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7-28) / 已閱1981次
刑法教義學難逃成為21世紀全球大笑話的厄運
法律規則就是社會矛盾（行為或事件）及其國家解決辦法，或者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與步驟。前者為實體法，后者為程序法。這個法律概念，準確地描述了法律實質，即法律是什么。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故意殺人的”或者“（故意殺人）情節較輕的”，就是社會矛盾，就是罪狀；“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社會矛盾的國家解決辦法，就是刑罰。
上述法律概念中的社會矛盾，即行為或事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物。猶如現實世界中的蘋果，鸚鵡等客觀事物一樣。天下沒有兩個相同的蘋果，天下沒有兩只相同的鸚鵡。社會矛盾也一樣，天下沒有兩個相同的“故意殺人的”案件。但是，它們都是客觀事物，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所有的蘋果個體，都叫蘋果，所有的鸚鵡個體，都叫鸚鵡，所有千姿百態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構成犯罪的具體個案，都叫“故意殺人的”。可見，社會矛盾與蘋果、鸚鵡等客觀事物一樣，具有客觀事物屬性。因此，法律（罪狀）是客觀事物，是確定的、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這個結論直接顛覆了當代西方法學理論中的法律概念，即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是不確定的、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美的體系。
先有具體案例，后有法律規則。法律規則必須是對照具體案例中的行為或事件，直接描述而來的。人類有能力準確描述客觀事物。所以，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例如刑法分則中的罪狀，描述的是客觀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代表客觀事物。有人認為，法定犯是先有法律規則，后有具體案例的。這種情形前所未有，以后也不會有。假如無視具體案例，由立法者憑空設計或創作法律規則，那么出臺具有實用價值的法律規則，將是癡人說夢。對此，不到黃河不死心的，大有人在。大家試一試就明白了。顯而易見，法條是客觀事物，不是人類的作品。
法律規則是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法律規則的結構：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其中，社會矛盾是客觀事物，立法前后都是客觀事物，沒有因立法程序發生變化。立法后，社會矛盾被納入國家解決范圍，規定了解決辦法。因此，法律規則的適用，既包含了社會矛盾的判斷，即事實判斷，也包含了國家解決辦法的判斷，即價值判斷。顯然，只要事實判斷準確了，價值判斷隨之確定。例如，一個故意殺人案例，如果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全部清楚了，刑罰隨之確定。換言之，法律適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同時進行的，是有機統一的。法律適用的這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合二為一的特征，是由法律規則特殊性決定的。因為法律規則的價值屬性具有附加性，是通過立法程序附加在社會矛盾上的。然而，西方法學理論中，法律適用的判斷，人為地預設為前后兩個階段，即先事實判斷，后價值判斷，存在所謂位階關系。顯然，這與法律規則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實際不符。
法律規則是主客觀有機統一的。就行為類型的社會矛盾而言，行為本身必然是主客觀統一的，即客觀方面決定主觀方面，主觀方面反映客觀方面。客觀方面透過行為人的眼睛，在眼球底部形成的映象，就是主觀方面。因此，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實際是一回事，是行為實體與行為鏡像的關系。這就是主客觀統一。對此，信奉刑法教義學的人，必然要硬扛不服的。不過，人人可以通過實施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親自驗證實施行為時的主客觀統一。然而，在西方刑法教義學中，法律規則，被理論預設存在——客觀行為與主觀責任——兩大支柱。顯然，這種理論預設，偏離了只有一大支柱即客觀行為支柱的實際。主觀責任支柱只是客觀行為支柱的鏡像，不具有獨立意義。另外，法律規則是客觀事物，不僅具有形式與實質有機統一的屬性，而且具有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有機統一的屬性。可是，法教義學正好相反，不僅形式與實質彼此分離，而且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各自獨立，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
