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2-10-14) / 已閱1996次
法學中的四大錯誤，使法學院誤入歧途
西方法學中的法律定義，眾說紛紜。顯而易見，西方法學家對法律的性質，認識不清。據此有理由懷疑，西方沒有真正的法學家。一群連法律是個啥都弄不明白的人，沒有資格稱為法學家。
客觀事物的定義，就是表述該客觀事物區別于其他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要給法律下定義，定義的對象應該是具體的法律規則，而不是整個法律體系。適用法律時，是適用具體的法律規則，不是適用整個法律體系。因為法律規則所對應的，是現實社會中具體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能夠成為法律適用的大前提。整個法律體系，其中有許多性質不同的具體的法律規則，對應不同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不能成為法律適用的大前提。西方法學家給法律下定義時，法律定義的具體對象，是整個法律體系，而不是具體的法律規則，連定義對象都弄錯了。
西方法律定義的具體對象，即整個法律體系，宏觀結構是法律規范，包括以憲法為統帥的七大部門法的法律規范；微觀結構是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包括七大部門的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法律具有宏觀上和微觀上兩個層次的定義：
宏觀上，法律的形式，是憲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七大部門法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法律的內容，是權利、義務、平等、正義、自由等。可見，宏觀上的法律定義，實際是將七大部門法律規范，視為相同性質的一種“客觀事物”后予以定義的。由于七大部門法，是性質不同的客觀事物的集合。例如，實體法對應的客觀事物，程序法對應的客觀事物，它們兩者性質不同。邏輯上不允許使用同一概念表達性質不同的客觀事物。因此，宏觀上的法律定義，實際是性質不同的客觀事物的共性特征。這種共性特征，不能作為法律的定義。原因在于這種定義內容，不是表述一種客觀事物區別于其他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而是描述至少兩種以上的客觀事物的共同特征。但是，西方法學又將這種共性特征，人為地作為“法律”定義使用的。這就意味著，“法律”定義是虛擬的，與之對應的唯一的“客觀事物”，即“法律”定義的對象也是虛擬的，實際上至少有兩種以上性質不同的客觀事物。既然是虛擬出來的事物，無法通過實踐檢驗，法律是什么的學派汗牛充棟，你方唱罷我登場，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所謂的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社會法學派等等，名副其實都是空談扯淡派。
微觀上，法律的形式是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也是文字符號。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其中，“故意殺人的”文字符號，是法律規則的形式，是法律的形式。法律的內容，同樣是權利、義務、平等、正義、自由等。微觀上的“法律”定義，與宏觀上的“法律”定義一樣，也是將兩種以上的不同性質的客觀事物，視為性質相同的一種“客觀事物”后予以定義的。實際上，實體法的法律規則，程序法的法律規則，兩種性質各不相同。無法使用同一概念表達性質不同的客觀事物。顯然，微觀上的“法律”定義及與之相對應的唯一的“客觀事物”，同樣都是虛擬的。所謂的法定符合說，具體符合說，諸如此類，都是空談扯淡的學說。
西方法學中，法律或者法律規則被定義為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并以之作為唯一研究對象。因此，法律或者法律規則的文字符號，都不是代表現實中的具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概念。由于語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法律規則的語言文字，只能描述現實中的一般性情形。例如，罪狀“故意殺人的”，描述的僅僅是現實中使用刀具將人殺死的一般性情形。罪狀“故意殺人的”不能描述的特殊情形有：將人掐死，將人推下懸崖摔死等特殊情形，不能直接適用“故意殺人的”罪狀。出現特殊情形，“故意殺人的”罪狀不能直接適用，必須解釋法律，解釋“故意殺人的”罪狀，才能解決特殊情形的法律適用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西方法學語境中，實在法（法律規則）是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美的體系。法律規則在適用過程中，必然會遇到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矛盾、法律漏洞、惡法等疑難問題。法律解釋就是為了解決這些疑難問題量身定做的手段，法律解釋就是這么來的。可見，西方法學中，法律及法律規則被定義為人類的作品，僅有文字符號意義，導致整個法學理論大廈深陷虛擬化泥潭，無法自拔。實際上，法律規則的全部文字符號，表述的內容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換言之，文字符號本身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例如，“故意殺人的”罪狀，形式上只有“故意殺人的”五個文字符號，實際代表的是故意致人死亡這種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故意殺人的”罪狀本身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西方法學中第一大錯誤：法律規則是人類的作品，僅有文字符號意義。
