罰執行的嚴肅性，“大墻”生活是近乎封閉的，只有監獄干警和罪犯才能走進“大墻”，細致入微地體察生活，對外界而言，它是一塊禁地。當然，也有少數作家鼓足勇氣走進獄內體驗生活，但這種體驗畢竟受到較大的限制。同時，由于“大墻”題材的文學作品有時必不可免要涉及到一些不能對外公開的秘密，因此，多數寫作者仍然無法把握住哪些該寫，哪些不該寫，這種顧慮在發稿時編輯中也一定程度地存在著。
二、作品發表環境的狹窄。盡管目前各省市的監獄管理局都有類似《新生報》之類的內部報紙和一些為數不多的專業雜志，但目前從嚴格意義上講全國監獄系統內部尚無一份純文藝性質的“大墻文學”雜志。從寬泛意義上講，河北保定市的《特殊園丁》可以算的餓上一家面對大墻和社會的綜合性刊物，但囿于多方面的原因，能夠提供給“大墻文學”的版面也很有限，絕大多數“大墻文學”還是處于“搭車趕路”的尷尬處境，如上海的《警苑》、江蘇的《法學天地》等刊物還是辟出一角作為“文苑”、“大墻內外”這樣狹窄的發表空間，其擁有讀者的數量可想而知。而且，1997年國內報刊進行整頓，許多這樣的刊物已經或即將消失，有的改成內部資料。面對日益縮小的空間，“大墻文學”的創作已經到了進退兩難的處境，而同樣的“公安文學”發展情況則相反，不僅有公安部辦的大型刊物《啄木鳥》，而且幾乎每個省市的公安廳都有自己公開發行的刊物，江蘇省的《警方》、《治安》，安徽有《警探》等，這些刊物以優厚的稿酬等因素建立了供稿人網絡，而且經常邀請一些社會知名作家推出主打欄目，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讀者。
三、寫作者的自我束縛。一段時間以來，多數“大墻文學”寫作者在創作時陷入了“三段論”式的寫作模式，寫管教干部教育罪犯總是欲揚先抑，強調罪犯違規違紀、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總之是“一無是處”，然后是管教干部苦口婆心地教育，病時端一碗雞蛋面感動得罪犯淚流滿面，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寫追捕逃犯也只是側重于人民政權的強大力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囚犯寫作的文章中也多是借物、借事抒情，有所思，有所嘆，再不就是歲月漫憶類的小短文。應當看到，這是一中急功近利型的寫作，寫作者滿足于駕輕就熟的一中膚淺的寫作方法，沒有深入到角色的心理深處、人性深處、靈魂深處，缺乏對生活的深刻體驗，缺乏在創作上堅苦卓絕的探索精神，這樣簡單炮制出的作品，嚴格上講，不是創作，是手工作坊的制作，這樣的狀態是很難產生大作品的。當然，好的作品并非一定要長篇巨制，文學魅力不問長短，但要想鋪開對大墻生活的描寫，深入一些，仍然是需要一定的篇幅的。雷同化的“三段論”式的情節既不合于文藝多樣化的要求，也不利于文藝創作的進一步深入，同時也不利于培養好的讀者群。須知好的作品自會擁有讀者，而讀者的青睞則有助于文學創作者進一步成熟，作品藝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大墻文學”的前景
監獄多地處偏僻，有在深山大漠，有在沿海湖灣，交通不發達，文化生活單調。應當說，無論監獄干警還是囚犯，都需要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大墻文學”作品則以其貼近生活的特點更受到大墻內的讀者的青睞。好的作品能啟迪人、感化人、熏陶人、幫助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大墻文學”在人性人格方面較之其他文學題材有更深入的探討，十五的啊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應該是“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社會主義文學殿堂不能也不應該少了“大墻文學”這一分子。
同時，面對世界范圍的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監獄工作政策屢屢無理攻訐的形勢，從國際人權斗爭的需要出發，“大墻文學”也應該主動出擊，宣傳黨的“改造人、造就人”的監獄工作政策，宣傳社會主義中國監獄干警集“教師、醫生、父母”于一身（黨的改造工作要求干警對待罪犯要象“醫生對待病人、父母對待孩子、教師對待學生”）的社會主義執法者形象，宣傳罪犯在大墻內反省、感悟、懺悔的心路歷程……“大墻文學”應該在堅持“主旋律”的前提下，盡可能撩開蒙在她臉上的朦朧而迷離的面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監獄刑罰執行的透明度也有了顯著的增加，“大墻文學”題材并非如一些人所說的是個“雷區”，不好寫、不敢寫，大墻內還有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為創作者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近兩年，司法部已經有意識地實施了“金劍文章獎”、“金劍圖書獎”“金劍文學獎”等六個專項獎，極大地調動了寫作者的積極性，一大批文學藝術價值較高的作品脫穎而出。在這些作品中，“大墻文學”題材占了較多的席位，在“文學獎”中有舒克鵬的《從看得見的高墻到看不見的高墻》、林牧夫的《走向牢獄的女人》等。這些作品體裁多樣、選材不一，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大墻文學”的內涵，拓寬了其外延。
“大墻文學”的發表空間應該予以拓展，可以嘗試在《特殊園丁》、《警苑》的基礎上創立司法部主管或主辦的綜合性大型刊物，以擴大其影響，“大墻文學”未嘗不可以象南方諸省發展“公安文學”那樣，把知名作家邀請到圈子里來，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挖掘大墻生活中“金子般的物質”，推出更多有影響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