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海峰 ]——(2005-3-27) / 已閱11497次
量刑規范化探索
楊海峰
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審判權的重要內容，能否規范、科學地行使這項強制性的國家權力，直接關系到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罰功能的具體實現。然而長期以來，理論與實踐部門都比較偏重對違法犯罪行為性質的研究，即對于確定某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屬于何種犯罪非常重視，而對某個犯罪的量刑的重視程度則明顯不如前者。刑罰的本質特征是對被告人的財產、資格、自由乃至生命的限制或剝奪，是最為嚴厲的一種法律懲罰措施，因此刑罰權的行使被喻為生殺予奪之權，如果不能規范適當地裁量刑罰，不僅直接關系到被告人權益是否得到保障，而且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秩序的保障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值得欣慰的是，理論與實踐部門已經對于刑罰的正確規范適用和價值取向等問題給予越來越多的重視，筆者擬結合審判實踐談一些量刑規范化的司法實踐問題。
一、不規范量刑活動的表現與危害
提倡規范化量刑，就是希望量刑活動堅持以合法、合理、公正作為刑罰權運用的考量標準，按照理性的、邏輯的思考方法，對個案被告人作出是否判處刑罰、判處何種刑罰以及所判刑罰是否執行的決定。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存在一些量刑活動的不規范操作，造成裁判結果有失公正、公平的量刑偏差、量刑失衡和罪罰不相稱的現象，這無疑對司法權威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實踐中的量刑活動不規范現象主要表現：
(1)錯誤判刑，即對于無罪的人判刑。這類現象是由于審判人員主觀上的原因，對被告人被控行為錯誤定性，即對沒有實施過犯罪的被告人錯判其是犯罪行為人，或者是將被告人的一般違法行為判定為犯罪，對這類人判處刑罰當然屬于嚴重不規范的適用刑罰。
(2)由于對裁斷刑罰適當的標準理解上的分歧，實踐中存在量刑輕重失當，即輕罪重判或重罪輕判現象。具體表現為量刑畸輕畸重和嚴重的偏輕偏重，這類現象有的是因為對被告人定罪沒有把握好，重罪錯定輕罪，或輕罪錯定重罪，必然導致罰不當罪；有的是因為對案件的事實、情節、性質，尤其是其中影響量刑的從重、從輕情節存在片面理解，對刑罰裁斷中的自由裁量幅度片面理解，從而導致所判刑罰忽輕忽重。
(3)由于量刑活動的實踐標準缺少連貫性和普遍性，造成量刑活動時空上的不均衡。由于刑事審判隊伍不穩定，一線法官較難形成穩定成熟的刑事審判思維方式，因而造成在不同的法院就有不同量刑價值標準，有的甚至是同一法院前后不同時期或不同審判人員之間也難以保持相對統一的量刑價值標準。
(4)審判人員在刑罰裁量的方法上規范化程度低，量刑活動存在主觀隨意性和偶然性。實踐中大多數刑事法官依賴自己審判經驗決定刑罰的適用，缺少較為科學的定量分析，有的還可能存在情緒化的量刑。對于適用緩刑、管制或免予刑事處罰等輕刑的標準也不夠嚴格統一，有時一味求重忽視輕型的運用，有時又一味求輕，對性質、情節較重的案件判處緩刑、管制甚至免予處罰，這些都影響了刑罰應有功能的實現。
不規范量刑現象的存在，對于刑事審判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相當大的，產生了較大的危害：一是不利于實現刑罰的目的。刑罰的運用不僅對犯罪分子定罪判刑的懲罰功能，對被害人及親屬的安撫功能，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保障功能，而著重應體現教育和預防功能，即要從維護國家、社會公共秩序出發，通過對犯罪人判處刑罰，使之通過服刑到改造，將來不再犯罪，并使社會上不穩定分子感到犯了罪會被判處刑罰，從而受到震懾不敢犯罪。這些目的的實現必須以刑罰運用是合法、公正、合理為前提，如果不能以這樣標準去裁量刑罰，使不該判刑或不該判重刑的，無辜被判刑或被判重刑，使得刑罰運用喪失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內涵，被判刑人就會感到冤枉、不公平，根本就不會認罪服判，更談不上改造。在我們審判實踐中不乏這類案例，因為看到他人或自己受到不是十分適當的判刑，因而產生仇恨社會的心理，繼而用實施更嚴重的犯罪為手段來報復社會。相反，對于該重判的卻被判輕刑，受刑人感到因