先有案例，后有法條。法條，尤其是實體法的條文，不是立法者創作出來的人類的作品，而是根據現實中的具體案例，透過現象看本質，反復對照，不變形不走樣，直接表述出來的。法條內容是具體案例中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區別于其他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具體案例中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所對應的是法律行為和法律事件，是社會矛盾。鑒于所有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都是確定的、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所以，當法律規則從語言文字符號回歸客觀事物屬性之后，法律規則本身因語言文字表達力缺陷，所造成的前述所謂的法律疑難問題，瞬間銷聲匿跡，全部無影無蹤。例如，“故意殺人的”罪狀對應的是客觀事物，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管是故意致人死亡的一般情形，還是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都具有“故意殺人的”本質特征，直接成立故意殺人罪。法律是客觀事物，既不需要解釋，也不可能解釋，法律解釋是個偽命題。
沒有案例，就沒有法條。沒有具體案例，是沒有人能夠創制出法律規則來的，更不要說法律規則能夠符合實際了。因為客觀決定主觀，客觀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是決定性的。主觀是從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中抽象出來的概念，是客觀產生的映象。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西方法學家竟然認為法律規則是人類的作品，先有法律規則，后有社會實踐。這種主觀決定客觀的謬論，被法學院作為真理，反復給學生們洗腦，以訛傳訛。其實，發明創造，文學作品，甚至胡說八道，都要遵循客觀決定主觀的規則。例如，讓沒有見識過火星地貌的地球人描述火星地貌，結果必然是地球原始地貌或者由其演變而來的。讓人使用沒有見識過的客觀材料，描述出來沒有見識過的火星地貌。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法律的定義。要給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下定義，必須將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作為直接觀察對象，透過現象看本質。也就是要把著眼點放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層面上。因此，法律的定義，目標對象只能是法律所對應的具體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也就是具體的法律規則。又由于法律規則有實體法和程序法之分，它們的性質不同，不能抽象出同一概念，只能分別下定義。所以，透過現象看本質，實體法的定義：社會矛盾及其國家解決辦法。程序法的定義：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步驟。其中，社會矛盾是法律行為或者法律事件，也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
成文法與判例法是一回事。成文法表述的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內在本質，判例法描述的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外在形式，兩者是同一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一體兩面，形式與實質統一，是一回事。可見，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大陸法系的成文法，最終將走向統一，全球法學理論也會實現統一。
有原則，就有例外。這是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實踐表明：任何行為規范，都要遵循有原則，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換言之，沒有任何規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例外也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原則與例外性質相反。原則是合法，例外就是違法；原則是違法，例外就是合法。例如，“故意殺人的”是原則，正當防衛“故意殺人的”，就是例外。即使法律規則立法時，完全不考慮例外，也遵循有原則，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原則與例外，是形影不離的孿生兄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判斷例外，不需要專業知識，社會公眾從常識常情常理就能判斷。如果原則是合法，例外情形的判斷規則：在相同情境下，實施相同行為的人會很少，例如“職業打假”；如果原則是違法，例外情形的判斷規則：在相同情境下，實施相同行為的人會很多，例如正當防衛。有人可能不服，認為正當防衛判斷難度不小，不是一般人能夠勝任的。其實，所謂的難度大，是法學理論陷入虛擬化泥潭后造成的偽命題。在西方法學中，法律規則既包括原則，又包括例外，原則與例外混為一談。例如，“故意殺人的”罪狀，故意殺人犯罪，符合罪狀，正當防衛殺人，也符合罪狀。這種“黑白同框”，邏輯上自相矛盾。西方法學中的第二大錯誤：原則與例外被混為一談。
