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軍建 ]——(2005-4-25) / 已閱17997次
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綜述
張軍建、王巍
（中南大學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摘要：在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上，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理論界和實務界人士圍繞“信托與中國”這一主題，對信托理論與信托理念、信托立法與信托法制、信托稅制與信托監管、信托產品設計與運作、信托業的現狀與發展、信托人才培養與管理等一系列前沿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關鍵詞：信托；信托法；信托業；信托市場
2004年10月16日—17日，由中南大學和上海遠景非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辦、湖南省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協辦的“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在湖南長沙隆重舉行。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實施三周年、中南大學信托與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際，來自日本、美國、韓國和我國大陸、臺灣、香港的300多位嘉賓以及數百名代表齊集一堂，圍繞“信托與中國”這一主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此次論壇的開幕式由中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周慶柱教授主持，中南大學校長黃伯云院士致歡迎辭，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許云昭先生、日本原法務大臣臼井日出男先生、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先生、日本亞細亞大學法學部學部長中野正俊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銀行副總裁內藤秀彥先生、湖南省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董事長胡軍先生、韓國仲裁人協會理事洪裕碩先生、我國臺灣政治大學前法學院院長賴源河先生，先后登臺向論壇致辭。
論壇期間，共舉行了三場大型的主題研討會，分別由上海遠景非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遠景先生、中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漆多俊教授、日本信托法專家中野正俊教授主持，先后做主題發言的嘉賓包括：我國民商法專家江平教授、韓國信托法專家洪裕碩教授、我國臺灣商法專家賴源河教授、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非銀部主任高傳捷先生、日本法學家中野正俊教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司司長孫建勇先生、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銀行風險管理部部長藤井純一先生、香港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執行董事安東尼•郎（Anthony Lam）先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經工作委員會巡視員王連洲先生、中南大學商學院院長陳曉紅教授、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楊元偉先生、世界銀行法律顧問兼美國律師協會中國法委員會主席英•懷特（Ying White）女士。
本次論壇還舉行了一場大型座談會，由高傳捷司長主持，國內幾十家信托投資公司的負責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到會并發言。與會者主要圍繞當前信托投資公司的改革、信托業的監管、信托市場的培育等熱點問題展開了討論，并就發表《中國（長沙）信托國際論壇宣言》達成了共識。
現將本次論壇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一、信托理論與信托理念
與會者紛紛將目光投向我國的信托理論研究和信托觀念普及，并把它們作為我國開展信托實務和發展信托事業的基礎工程。
對于大多數學者將民事信托與營業信托放在一起解釋的做法，江平指出，應把民事信托與公益信托放在一起作出對立的解釋，即我國的民事信托相當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而營業信托只是以經營信托業務的機構作為受托人的一種民事信托。在日本，雖然學界普遍否認民事信托的存在，但中野正俊在總結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礎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實際上隨處可見，只是它們在性質上僅僅作為判例而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罷了。反觀我國民事信托的現狀，雖然理論上也認為處于空白狀態，但高傳捷指出，當前民間已出現一定形式的民事信托活動，如小額財產管理、遺產管理和貴重物品保管等。洪裕碩則從歷史的角度指出，在東亞歷史上早已存在與民事信托類似的制度，即大約一千多年前中國唐宋時代盛行的“寄托行為”和朝鮮王朝第十八代顯宗時期盛行的“投托”，均屬于以保護私有財產為目的的自益信托。藤井純一結合日本當前在城市再開發事業中運用土地信托的經驗指出，以民事信托的方式開展土地信托，要求信托銀行更加充分地理解信托制度，并在實際應用中付出巨大努力。賴源河認為，以理財專家為受托人、按照有償性和商業性的觀念來追求利潤的信托制度正在逐步發揚光大，信托的商業色彩愈加凸顯。目前，學界對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滿信心。
