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峰 ]——(2005-3-16) / 已閱16886次
從權力和權利的關系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以江則民同志為首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曾經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思想是指我黨要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錦濤同志為首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在發揚“三個代表”思想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樣的新要求。這些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實際上，它們的內涵也是一致的，對黨的建設和對廣大黨員干部提出的是相同的要求，和我國正在進行的、老百姓最為關注的反腐敗工作也是一致的。這說明兩代領導集體對黨的建設，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有著一致的看法，也說明對黨自身的建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健康發展的重中之重。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歸根結底在于糾正失衡的對權利和權力的配置問題。
權力是統治者的工具，是人壓迫人的工具。它和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相伴而生，在階級和國家機器形成之后變得強大。權利是個人保護自己的工具，被統治者用它來對抗壓迫。權力和權利雖然發音相同，卻水火不相容。權力掌握在統治者手中，權利是被統治者的蔭庇。權力與統治者和專制相伴，權利與被統治者和民主共生。權力強大的時候，權利是沒有保障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權力統治一切，被統治者的權利可以被統治者的權力無所顧忌地踐踏。
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人民的權利開始受到尊重，統治者的權力開始受到約束。資本主義社會對國家機器加以嚴格的控制，制定了嚴格而且可操作的法律限定了國家機關的權力，權力的行使有著明確的尺度，這使人民的權利得到了保障。掙脫封建權力束縛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認識到權力對民主和人民權利的威脅，認識到限制權力對維護人民權利的重要性，于是建立了憲法。憲法的產生原本是為了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保障人民的權利。所以，評價一部憲法的優劣要看憲法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是否有效，是否能夠有效限制權力從而保障民眾的權利。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的憲法還有明顯的不足，它所規定的人民的權利缺乏有效的保障，許多權利還只是停留在字面上，人們常常無法通過有效的途徑去實現這些權利。而政府的權力在中國卻幾乎是無限的，政府官員有時甚至可以不受限制的行使權力而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政府是行使權力還是承擔責任，有些人認為這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討論，實際上這是對政府的定位問題，是具有根本意義的重要問題。有些人認為這是政府行為的兩個方面，是從不同角度看到的同一事物的兩面。這是不正確的看法，它忽視了對主次的區別。在現代民主社會，政府的權力來自于憲法的授權，而從憲法的產生和功能來看，憲法的首要職責是限制政府的權力，它對政府授權的目的是要政府保障民眾的權利，所以說政府從事某一行為是因為其享有權力不如說是因為其要履行職責。對這一性質的正確認識有助于防止政府行為的失控，防止政府成為踐踏人民權利的工具。而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用“職責”代替“權力”對于正確闡釋人民的民主地位，正確闡釋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性質，要更加準確一些。
對政府職責的定性在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中國有悠久的封建歷史，并且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民主的教育，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有不少人還會認為政府像封建時代的官府一樣，是行使權力的機關。在新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程度要更高于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更不應當有絲毫權力意識。我們平常所常說的服務意識，實際上就是以職責為本的。但在現實中，政府對自己的定位，甚至群眾對政府的定位往往不是以職責為本，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員常常成為人民權利的侵害者，而且這一現象非常嚴重，卻得不到重視，不能有效遏制，這反映了權力意識在中國深厚的基礎。
權力和權利的消長決定著民主的發展，在今天的中國，民主建設還只是剛剛開始，民主意識還很淡薄，培養民主意識，健全民主制度，是全體中國人的艱巨任務，決定著中國的未來。
從權力和權利的關系角度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中國的腐敗問題，實際上中國的腐敗問題的根源在于對權利和權力的關系沒有正確把握，干部過于強大的權力和人民缺乏保障的權利是腐敗產生的肥沃土壤。