主客觀統一。西方法學中，行為被人為一分為二，即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所謂的客觀方面，即客觀行為，就是主觀心理外在表現出來的身體動靜。可見，客觀行為本身就是主客觀統一的。所謂的主觀方面，就是行為人在實施客觀行為時，客觀行為透過眼睛在大腦中形成的影像。顯然，主觀方面也是主客觀統一的。主客觀統—，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大家可以實施法律行為，親自驗證主客觀統一。特別要強調的是，主客觀統一，是罪刑法定的應有之義。主客觀統一，一方面不排斥行為人主觀上有其他想法。例如，行為人在實施犯罪過程中，產生了請女朋友吃大餐的額外心思。這種額外心思不會影響犯罪行為性質，直接忽略不予考慮。另一方面，實施犯罪行為過程中，存在行為人沒有意識到的客觀因素，亦不影響行為性質，直接忽略不予考慮。例如，偶然防衛，唯一成立故意殺人罪，其他四種學說，都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犯罪行為都是以行為人為中心定義的，遵循主客觀統一原則。再次重申，主客觀統一，指客觀行為本身就是主客觀統一的，主觀心理己融入客觀行為之中了。
故意、過失是虛擬的主觀要素。西方法學理論中的主觀要素有故意、過失、目的與動機、責任能力、違法性認識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實際上，除了目的與動機是主觀要素之外，故意、過失等都不是主觀要素，都不會在行為人大腦中產生出現。這些所謂的主觀要素，都是人們事后的評價結論。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客觀行為體現出來是希望或者放任結果發生的，事后人們評價為故意行為；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客觀行為體現出來是不希望或者排斥結果發生的，事后人們評價為過失行為。再說，大腦中能不能產生故意、過失，大家也是可以驗證的。大家都有摔跤過，有誰摔跤時大腦中產生了過失么？過去沒有，今后也不會有。因此，故意和過失，它們都是虛構的主觀要素。我國刑法中只有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的概念，沒有故意和過失的概念。西方法學中的第三大錯誤：主客觀統一的客觀行為，被人為一分為二。
法律適用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有機統一。實體法的法律規則，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其中，社會矛盾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立法前后，社會矛盾本身并不因為立法程序而發生任何變化。立法后，社會矛盾被納入國家解決范疇，規定了國家解決辦法。國家解決辦法是附屬于社會矛盾的。其中，社會矛盾的判斷，是事實判斷，國家解決辦法的判斷，是價值判斷。特別重要的是，任何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所對應的國家解決辦法都是唯一的。這意味著，法治實際就是剛性之治，是排除執法人員價值判斷的。法治與自由裁量權格格不入。有人會例舉多個法定刑種及幅度的存在，證明存在自由裁量空間。這完全是錯覺。實際上，多個法定刑種及法定刑幅度，所對應案例的具體情形，是數不勝數的。如果我們選擇一萬種具體情形來確定刑種和刑量，很快就會發現，一萬種具體情形中的任何一種，實際僅有唯一的法定刑類型和唯一的法定刑量與該具體情形相匹配。附加刑亦是一樣的。由此可見，多個法定刑種及法定刑幅度的情形，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仍然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不存在自由裁量空間。據此，法律適用，只要準確判斷了社會矛盾（事實），就同時判斷了國家解決辦法（價值）。這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同時性，就是有機統一。西方法學中的第四大錯誤：法律適用中，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不存在任何推導關系。這就是所謂的“休謨法則”。殊不知，法律規則的價值判斷具有附屬性，是在事實判斷基礎上，通過立法程序附加上去的。而且，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一對一的關系，即社會矛盾確定了，國家解決辦法隨之確定。也就是說，法律適用時，事實判斷能夠推導出價值判斷，“休謨法則”無效。