關于受托人的權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指出，受托人享有“職務權限”和“自身利益的權利”，前者是對信托財產而言的，包括事實行為、法律行為和訴訟行為三方面的權限；后者主要指信托報酬和補償請求權。關于受托人的義務，中南大學的張軍建、王巍從法學角度指出，信托目的應成為受托人一切義務的基礎。由于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對自己的信任（有合約基礎）和受益人對自己的信賴（無合約基礎）而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受托人以信托目的為基礎對委托人和受益人分別負有信任義務和信賴義務。
雖然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式的信托就已在我國出現，但江平認為，信托事業在我國的發展卻歷經曲折，信托的制度建設更是空白，信托的觀念與運用長期處于誤解和歧義之中。對此，洪裕碩也坦言，信托在大陸法系的中國和韓國會產生“異樣”的感覺，但他預見，兩國的信托制度必將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得到迅速推廣和普及，并隨著經濟的發展為國民理財、社會進步和經濟騰飛做出積極貢獻。王連洲指出，只有使信托制度和我國的法律傳統與法律框架得以較好的融合，才能使信托獲得我國社會普遍的認可和接受。由上可見，國人對信托的認識還相當滯后，但信托理論和信托實務雙重推動的信托觀念正在我國迅速普及，我們對此深表期待。
二、信托立法與信托法制
三年前，《信托法》的出臺翻開了我國信托發展史的新篇章，為建立本土的信托制度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三年來，以《信托法》為核心的信托法制框架正在緊鑼密鼓的構建之中，并將不斷成熟和完善。與會者密切關注《信托法》的解釋和完善以及其他配套立法。
關于《信托法》頒布和實施的背景，江平認為，一是民法體系正處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權法；二是社會結構處于深刻的變革中，并且經濟發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響。王連洲則對《信托法》致力于信托制度本土化的有益探索作出了闡釋：第一，“信托”概念中用“委托”替代傳統信托的財產權“轉移”，是為了使國人在傳統的財產理念上較容易地接受信托制度；第二，將“委托人”專列一節來規定，是為了平衡信托當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實現。毋庸置疑，《信托法》對于在我國確立信托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完善和發展這部信托基本法的道路還非常漫長、曲折。
關于我國《信托法》第十七條第一款，洪裕碩認為，這參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釋論，即設立信托前的債權人可以對信托財產強制執行，但該條中“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的規定則可能被狹隘地解釋為“把信托財產作為目的債權設定抵押權”。他建議，對此繼續予以探討。關于《信托法》第二十五條，夏斌認為，僅有原則性的規定是不夠的，具體如何“誠實、信用、審慎、有效”管理信托財產，還需要進一步制定行業經營準則，并在信托活動的業務流程、崗位職責、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財務制度以及不盡責履行合同的懲罰等方面制定具體的規定。張軍建、王巍認為，“誠實”、“信用”、“審慎”、“有效”之間的含義重疊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釋時確立各自的衡量標準，以便于執法和司法。關于《信托法》第六十條，江平認為，條文只對公益信托的目的做了性質上的界定，并沒有規定具體的認定標準，還需要進一步解釋。而對于《信托法》第六十二條，他指出，目前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沒有明確到位，這使得公益信托管理中的很多事項無從批準，公益信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他建議，借鑒現行《基金會條例》的相關規定，對公益信托的具體認定標準作出明確規定。
我國仍處于確立信托制度的適應性探索中，王連洲指出，目前的信托法制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如信托財產應登記而未登記的情況下，法律只規定信托無效，卻未明確規定不得對抗第三人；法律也沒有直接規定受托人應當承繼委托人對信托財產占有的瑕疵；法律對受托人因違反規定致使信托財產遭受損失而對受益人應承擔的責任有弱化之嫌。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馬亞明建議，盡快通過修改《信托法》確認信托受益證書（合同）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產品的流通機制。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修改建議，對《信托法》的解釋和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臺灣地區信托法制的最新動向，賴源河指出，主管機關為配合實務運作及信托市場的變化，已著手修改“信托業法”，以營造更自由、更開放的信托業法制環境。同時，放寬信托業申請辦理新業務的限制，并簡化銀行申請各分支機構辦理總行各項信托業務的手續。內藤秀彥介紹了當前日本信托法和信托業法的最新修改動態：一方面，拓展了信托財產的范圍，如對知識產權進行信托；另一方面，擴大了信托業務中受托人的范圍，如一般企業作為信托公司經營信托業務。