犯罪得到的多而失去的少，就不會消除他的犯罪思想，對于社會上不穩定分子也會因這種案例而受到犯罪誘惑，犯罪欲望更加膨脹，刑罰威懾功能也必然大打折扣。二是損害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公正是法院審判工作的靈魂，也是人民群眾的期望。如果刑罰運用不能實現合法、公正、合理的價值標準，就會使人們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也會被一些人利用、將刑罰的不規范運用與司法腐敗掛上鉤，從而造成法院刑事審判的公信力下降，損害刑事審判權威的惡劣的后果。
二、影響規范量刑活動的主要因素
1、由于客觀原因的影響，致使刑罰裁量缺乏適當性和規范性。一是法律規定的粗疏，有的條款規定彈性很大，如有的法條對法定刑存在多個刑種或者一個刑種刑罰跨度很大，有的對犯罪情節規定內容模糊，缺乏細密化，使審判人員難以把握。二是由于存在大量的種類繁多但缺乏統一性的案例解釋，這些解釋客觀上成為一些審判人員的審判指南，使得他們懶得再去考察刑法與案件的密切結合點，只要存在一點或者幾點聯系就照葫蘆畫瓢，往往造成以偏概全、以點概面。三是社會輿論的干擾。當一個案件發生之后，由于媒體的介入，有可能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影響或者干擾正常的審判工作。四是案外人員的人為影響。憲法賦予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地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在現實中，各種案外人員的范圍很廣，其身份和影響力各異，他們會從不同的渠道或以不同的名義對法院的審判活動施加一定影響。這些人為因素的作用，無疑會對審判人員規范化量刑產生不恰當的影響。
2、由于審判人員的自身原因，對刑罰裁量的適當性規范性產生負面影響。刑罰適用的價值與刑罰權行使者的司法觀念、業務素質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們的審判人員在刑罰適用指導思想上存在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觀念：(1)重定罪輕量刑，許多審判人員認為審判刑事案件的核心任務是查清案件事實，保證案件證據確鑿，對被告人的行為定性準確，這是法律適用正確的主要體現，至于對被告人的量刑則重視不夠，認為只要基本上過得去，重一點輕一點沒有多大關系，只要在法定刑幅度內就不好說不是罪刑相適應。(2)寧輕勿重。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想觀念的慣性影響力，使我們的審判人員也往往不能擺脫其影響，尤其表現在接連不斷的開展“嚴打”以及各項專項行動，更加重了審判人員對于一些犯罪強調適用重刑，認為重是方法問題，輕是立場問題，有時一審法官會出于上訴不加刑的原則，一審時對被告人判重了，被告人上訴后被從輕改判，就可以免除自己對被告人輕判以及打擊不力的嫌疑。而且負有法律監督職責的檢察機關對法院的刑罰適用往往也是關注是否判輕了，他們認為如果判重了，被告人自然會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也會監督，因此一般不在抗訴監督的范圍內。(3)重國家公權的維護，輕被告人人權保障。我國一直存在強調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并重，當兩者發生沖突時要以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對個人的權益相對不夠重視的傳統，片面強調刑罰懲治犯罪保護社會秩序的功能，對于保障無罪的人不受追究和有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的刑法保障功能關注不夠，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必然影響審判人員不能夠嚴格按照規范化的量刑標準去考慮裁量刑罰。(4)一些審判人員的素質對量刑規范化存在一定的影響。由于我國的法官行政化制度模式，而且對于法官的任職、續職培訓不健全不完善，審判人員如果不能自覺地跟蹤學習，再被繁忙的審判工作所累，僅憑一點審判經驗去審判案件，要求他們樹立新的司法理念來考究量刑活動，無疑只能是鸚鵡學舌。如果再遇到某些政治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的審判人員，將決定他人重大命運的刑事審判權運用等閑視之，對被告人裁量刑罰馬虎行事，草率武斷，更談不上量刑的規范化。