電腦處理案件有望夢想成真。由于法律適用中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有機統一的。只要判斷了事實，同時就判斷了價值。這意味著，法律適用，就是一個事實判斷的問題。對于事實（實體）判斷，交由電腦負責，能夠排除承辦人個人情感等人為因素的干擾，更為客觀公正高效。在程序上，原來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例如，一次又一次的送達，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個人最后陳述，甚至整個開庭程序，幾乎都是可以省略的。控辯對抗，居中裁判，過于復雜化了，有必要修改訴訟法，重新設計更加簡便高效的訴訟新模式。刑事案件或者民事案件，全省甚至全國設置一臺服務器負責統一辦理及出具法律文書，辦案效率將指數級提高，案多人少矛盾將不復存在。假如將法定的再審改判標準軟件化，由電腦系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統一受理全國的個人或單位申訴案件，集中行使再審權，負責申訴案件復查再審工作。下級法院再審權，僅限于本院自行發現錯案后打算改判的情形。這樣重新配制再審權后，困擾我國多年的大批群眾的涉法涉訴上訪問題，由于排除了原辦案部門及人為因素的干擾，糾正冤假錯案這個“老大難”問題，將迎刃而解。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平反冤假錯案，使每個司法案件都能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應當落到實處。
西方法學中的四大錯誤，尤其是第一大錯誤，幼稚地認為，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法條的文字符號是唯一的研究對象。法律的文字符號被西方法學想像為“法律”的外在形式，法律規則的文字符號被想像為“法律規則”的外在形式。法律和法律規則的內容被想像為“高大上”的平等，正義，自由，權利，義務等。實際上，實體法的全部文字符號所表述的，都是性質不同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國家解決辦法，實體法的法律規則的文字符號，表述的是特定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國家解決辦法。顯然，法律和法律規則的文字符號，表述的是不同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是法律和法律規則的內容，根本不是西方法學家想像出來的“法律”形式和“法律規則”形式。也就是說，西方的法律定義，是虛擬的“法律”。西方法學中“法律”是虛擬的，“法律”是什么的學說，必然眾說紛紜。以虛擬“法律”為基石構建的法理學核心內容，例如，法的概念，法的要素，法的形式與效力，權利和義務，立法的原則，法律關系，法律責任，法律方法等等，幾乎都是天馬行空，空談扯淡，法理學淪為名副其實的偽科學。還有，刑法教義學，上述四大錯誤全犯了，導致整個刑法教義學理論大廈全面虛擬化，徹底淪為偽科學。所謂的法律解釋，法律推理，三段論，犯罪論體系，行為無價值論、結果無價值論，客觀歸責論，實質犯罪論等等，無一例外，都是以“虛擬”法律定義為基石構建的虛擬理論，都是自娛自樂，空談扯淡。例如，犯罪論體系，由于原則與例外被混為一談，結果導致例外情形符合構成要件被入罪，制造了一個偽命題，即需要將不應入罪的例外情形排除出犯罪圈。為此，刑法教義學人為地設置客觀和主觀兩大支柱，并鼓搗出所謂的違法性理論和所謂的責任理論，將例外情形分為兩種類型，分別通過客觀違法、主觀有責兩大支柱出罪。顯然，犯罪論體系是先制造偽命題，爾后再解決偽命題，愚蠢至極。在當今法學院里，虛擬理論充斥著教科書，錯把謬論當真理，反復給法學院的學生們洗腦，使得學生們誤入歧途，深陷虛擬理論泥潭，無法自拔。虛擬理論，在實務中不僅不能指導實務，而且受其誤導容易出現錯誤。我國核心法學期刊，論文無數，熱火朝天，幾乎都是虛擬理論文章，都是天馬行空，空談扯淡，核心法學期刊都成了虛擬理論空談扯淡比賽的競技場。
法律適用大道至簡。實體法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其中社會矛盾，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是法律行為和法律事件。法律適用大道至簡：找一個沒有爭議的典型案例替代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然后將該典型案例與待處理案例比較核對。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果兩者性質相同，就將法律規則中的國家解決辦法適用于待處理案例中，就是結論。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具體操作過程是：對于結果犯而言，假如典型案例與待處理案例的行為結果完全相同，行為手段具有等價性，那么兩個案例中的法律行為性質相同，于是將法律規則中的國家解決辦法直接適用于待處理案例，就是結論。對行為犯而言，則更為簡單，假如典型案例中的法律行為與待處理案例中的法律行為，兩者具有等價性，就是性質相同。法律適用，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相同事物相同處理。法律適用這種大道至簡，實務中有集中體現，就是大多數普通案件的案卷閱完，定性隨之確定，符合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典型特征。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巫水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