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7-4) / 已閱1949次
關于《刑事審判參考》第1201號案例的商榷意見
前言：法條對應的是客觀事物，是實體。這意味著，法律是不能解釋的。案例是客觀事物的外在形式，法條是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案例與法條是有機統一的。辦理案件就是認識客觀事物。認識客觀事物的普遍規律，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三段論的實質，就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即大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判例或者法條）+刑罰，小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待辦案例），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大、小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相同，結論就是將大前提對應的罪名與刑罰適用于小前提對應的待辦案例。顯然，透過現象看本質，僅在事實（現象）層面解決法律適用問題，不需要價值判斷。法律具有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屬性，判斷了事實，同時判斷了價值。根本不需要什么犯罪論體系。所謂的兩階層、三階層，四要件，雙層次體系，不過是法學家用于紙上談兵的道具而己。本人將在事實（現象）層面，剖析《刑事審判參考》中誤判事實導致定性錯誤的案例，揭露教義學偽科學的真面貌。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智豪，男，1994年5月31日出生，無業。2015年4月17日因涉嫌搶劫罪被逮捕。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李智豪犯搶劫罪，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被告人李智豪預謀以購車為名搶車，在網上看到被害人謝軍衛發布的出售二手車信息后，通過電話同對方取得聯系，并約定了看車地點。2015年3月11日15時許，李智豪攜帶槍支來到約定地點北京市朝陽區孫河鄉“都市假日洗浴”門前停車場，謝軍衛的侄子謝冬冬，弟弟謝營軍駕駛欲售車輛前來商談車輛買賣問題。后李智豪提出試駕，謝營軍坐在副駕駛位置予以陪同，謝冬冬在車外等候，李智豪開車進行試駕。在試駕過程中，李智豪提出讓謝營軍進行駕駛，自己要看車輛的其他問題。利用謝營車下車不備之機，李智豪迅速駕車逃離。謝營軍見狀立即打電話告知了謝冬冬，謝冬冬趕緊找了其他車輛和謝營軍去追趕，追了一段沒有發現李智豪的去向。謝冬冬隨即打電話將該情況告知了謝軍衛。謝軍衛使用手機根據被搶車輛上安裝的GPS，對被搶車輛進行定位，自己開車去追，同時讓朋友劉萬才協助追趕。謝軍衛用電話告訴劉萬才被搶車輛的位置信息，劉萬才開車帶領秦萬福按照謝軍衛的指示一直追趕被搶車輛，后在西城區右安門附近將駕車的李智豪截住。李智豪見狀掏出槍支對劉萬才、秦萬福進行威脅，劉萬才、秦萬福被迫讓開道路，李智豪遂駕車逃離。當日18時30分許，李智豪在朝陽區三里屯地區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李智豪無視國法，搶奪汽車被追上后，為抗拒抓捕而持槍進行威脅，其行為侵犯了他人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己構成搶劫罪，依法應予懲處。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李智豪犯搶劫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鑒于李智豪歸案后對基本事實如實供述，當庭自愿認罪，故對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六十七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以搶劫罪判處被告人李智豪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李智豪未提起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己發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李智豪搶奪汽車后逃離，在距案發現場十多公里之處的地方為抗拒抓捕而持槍進行威脅，是否屬于轉化搶劫中所要求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
三、裁判理由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理論界將這種行為稱為轉化型搶劫罪。根據該規定，構成轉化型搶劫罪需要具備前提條件（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目的條件（為窩藏財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手段條件（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和時空條件（當場）。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能否構成轉化型搶劫罪，核心問題在于是否具備時空條件，也即是否滿足“當場”的要求。