西方法學中的法律概念。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律是人類的作品，并且像人類的其他作品一樣，只有從他的理念出發才能被理解。”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指出：“法律始終是一種一般性的陳述，但也存在著為一般的陳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法律所考慮的是多數案件，亦即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但法律對特殊的情況卻無法加以說明。”
英國學者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書中提出了“法律的開放性結構”與“規則中的不確定性”理論。他認為法律規則是人設計出來，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也認為人在設計規則時的認知能力有著不完美性。作為人為的產品，規則便不會有絕對的質量完美，而會有質量的高低之分。
上述西方學者的法律概念，是人為設定的虛擬化的法律概念，不是對應現實中的具體行為，而是對應性質相反的兩種具體行為的混合體。也就是，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是不確定的、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美的體系。這種表述比較晦澀難懂。為了便于理解，仍以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罪狀為例，首先，建立兩個集合A和集合B，集合A｛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執行職務槍決死刑犯，戰爭行為，洞穴奇案，電車難題等等，過去，現在，將來所有合法或者符合社會公眾道德觀的故意致人死亡的具體個案，也就是故意致人死亡的不構成犯罪的情形｝，集合B｛把人殺死，把人掐死，把人燒死，把人電擊死，把人毒死，把人溺死，把人推下懸崖摔死等等，過去，現在，將來所有故意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具體個案，也就是故意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情形｝。在西方法律概念中，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罪狀涵蓋的范圍，即法律規則涵蓋的范圍，是集合A中的具體個案和集合B中的具體個案的并集，集合B中的罪與集合A中的非罪，都是符合“故意殺人的”罪狀的，罪與非罪被混為一談。這里犯了概念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其次，在西方的法律概念中，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罪狀，只描述了故意致人死亡的所有具體個案中的一般性情形（案件數量最多），也就是使用刀具把人殺死的情形。至于其他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案件數量較少），例如，把人掐死，把人燒死，把人電擊死，把人毒死，把人溺死，把人推下懸崖摔死等，“故意殺人的”罪狀，是不能描述這些特殊情形的。此處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實際上，集合B中所有的具體個案，都是相同的客觀事物，全部屬于“故意殺人的”罪狀描述的范疇。
在西方法學語境中，由于存在上述兩大錯誤，使得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罪狀，在具體案件面前難逃存在漏洞、矛盾、晦澀、歧義的厄運，直接導致了“法律疑義”即法無明確之文，“法律反差”，“法律漏洞”即法無明文規定，“法律沖突”，“惡法”等法律疑難問題。為了應對這些法律疑難問題，保證法律適用，西方法學家構建了釋法說理的路徑。這就是釋法說理的起源，就是法教義學的起始，就是法律解釋的源頭。實際上，所謂的法律解釋，所謂的涵攝，都是偽命題，根本不可能實現。例如，因為“故意殺人的”罪狀，代表客觀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上述集合B中所有的特殊情形，代表客觀事物的特殊性。客觀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與客觀事物的特殊性、個別性，在文字形式上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從一般性、普遍性解釋出來特殊性、個別性，根本做不到；將特殊性、個別性涵攝到普遍性、一般性的下面，也完全不可能。因此，所謂的法律解釋，所謂的涵攝，其實都是裝神弄鬼的障眼法，都是無中生有的偽命題。例如，入戶搶劫，有人將戶解釋成漁民生活的漁船，認為就是法律解釋。這完全是錯覺。因為，只有解釋決定行為規范的行為動詞，才能算是法律解釋。在“入戶搶劫”中，所謂的將“戶”解釋成“漁船”。這是字詞注釋，不是法律解釋。字詞注釋是性質相同的客觀事物的互相替代。事實上，將“戶”解釋成“漁船”，或者將“漁船”涵攝到“戶”之下，在文字字面上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因此，“戶”解釋為“漁船”，這里的所謂的“解釋”用語，只是徒有虛名。司法解釋，立法解釋，其中的解釋二字，都是徒有虛名的。實際都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或者字詞注釋而己。