3、案件審判中一些不適當程序的影響。這種情況主要表現為審判人員在個案審判中往往會被一些疑難問題困擾，在無法找出切實可行解決辦法的情況下，采取法定程序以外的內部請示或由政法委協調公檢法等將矛盾轉移的做法，致使量刑規范化受到影響。比如目前有些法條對犯罪構成標準存在一定的概括性與模糊性特點，造成審判人員不敢輕易下判，加上現行的錯案追究制度的影響，迫使他們動輒就向上級請示，而等請示結論下來時往往形成被告人已經被實際羈押的現實，結果只好對被告人判處一定刑罰來結案，此種做法看似保證案件處理的社會性與法律性相統一的目的，但實際上是以犧牲當事人的權益為代價的，這顯然偏離了罪刑相適應的要求。
三、關子保障規范化量刑活動的設想
量刑規范化的司法實踐應當從認識水準、審判機制以及具體操作層面進行具體貫徹：
1、從認識層面的保障：刑法確定的三大基本原則是衡量、評價人民法院適用刑罰水準的重要尺度。“徒法不足以自行”，不管立法有多么完善，要將這些立法的原則落實到具體的個案審判中，需要審判案件的法官能夠真正地理解立法的實質內涵，以合法、公平、合理作為衡量量刑規范化的標準，對于罪刑法定的理解與執行，不僅是按照法律規定去定罪判刑或者不定罪處刑，而且也包含在疑罪難定的情況下應當實行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不能遵循疑罪從輕的有罪認定做法，要保證刑罰裁量的合法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點要堅持刑罰運用中不能存在歧視，不能為一些身份地位特殊的被告人拉開刑網，也不能由于被告人的地位低下就漫不經心，草率下判。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對于犯罪危害性的理解應當包含其犯罪行為及其給社會造成的危害結果，也要充分考慮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罪刑之間相當性要體現在犯罪與刑罰之間性質上、比例上的一致性，重罪重判、輕罪輕判、輕重適當，不能機械地理解罪刑相當就是追求一一對應的數字關系，純粹形式上的罪刑相適應永遠無法實現。總之，審判人員只有具備現代法治思想，樹立正確地適用刑罰的觀念，將打擊犯罪、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與保障人權的刑罰功能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保證刑罰適用的規范性標準。
2、從審判機制上保障：①不斷完善法官隊伍制度建設，強化審判人員任職、續職教育，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只有對刑法規范與理論能夠熟練掌握的情況下才能確保刑罰裁量的適當性、合理性。②切實維護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審判人員要有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審判權不受外界干涉的責任感，作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真正地尊重法院的審判權，應充分相信法院會代表國家行使好審判權，黨政機關不能動輒以國家公益代表的身份指點審判，更不能以維護公益為名，行滿足某些個人利益之實，審判人員應當能夠真正地沖破人情網、關系網的包圍，依法規范地用好刑罰權。