關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中規定的“當場”，目前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為，“當場”就是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現場。第二種觀點認為，“當場”是指與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有關的地方，而與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案發時間、地點關系不大。從時間上看，可以是案發當時，也可以是案發后數天甚至數月之后。從地點上看，可以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犯罪地，也可以是離開犯罪地的途中，還可以是犯罪分子的住所地。第三種觀點認為，“當場”既包括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現場，也包括以犯罪現場為中心與犯罪分子活動有關的一定空間范圍，只要犯罪分子尚未擺脫監視者力所能及的范圍，都屬于“現場”。第四種觀點認為，“當場”是指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現場，在現場或者剛一離開現場就被人及時發覺而立即追捕的過程中，也可視為現場的延伸。
上述第一種觀點把“當場”理解為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現場，認識到了后行為與前行為的緊密聯系，但是該觀點對“當場”的理解過于機械。搶劫罪所保護的法益既包括財產權利，也包括人身權利。該觀點忽視了轉化型搶劫罪中侵犯財產權利向侵犯人身權利的轉化，致使其對時空范圍的界定過于狹窄，不符合轉化型搶劫罪的客觀實際，不利于對該類犯罪的有效打擊。第二種觀點對“當場”的理解又失之過寬，將“當場”視為可以完全脫離前行為的時空范圍，完全忽視了前行為對該罪成立的前提意義，不符合立法原意，最終會造成司法實踐中打擊面過大。相比第二種觀點，第三種觀點注意到對“當場”的理解不能脫離與前行為的緊密聯系，并試圖修正前兩種觀點的偏頗之處，但是其界定標準過于模糊，對何謂“以犯罪為中心與犯罪分子活動有關”的空間范圍，未能給出統一確定的標準，不利于實務操作。
第四種觀點避免了第一種觀點的嚴苛、第二種觀點的寬泛和第三種觀點的抽象，相比較更為妥當，是目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主張 。根據有關刑法理論及實踐掌握，準確理解這里的“當場”，應當綜合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1、時空的接續性。“當場”從字面上看，就是當時和現場，包含了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要素，是時間上連續性和空間上連接性的統一體，前后行為在時間和空間上應當緊密聯系，不能間斷或者完全脫離。具體來說，前后行為在空間上應當具有連接性，即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現場或者與之緊密聯系的場所；在時間上應具有連續性，即暴力、脅迫行為須發生在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之后，前后連續而未間斷。只有在前行為與暴力、脅迫之間存在不間斷的時空聯系時，才能轉化為搶劫罪。如果兩者之間在時空上發生了中斷，則失去了轉化的可能性，不能轉化為搶劫罪。一般來說，如果行為人作案后并未被及時發覺和追捕，而在其他時間或者地點被發現、追捕的，應當認為不符合“當場”的條件，不能轉化為搶劫罪。但是，對“當場”的理解不能過于機械，不能要求前后行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上完全重合，二者之間應當允許存在短時間、短距離的間隔。比如，在行為人在超市內扒竊他人手機一部，3分鐘后被害人發現被盜而在超市門口追趕上行為人，行為人為抗拒抓捕而實施暴力，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應認為其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連接性。
2、先后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前后行為除了時空上的緊密聯系外，還要求具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聯性，即事后的暴力、脅迫行為是因為前面的盜竊、詐騙、搶奪等行為而引起的，如果不是因為盜竊等前行為導致行為人被追捕，而是因為其他事由，即使行為也同樣是因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其前行為也不能轉化為搶劫罪。
3、追捕事態的繼續性。從犯罪過程上看，實施前行為（盜竊、詐騙、搶奪）一被發現一被追捕－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是一個連貫的過程，追捕的事態是持續不間斷的。只要行為人始終處于追捕人耳目所及的控制范圍內，即使行為一時躲藏、暫時脫離了追捕人的視線，但只要追捕行動未停止，并最終發現了行為人，整個追捕過程仍然具有繼續性，行為人此時為抗拒抓捕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仍然屬于“當場”的范圍，依法構成轉化型搶劫罪。如果行為人己成功脫逃，事后被他人發現而被追捕，或者因為其他犯罪行為被抓捕，即使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該暴力行為相對于前行為而言不再是“當場”，己失去了轉化的時空條件。持續不斷的追捕過程既包括行為人尚未離開前行為現場或者剛離開現場就被人發覺并立即實施抓捕，也包括行為作案后很快被發現并對其實施一定時間的監視后再實施抓捕。只要行為人始終處于追捕人的視線范圍之內，不論持續多久，追捕的距離有多長，其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行為均屬于“當場”實施。
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被害人方追趕被告人時，不是用肉眼直接觀察到被告人，而是通過被搶車輛上的GPS導航定位對被告人進行追蹤，且實施搶奪的地點距離被告人被截獲的地點有十多公里之遠。被告人被攔截后為抗拒抓捕而持搶威脅，這種情況能否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中的“當場”？