我國也亟待修改《信托法》、制定《信托業法》以及完善其他相關的配套立法，建立基本的信托法制框架。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期待，通過建立和完善信托法制體系，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信托業“灰色運作”和“一亂一治”的問題。
三、信托稅制與信托監管
與會者對信托稅制與信托監管格外重視。楊元偉指出，由于我國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稅制主體框架建立時尚未明確，因此目前在稅收制度層面，除對證券投資基金（信托關系）的稅法適用有特別規范外，對信托活動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經濟活動的相關稅法規定適用的，并未針對信托活動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而在稅法適用層面上予以區別對待。稅收制度與信托制度的不銜接而產生的制度磨擦已越來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信托活動的順利開展。江平認為，目前由稅法驅動的民事信托還未成為主流，公益信托也急需稅收優惠的支持，以便被廣泛地運用。
關于現行稅制下信托活動的稅法適用情況，楊元偉指出，適用于證券投資基金的稅收政策是臨時性的，具有對象特定、期限特定、形式優惠的特點，是信托稅制總體不科學前提下的一個特例，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行稅制與信托制度不相適應的總體狀況。他對建立和完善信托稅制體系提出了四點設想：①構建信托稅制的五項基本原則（稅負公平原則、實際獲益者納稅原則、公益信托優惠原則、前瞻性原則和便于征管原則）；②以避免重復征稅為主要出發點構建信托稅制框架（重點是所得稅和財產稅）；③優先考慮資金信托活動的稅法適用；④對公益信托給予必要的稅收優惠，明確減免標準。實際上，信托稅制的建立和完善已迫在眉睫，相關部門應加強協作和互動。
關于發展我國統一信托市場的監管體制，夏斌認為，當前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銀監會和證監會需要進一步統一監管政策；二是要改變以監管銀行的方式監管信托公司，對信托公司及信托業務的監管應主要針對信托合同的設立和執行。廣州科技信托投資公司的李安民指出，一味模仿美國監管部門對私募證券的監管方式是不妥的，應對信托機構和信托業務實施“分類監管、優勝劣汰”，即對實業類信托投資業務實行“私募發行、公募監管”，而對證券投資類信托實行“公募發行，公募監管”。新疆國際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馬安泰建議，對財產信托不能比照資金信托來監管，應放松限制；并提議成立信托投資銀行，使信托公司成為銀行的控股公司。江西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裘強指出，在當前信托業發展緩慢和信托公司盈利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應處理好監管與發展以及“疏”與“堵”、“管”與“放”的關系，做到“以監管促發展、在發展中監管”，確保信托公司的專屬業務有穩定的盈利模式。他還建議，盡快制定《信托業法》，通過法治化為信托公司的經營確立穩定的預期。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任葆燕認為，信托監管應當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金融環境，不應在信托業務方面歧視信托公司；監管部門不僅應控制信托公司的經營風險，還應降低政策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孟輝和中國科學院的楊如彥提出，銀監會應鼓勵信托公司自愿地進行信用評級，并對信用評級機構進行資格認證，明確信用評級的方法和結果。同濟大學的高紅霞、王剛認為，由于信托機構和信托資金集中于發達的東部，如果沒有政策的傾斜就會出現日益嚴重的“馬太效應”，因此銀監會應通過放開地域限制等方式對欠發達地區提供政策支持。關于當前信托監管的六大熱點問題，夏斌認為，第一，資本充足率可以作為監管信托機構的參考性指標，但絕對不能作為主要指標；第二，現階段除嚴格依法允許以公募方式從事證券投資基金業務外，其他的資金委托業務應以私募方式為主；第三，應取消委托理財200份合同的限制；第四，應對委托理財資金采取嚴格的第三方托管；第五，應逐步取消信托機構設置分支機構和開展異地業務方面的限制；第六，應對信托機構實施不同于銀行的監管費收取標準和方式。
對于建立和健全養老金監管（信托型）體系，孫建勇指出，應確立標準化的運作流程，制定信息披露制度，明確有關監管部門的職責，完善協同監管體制，并建立危機處理機制。高傳捷認為，現行監管規定的原則性條款較多，監管機構應指導和監督信托公司依法開展真正的信托業務，并加強誠信建設，積極防范風險，實施分類監管，嚴格規范高風險業務的操作模式，完善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和信托公司的治理結構，建立“多管齊下”的監管模式。中國信托業協會成立后，在加強行業自律、協調行業內部和外部關系、聯系信托機構與業務主管部門、維護和促進信托業的健康規范發展等方面也將發揮重要作用，監管部門可能會把一些涉及信托公司內部的微觀制度委托給信托業協會來制定。我們深深期待，專業化的信托監管能不斷推動信托機構和信托業務的發展壯大，使我國信托業早日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金融支柱之一”。
