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立新 ]——(2005-6-15) / 已閱7870次
危險的“突審”
毛立新
反思佘祥林、聶樹斌、胥敬祥冤案，刑訊逼供固然罪當其首，而孕育刑訊的“突審”，亦需引起我們的關注。佘祥林曾受 “10天11夜”高強度“突審”，聶樹斌經歷了“一個星期的突審”，而胥敬祥則被折磨“三天三夜”，最終均以被迫供述有罪而告終。這些案件中，“突審”成了制造冤假錯案的幫兇，
考察“突審”一詞，既不見諸法典，也不見諸辭典，而是偵查實務部門對“突擊審訊”的簡稱。在偵查活動中，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審訊”（或稱“訊問”），是偵查機關的法定職權，也是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必要手段。但在“審訊”之上，又加上“突擊”二字，則使情況發生變化，“突擊”之下的“審訊”成了一項極具危險性的偵查活動。
根據實務部門的通常理解，所謂“突審”之“突”，在于強調“突然性”、“突擊性”和“突破性”。“突然性”，是指在抓獲犯罪嫌疑人之后，馬不停蹄，迅速及時開展訊問;“突擊性”，是指集中時間、集中力量，組織攻堅，打一場“殲滅戰”;“突破性”，意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線，達到獲取有罪供述之目的。
先說“突然性”。從偵查訊問學的角度看，在犯罪嫌疑人剛被抓獲，心神未定，心理防線尚不牢固，這時組織開展審訊，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拘捕之后及時訊問，也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在拘留、逮捕后24小時內必須進行訊問的要求。因而，強調審訊的“突然性”，可以說既符合審訊規律，也符合法律規定，無可厚非。
再說“突擊性”。在特定情形下，集中時間、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本屬一種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美國中情局在“911”之后，曾從全國抽調90名審訊專家，對抓獲的恐怖分子開展突擊審訊。但在我國偵查實踐中，由于立法上缺乏對訊問規則的詳細規定，偵查人員又缺少嫻熟的審訊技能，致使這種“突擊”衍生諸多問題。如，審訊時間無節制，出現了曠日持久的“車輪戰”“疲勞戰”;審訊手段無限制，刑訊逼供、變相體罰、誘供、指供紛紛登場;審訊地點無限制，看守所之外的“地下室”“小黑屋”成了訊問場所。在佘祥林、聶樹斌、胥敬祥冤案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不舍晝夜的“突審”，以及相伴而生的刑訊逼供、誘供、指供所導致的可怕惡果。
最后是“突破性”。審訊之目的，本來是雙重的，一是查明案情，揭露犯罪;二是排除嫌疑，保護無辜。但在“突審”中，往往是忽略了后者，而只剩下對有罪供述的片面追求。原因何在？是因為 “突審”之前，偵查人員多已形成有罪確信。在有罪推定思想指導下，通過“突審”獲取口供，僅僅是完善證據的手段而已。導致“突審”中，偵查人員往往為獲取口供不擇手段，甚至在無辜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不出來時，也要通過指供、誘供的手段來捏造虛假口供。這樣的“突破”，極具功利性、目的性和片面性，實為制造冤假錯案的關鍵一環，是十分錯誤的。
綜上，“突審”之于偵查，雖有可取之處，但卻是一柄相當危險的雙刃劍。在破案壓力下，以“突擊”來追求“突破”，極易使審訊活動逾越法律的邊界，輕則侵犯人權，重則冤及無辜。欲取其利而避其害，尚需在完善訊問立法和提高偵查人員素質上多下工夫。但不管如何，對于“突審”的危險性，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惟有如此，才以警惕之心警惕之，以提防之心嚴防之。
（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