基于上述分析，只要被告人始終在視線范圍之內，追捕行為一直處于持續狀態，那么就視為案發現場一直在延長，截獲被告人的地方就可以視為“當場”。被告人的行蹤始終在視線可及的范圍內，是判斷追捕行為是否持續的一個標準。掌握被告人行蹤是實質要點，至于觀察的方式，不能也沒有必要局限于肉眼觀察。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除了最基本的肉眼觀察外，也可以借助于各種儀器和設備進行觀察，這是與客觀社會生活現狀相符的。就像追捕行為本身，沒有必要限定于僅靠雙腿追捕，借助于自行車、汽車及其他設備并不違背追捕行為的本質。因此，本案中借助GPS來掌握被告人的行蹤，完全可以視為被告人在追捕人的視線范圍之內。本案中，李智豪駕車逃離搶奪現場，謝營軍立即打電話告知謝冬冬，二人隨即駕車追趕。在沒有追上之后，謝冬冬給車主謝軍衛打了電話，告知相關情況。謝軍衛立即根據被搶車輛上的GPS使用手機對車輛進行定位，自己進行追趕，并讓朋友劉萬才幫忙追趕，后劉萬才根據GPS定位一直追趕并在右安門附近攔截了李智豪。可以看出，汽車被搶奪之后，被害人的追捕行為一直處于持續狀態之中，中間雖略有中斷，但這種中斷是很短暫的而不是長時間的，并不影響追捕行為的整體連續性，被告人的行蹤也始終在被害人一方的掌握之中。因此，雖然被告人搶奪地距離被截獲地有十多公里之遠，這段距離應該視為搶奪現場的延長。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被堵截攔停后持槍威脅被害方的追趕人員，屬于“當場”以暴力相威脅，構成轉化型的搶劫罪，法院判決的定性是準確的。
（以上轉自《刑事審判參考》第110集李智豪搶劫案）
四、案例評析
成文法與判例法，是客觀事物的一體兩面。成文法又叫本質法，是從描述客觀事物內在本質的角度立的法；判例法又叫形式法，是從描述客觀事物外在表現形式的角度立的法。客觀事物的外在形式與內在本質，是同時存在、不可分割的，或者說是有機統一的。這是客觀事物的普遍規律。例如，我國《刑法》第232條，從內在本質上看，世界上千姿百態的殺人案件，內在本質完全相同，都是故意殺人。然而，從外在形式上看，世界上沒有兩個表現形式完全相同的殺人案例。顯然，成文法或者判例法所描述的行為實體，也是客觀事物，與自然界的客觀事物具有相同屬性，例如，世界上沒有兩粒外在形式完全相同的沙子，沒有兩個外在形式完全相同的蘋果等等。但是，它們的內在本質完全相同，都是沙子，都是蘋果等等。
法條是行為實體，是行為整體，是客觀事物。只有將法條的全部文字用語和標點符號，視為一個不可拆分的行為整體看待，才具有法律意義。絕不允許從法條中，拎出一個用語，拎出一句話，單獨理解其內涵，單獨理解其法律意義。法條的法律內涵，都是通過法條所描述的行為整體來體現的。由于法條具有行為整體的屬性，對應現實中的行為實體，是客觀事物，是不允許解釋的。法條本身就是描述該行為實體區別其他行為實體的本質特征的。顯然，就法條（行為實體）而言，所有解釋方法都是使法條發生變化，都將改變該行為實體的本質屬性，不再是原來的行為實體了。所以，所謂的體系解釋，文義解釋，歷史解釋，論理解釋，目的解釋等等，無一例外，都是改變法條本質屬性的，違反罪刑法定原則。顯而易見，刑法教義學實際是破壞罪刑法定的學說。長期以來，刑法教義學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維護罪刑法定原則的旗號，故弄玄虛，裝神弄鬼，實際干的都是破壞罪刑法定原則的勾當。刑法教義學，是法學院之恥，簡直就是個天大的世紀笑話。例如，體系解釋，由于法條具有行為整體屬性，不同法條中的相同用語，意義是否相同，根本不需要考慮。顯然，所謂的體系解釋，純粹是無病呻吟，杞人憂天。
三段論的實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的法學三段論邏輯體系，被教義學的人神圣化了，被吹噓成為高深莫測的推理邏輯。其實，三段論邏輯，就是極其簡單的——相同事物相同處理——經驗邏輯。大前提是法條或者判例（客觀事物），小前提是案件事實（客觀事物），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小前提的案件事實的內在本質與大前提的法條相同，或者小前提的案件事實與大前提的判例內在本質相同，那么結論就是，把大前提法條或者判例中的罪名和刑罰適用于小前提的案件事實。顯然，所謂的教義學制定法邏輯推理，所謂的教義學判例法邏輯推理，搞得非常復雜難以捉摸，實際都是不可重復的、主觀臆測的、虛擬的天馬行空，完全背離了客觀實際。因此，三段論推理邏輯，根本無法驗證真偽。所謂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也在于邏輯的口號，其實是中了西方教義學的流毒，被教義學忽悠瘸了的人，精神恍惚后鬧出來的笑話。
具體回到本案，裁判理由中所謂“當場”的四種觀點，都是沒有意義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必須視為行為整體看待，即“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是不可拆分的行為整體，對應唯一的客觀事物，具有特定法律意義，即轉化型搶劫罪。由于法條是以行為人為中心，遵循主客觀統一的原則描述出來的。因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必須站在行為人的角度來理解。顯然，本案被告人乘人不備，在案發現場突然駕車逃離，在場人未能及時駕駛車輛追趕，也就沒有追上，所以不存在案發現場延伸的問題。盡管本案被搶奪車輛安裝了GPS，通過GPS能夠確定被搶車輛的位置，便于車主等人進行追蹤、找到被搶奪的車輛。但是，只有行為人有感知的，并且是從案發現場（包括現場附近）出發的追捕，才能成立轉化型搶劫罪。本案車主得知車輛被搶奪后，方才通過GPS定位，出發地也不是案發現場，雖然最終通過定位在距離案發現場十多公里的地方找到被搶奪車輛，行為人為了抗拒抓捕，持槍威脅追捕人員。由于該地不是搶奪車輛的案發現場，也不是延伸的案發現場。所以，本案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更不成立持槍搶劫的加重情節。本案行為人只構成持槍搶奪，根據《刑法》第二六十七條第二款，應當按照普通搶劫罪定罪處罰，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認定轉化型搶劫，且認定加重情節，適用法律錯誤，量刑過重。
作者簡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