四、信托產品設計與運作
與會者對當前信托市場中信托產品的設計與運作（包括其他相關服務）提出了許多想法。關于民事信托在我國的應用，江平重點闡述了在家庭領域和商業領域的運用，前者主要體現在有效率地財產管理上，以解決我國目前財富管理分散化及由此造成的巨額損耗和浪費，如“家庭信托”；后者則至少在四個方面大有可為：第一，與職工福利或退休制度結合的信托業務；第二，與金融機構中長期債權結合的信托業務；第三，與其它金融商品結合的信托業務；第四，與不動產結合的信托業務。
關于信托投資公司以“優先股”的形式投入實業權益性投資項目，上海愛建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陳柳青認為，這不失為一種上佳的選擇。雖然以“優先股”的形式投資于目標公司暫時還沒有《公司法》的支持，但法律空白意味著該行為未受限制，因此可以通過信托合同或目標公司的章程加以約定。關于信托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作用，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王輝指出，信托公司應以咨詢業務為切入點，積極開展并購經紀人、買方或賣方（地方政府或微觀企業）的并購重組財務顧問、并購融資、并購信用監督等金融服務。關于國有股權的實現方式，湖南大學的肖海軍在學界已有的授權經營、代表人經營、信托投資機構經營和流動化經營之外，提出了兼具財產信托和股權轉讓雙重特征的國有股權債權化經營，以推動國有股權的減少和退出。關于開展房地產信托，中泰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吳天然介紹了六種操作方式，即投資經營型信托、權益融資型信托、直接債務融資型信托、間接債務融資型信托、混合融資型信托和財產信托型。關于日本的土地信托，藤井純一指出，它能適應城市再開發的現狀，應盡可能地激勵受托人活用土地信托，并不斷降低重復締約的成本。
關于信托融資，陳曉紅認為，可以通過“過橋貸款”、發售信托計劃、信托公司自行收購等方式為企業并購重組提供融資；另外，信托參與國有企業管理層收購（MBO），不但可以隱蔽地提供融資，還可以對整個交易中各方的利益提供保障。吉林省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張興波指出，從信托產品創新模式及核心競爭力看，傳統的單一、封閉式“融資型”及“債務型”信托產品設計模式，正在被諸如開放式信托、“傘型”信托、可贖回信托、產權租賃信托、“貸款＋股權”組合信托等新的多樣性和“權益型”信托模式所取代。中原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尹泓認為，信托公司應在信托業務方面共同聯合、相互合作，克服目前規模相對較小的不足，攜手經營大的項目，從而在與銀行、證券和保險的競爭中爭取較為有利的地位。重慶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何玉柏認為，應正確處理“代客理財”與“代客融資”的關系，注重提高信托業務的效率和業績，形成穩定的客戶群，并在組合投資的基礎上分散風險。
我國正依據全球化、現代化、資本化、市場化的原則改革現行的養老金制度，加快養老金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孫建勇指出，養老保障基金的性質是信托財產，要通過改進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結構。①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國社保基金由全國社保理事會擔任受托人，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由省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擔任受托人，企業年金基金由企業年金理事會或法人受托機構擔任受托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擬由省級農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擔任受托人。②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國社保基金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和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也將引入第三方托管。③委托專業機構投資，開發養老金投資產品，實現保值增值。李安民指出，信托機構應充分依托信托產品的創新和信托業務手段的組合，逐步由單一傭金型資金信托模式逐步過渡為共同受益型的資金信托模式，由固定回報型資金信托轉變為管理傭金和投資績效掛鉤的浮動型資金信托，由債權型融資信托轉變為以股權型投資信托為重點，共享信托財產運用和管理產生的信托收益，實施投資驅動的信托模式。總之，信托產品的設計和運作應秉承信托原理，面向社會大眾，有效地防范風險。
五、信托業的現狀與發展