上述所謂法律疑難問題，都是法律概念虛擬化后出現的偽命題。法律概念之所以虛擬化，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學家的目光僅僅局限在法律規則的文字符號上，一葉障目，在法律概念認知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殊不知，在法律規則文字符合的背后，實際對應的是行為整體、行為實體、客觀事物。例如“故意殺人的”罪狀，表面上只有五個文字符號，背后實際對應了“故意殺人的”這種行為整體、行為實體、客觀事物。法律規則回歸本原，回歸行為整體、行為實體、客觀事物，前述所謂的法律疑難問題就全部自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原因就是它們都是法律概念虛擬化之后出現的偽命題。所以，從源頭開始，法教義學就是偽科學，法律解釋就是偽命題。
有原則，就有例外。任何行為規范，包括道德規范、職業規范、法律規范等，都遵循有原則，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任何行為規范，都有例外情形，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是原則，例外是例外，原則與例外，是性質相反的兩種客觀事物，不能相提并論，不能混為一談。然而，西方學者定義法律概念時，將原則與例外混為一談，是法律概念虛擬化的根本原因。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例外情形的判斷：在相同情境中，如果一般人中至少有相當部分人會實施行為人相同的行為，就屬于例外情形。有原則，就有例外。這是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這個第一原則，要求司法人員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首先依據常識常情常理進行判斷，是否成立例外。如果成立例外，則不構成犯罪，司法程序立即終結；如果不成立例外，就在查明具體案件中的行為與刑法分則條文中的行為相同之后，直接將刑法分則條文中的刑罰適用于具體個案，得出裁判結論。其中的邏輯，就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
法學學術垃圾滿天飛。法律概念是法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法律概念虛擬化，直接導致從法律概念引申出來的整個理論體系，包括法律解釋，法律推理，三段論，犯罪論體系，構成要件理論，違法性理論，責任理論，因果關系理論，客觀歸責理論等等，都是裝神弄鬼的虛擬理論，不能通過實踐檢驗。什么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社會法學派，都是扯淡吹牛派。虛擬理論沒有淘汰機制，結果虛擬理論的法學論文和法學專著，泛濫成災，造成學術研究的虛假繁榮景象。幾乎全部的法學核心期刊，幾乎所有的法學學術著作，沒有實務價值，都是吹牛扯淡的學術垃圾。在法學院，在圖書館和書店，法學學術垃圾滿天飛。例如，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哈貝馬斯的《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國內個人出版的《刑法學》教科書等等。
法律適用大道至簡。法律都是常識，要么是生活常識，要么是特定領域的常識。要成為法律適用的頂級高手，唯一的正確路徑，就是堅決扔掉所有的法學學術垃圾，多辦案，多研究案例，重點研究不同領域發生的案例，熟悉不同領域的常識。例如，網絡環境下，所有電子產品的按鍵操作，都不是發出指令，而是發出請求。所發出的請求，當然是不可能違背對方意志的。因此，許霆案成立盜竊罪，違反了特定領域的常識，貽笑大方。法學理論非常有限，法律適用大道至簡。目前法律適用的全部疑難復雜，都是教義學裝神弄鬼鼓搗出來的偽命題。法律適用中遇到的所有新事物，幾乎都是舊事物的改頭換面。法律的生命只在于經驗。法律邏輯必然是常識，包括相同事物相同處理。
在刑法教義學領域，除了提出罪刑法定原則的貝卡利亞、費爾巴哈能夠勉強稱得上法學家外，其他的法學家，都是假貨。一群連法律概念都搞不明白的人，沒有資格稱為法學家。全世界已經被稱為刑法學家的人，是一群癡迷紙上談兵的書呆子，完全沒有實踐檢驗真理的意識，連法律是什么都沒有看清楚，就一頭扎了進去，窮盡一生研究虛擬理論，鼓搗出大量的學術垃圾，裝神弄鬼，以訛傳訛。刑法教義學淪為偽科學，丟人地球村，現眼本世紀，難逃鬧出全球大笑話的厄運，請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