③規范新聞媒體的案件報道，正確對待社會輿論的影響，新聞媒體對案件審理的報道要客觀真實，不能為了新聞效應而添枝加葉，夸大事實，在案件裁判前不得發表有關應當如何判決的評論，應當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除非有證據顯示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存在程序上的瑕疵或違法亂紀情況，否則不能隨意指責法院判決違法或指責刑罰權被濫用。只有確立法院的權威性，才能保證法官在比較從容的環境中正確而適當地行使刑罰權。審判人員也應當冷靜對待社會輿論的影響，要從中分析出民情民意的合理性、合法性成份，以及人們對社會正義強烈訴求的原因，分析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程度，當然對于社會輿論的評價一定要在法律范圍內衡量，不能以道德評判取代法律的評價，更不能被社會輿論所左右o
3、規范化量刑的個案具體操作。此處涉及的重點問題就是在個案中如何依照刑法的規定，正確運用自由裁量權 的問題：首先要弄清是否應當判處刑罰，構成犯罪并不必 然就與判處刑罰相聯系，因為刑法第37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實踐中存在許多輕微犯罪問題涉及到要判斷是否對被告人判處刑罰，只有解決了這一問題，才能繼續進行判處何種刑罰和決定刑罰量大小的活動。其次要搞準判處何種刑罰，確定具體的宣告刑是量刑活動的基本內容，除死刑、無期徒刑外其他刑種都涉及到衡量刑罰量的問題。在個案審判中應當嚴格遵循正確的量刑指導原則，即刑法第61條規定的“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按照該量刑的指導原則，要做到在查清犯罪事實的基礎上弄清犯罪性質、具體的情節以及犯罪行為實際的危害、現實的危險，還要重視從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罪后的態度等方面研究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險性，并以人身危險性程度作為量刑的一個依據。第三要準確地對案件中的多種情節的綜合運用，不能只重一點不及其余，尤其是在從重情節和從寬情節并存的情況下，應當怎樣加減刑罰，由于從重與從寬情節并不是一致的，各種情節在裁量刑罰中的作用并不是可以抵消的，應當采取適當的順序，即先綜合考慮從嚴情節，據此確定一個量刑基礎，然后再結合考慮各種從寬處罰的情節，適當降低刑罰，作為最后決定對犯罪人判處的刑罰，這種先從嚴后從寬的適用情節的順序，既體現了寬嚴相濟，又可以防止顧此失彼，最后能對犯罪人作出比較適當的處罰。
4、規范化量刑宏觀方法上的保障。一是做好司法統計與判決結果的反饋研究工作，即要將法院判決的大量的案件進行統計分析，認真總結經驗，考查對事實、情節相似的案件運用刑罰的規律，并結合案件判決之后的社會反響，將通過考查認為屬于刑罰適用適當、合理的案件編制成參考案例，可以對以后相似案件的審判可以起到成例指導作用，防止某些審判人員借口可以自由裁量而濫用刑罰權，當然這些工作應由較高級別的法院來完成。二是慎重評判量刑價值標準，通過定期對不同性質的案件、不同法院審判的案件、不同審判人員審理的案件以及不同時期審理的案件進行綜合評判，從中分析出個案的量刑是否符合合法性、平等性、合理性的規范化量刑標準，起碼可以在某一個地區范圍內能夠做到統一規范化的量刑。三是我們要逐步改進量刑的方法，保證刑事審判的罪刑均衡，實現量刑規范化。目前我們量刑實踐多是傳統的經驗作業法，這種量刑方法一般程序是刑事審判人員經過審理案件，掌握案情，在法定刑的范圍內，參照司法實踐的經驗，大致地估量出對被告人應判刑的刑罰，然后再考慮案件中從重、從輕、減輕的等各種量刑情節，最后綜合地估量出應當執行的刑罰量。這種方法有其簡便易行的特點，但是由于方法本質上是粗線條的，審判人員是依靠主觀估量的方法進行量刑，依靠經驗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觀隨意性和客觀偶然性，必然會導致量刑失衡。現在有學者提出以層次分析法、數學模型法、定量分析法和電腦量刑法作為改進的量刑方法，我們認為其中層次分析法是比較可行的，這種方法將量刑看作一種決策活動，是審判人員依據犯罪事實和法律規定，對具體案件進行分析、判斷、綜合，并最終以定量的方法來決定刑罰。這種方法重點是解決量刑本身的定量化要求與決定量刑諸因素的非定量之間的矛盾，將各種量刑因素影響量刑結果的效果充分考慮，然后確定最佳的量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