當前，我國信托業正處于關鍵的轉折期，與會者對以信托公司為主導的信托業的現狀與發展深表關注。王連洲強調，信托業對于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彌補傳統銀行信用的不足、促進證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完善金融功能、引進外資和技術、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推動企業技術進步、支持重點項目建設、充當推動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試驗田，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發揮了應有的歷史作用，功不可沒。胡軍指出，當前我國信托業面臨的外部環境雖已發生明顯改善，但仍存在信托法律體系不完善和信托業務需求滯后的問題。他建議盡快完善配套制度，并呼吁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社會各界能夠更多地支持信托業的發展，肯定信托機構在國民經濟建設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并對其給予更多的褒揚性宣傳。針對信托公司的整體經營狀況，高傳捷指出，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法人治理結構存在缺陷，內部控制不完善，公司資產質量不高，經營活動中存在違規行為，等等。
關于我國信托業邊緣化的趨勢，李安民指出，①信托機構仍是銀行的補充，僅發揮著拾遺補缺的作用；②信托產品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信托利潤仍未成為信托公司盈利的核心；③相同業務范疇和同質化客戶的競爭對手不斷涌現，信托業遇到了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基金業的強有力挑戰；④信托受益權憑證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規定未明確，限制了信托機構業務的規模化與規范化。對于我國信托業的市場定位，張興波指出，信托的核心制度定位應該是中長期金融信用，資金和財產信托應該是信托的專屬與核心業務，私募型資金信托今后將成為主角，信托業應按照“集團綜合、法人分業”的模式構建金融（信托）控股集團。
對于目前信托公司面臨的“信任危機”，夏斌指出，信托公司的安全運行不能完全依靠自律，也不能把個別公司極個別的違規行為擴大化、普遍化，視為整個信托業的問題，從而進一步要求全行業的整頓和采取停滯信托業發展的措施。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馮司光建議，重塑信托業的形象，消除個別違規行為對整個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改變社會公眾對信托公司的“壞孩子”印象。華寶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鄭安國認為，應切實維護信托業的地位，捍衛信托公司的專屬業務，對信托業進行整體規劃，充分開發信托業的資源，避免行業內部的惡性競爭。湖北省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王炳南認為，應正確認識和評價我國信托業的發展歷程與外部環境，并建議加強對信托業的正面宣傳，創辦《中國信托報》或在金融類報刊上開辦信托專版，及時介紹和推廣信托業內的有益經驗。胡軍強調，應樹立發展信托業的信心，找準行業定位和主業定位，堅持信譽為本、誠信經營，以高水平的服務代人理財。王連洲認為，長期以來，信托業處在社會多方的打壓之下，致使整個行業屢遭創傷、元氣大傷，甚至招致社會對信托業未免有些苛刻的思維對待。雖然整頓后的信托投資公司在經營業績方面并不遜色于其他金融同業，但給社會留下的“壞孩子”形象至今沒有大的改變。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既有決策管理層面的，也有業務經營層面的；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在的。
關于臺灣地區信托業辦理信托業務的現狀，賴源河指出，均由銀行兼營信托業，主要經營的業務項目以辦理金錢信托、擔任股票及債券發行人簽證人、保管業務、提供有價證券發行、募集之顧問服務為最多。上海愛建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鄧舉功將信托公司的“財技”歸納為一個中心與四個方面，前者指有效、持續地控制風險，后者指業務發展定位策略、項目評估與篩選、方案設計和融資手段。他認為，信托公司的財技實質上是相對于其他金融機構的一種微觀層面上的比較競爭優勢。張興波認為，我國信托業急需轉型：第一，要堅持市場化原則和商業化經營理念，確立受托理財的新思維；第二，要從粗放經營向集約化和規模經營轉變；第三，要實現由間接金融業務向直接金融與商業中介服務信托業務轉變；第四，要強化金融風險和安全防范意識。盡管我國信托業的發展仍面臨著諸多困難，但整體上已進入“穩中求進”的迅速擴張階段，我們對中國信托業滿懷希望。
六、信托人才培養與管理
信托人才的培養與管理是信托業發展的基石。王連洲認為，要推動信托業進一步發展，改變目前的被動局面，就急需培育信托人才。高傳捷指出，我國現有的信托業機構的人員素質總體水平不高，與開展信托業務的要求有較大差距。盡快改變這種局面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就是對外開放，大力引進具有國外優秀資產管理企業工作經歷的人員，從而引進資產管理的經驗、風險防范的理念與技術等。中野正俊倡導，中日兩國在相互尊重各自傳統、文化和法意識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共同打造信托研究的平臺，培養高標準的信托人才。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對我國現有的信托人才培養和管理表示憂慮，人才短缺和流失的雙重問題已成為制約信托業發展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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