在中國，腐敗的產生有現實的背景，在現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官員的墮落不能僅僅歸責于個人。在陰暗潮濕的環境里，自然會有適應這一環境的生物生長，甚至會使原本不在這種環境中生長的生物逐漸適應這種環境。可能會有人對這句話提出不同意見，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種要適應原本不適合其生長的環境需要很長的時間，要通過不斷地積累基因變異緩慢實現。這些人會說那些走上腐敗道路的腐敗分子是他的本質決定的，內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你種下的是玉米，在什么樣的環境里都不會長成小麥，社會主義的苗在什么樣的地里都長不成資本主義的草。那么我承認前面的比喻不夠準確，如果說原本不腐敗的人適應腐敗環境變成了腐敗分子還不如說——物競天擇，不適應腐敗環境的人被腐敗的環境淘汰，留下的只有適應腐敗環境的腐敗分子。但是這樣的說法會得出結論，有沒有腐敗和環境無關，這顯然是不對的。人之于社會環境和生物之于物質環境是不同的，把再多的人放在月球上，都不會有一個人能適應那里的環境，人對那樣的環境沒有適應性，但是把一個人從非洲送到美洲，只是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對這樣的變化是有適應性的，他有可能逐漸適應那里的生活環境。也許有些腐敗分子無論是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里都會腐敗，還有一些好干部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里都不會腐敗，但這樣的人都是少數，大部分人都是不那么意志堅定的，在不同的環境里會有不同的表現。如果我們的制度更完善，許多墮落的官員原本不會墮落。
中國的問題不能只靠從嚴處理一些問題干部得到解決，事實上，這種方法也沒有起到作用。我們的反腐敗工作目前只是局限于在腐敗的環境中拔草，而沒有用陽光驅逐腐敗環境中的陰暗和潮濕，創造一個不適合腐敗生物生存的環境。也就是說，根本的制度問題仍然沒有得到重視，我們應當對當前適于腐敗生存的環境加以改變。對于應當作為重點的對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我們著力太輕，而對于相對次要的懲處腐敗分子的問題，我們又著力太重。正如前面所說，社會環境影響著大部分人的表現，制度的改革完善會使腐敗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并且，對腐敗分子的處理也要考慮到社會環境的因素。在刑法中有一個脅從犯從輕處罰的制度，從這一制度出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今天的中國，對貪官應當從輕處理。這一結論的現實前提是，現在的政治體制使得享有權力的官吏們可以輕易的腐敗，有時甚至不得不腐敗。薄弱的監督機制使官吏可以放心大膽去腐敗，而缺乏民主的干部制度使官吏為了提升或者維持官位不得不通過違法聚斂好處去討好上一級官吏而不得不腐敗。今天，在一些地方，一個正直的干部不僅不能得到提拔重用，甚至無法在現實社會立足，所以對官員的犯罪不能把責任完全歸咎于官員自身。從這種角度看，相對于大貪官來說，小貪官可以被視為脅從犯，應當從輕處罰。在這個意義上，對貪官的處罰應當參考他們的級別，級別越高處罰越重。
任何人的基本權利不能被剝奪，任何人也不能擁有不應有的權力，貪官在位時不應有那么大的權力，而下臺以后也不能剝奪他們應有的權利，包括他們的生命。我們不能把反腐敗的重心放在處罰腐敗分子上面。當然如果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給老百姓看看政府在反腐敗工作上的政績，這樣的工作在短時期內會很有效。但是對于真正解決腐敗問題，要有效的遏制腐敗的發展，鏟除腐敗滋生的根源，是不能靠這樣做來達到目的的。我們現在首要的工作應當是解決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使普通民眾享有應有的權利，使官員不能行使不應有的權力。鏟除由于官員過大的權力、民眾缺乏保障的權利所致的腐敗滋生的土壤。
中國的腐敗問題，不能只靠紀律來解決。腐敗發展到現在，已經演變成影響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必須下大力氣才能解決。腐敗是權力的伴生物，用權力來制約權力是解決不了腐敗問題的。解決腐敗問題只能通過用制度制約權力的途徑，使官員不能隨意使用權力，使官員沒有機會利用權力牟取私利。腐敗問題發展到今天這樣嚴重的程度，就是因為我們沒能建立起有效的制約權力的制度，權力的運行缺乏規范性，使以權謀私可以輕易得逞。
用權力來懲治腐敗，表面上看是有效的、并且也有直接和明顯的成果，我們可以在報上看到全年又查處了多少腐敗干部，省部級干部查處了多少個、地市級干部查處了多少個。但是這是一種割草式的治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中國的反腐敗工作轟轟烈烈搞了很多年了，查處了不少高級領導干部，卻沒有產生民眾希望的效果。查處的官員級別愈來愈高，涉案金額愈來愈大，老百姓身邊的腐敗現象卻愈來愈嚴重。
權力本身是腐敗產生的根源，用權力來反腐敗，打掉一個腐敗分子，還會產生兩個腐敗分子，所以腐敗分子就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野草一樣，愈來愈茂盛。又像澆油滅火一樣，腐敗愈反愈旺。也可以說，靠權力來反腐敗，就像飲鴆止渴，愈飲中毒愈深。
反腐敗只能依靠用制度制約權力，控制住滋生腐敗的權力，也就從源頭上控制住了腐敗。制度雖然不是制約權力唯一有效的方法，比如我們也可以通過公開透明地行使權力使權力置于大眾的監督之下來有效地約束權力，但制度是制約權力最有效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必須依靠制度才能行之有效，而且只有依靠制度才能保障它們的存在。
制約權力的制度除了使權力的行使公開之外，還有兩項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國外普遍實行的，就是官員的家庭財產公開，組織人事制度透明。官員的家庭財產公開不僅是官員個人財產公開，還包括其家庭成員的財產公開，包括他們的收入和支出情況，這是民主體制的要求，更是中國實現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要求。組織人事制度透明要求民眾了解干部任免的全過程，干部任免程序民主，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暗箱操作。這樣的制度對于提高干部素質，選拔任用德才兼備的好干部是非常有效的。而提高干部素質，使真正德才兼備的好干部走到領導崗位上去，對于我國目前尚不能完全實行法治，在相當程度上還要靠人治的現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問題也就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問題，也是實踐“三個代表”的問題，是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問題，同時也是反腐敗的問題，保持黨的純潔性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和根本在于正確處理干部的權力和責任問題，正確處理干部的權力和民眾的權利的問題，在于建立和完善國家的各項政治制度的問題。
或者說，解決我們黨和國家政治問題的關鍵和根本在于用能不能有效地用制度約束干部的權力、保障民眾的權利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