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3-4-20) / 已閱2532次
《刑事疑案探究》問題案例之七 ……教唆、幫助自殺共犯之認定
一、基本案情
劉某（男）與李某（女）婚后感情不和，二人時常發生爭吵。婚后兩年，李發現劉與多名女性有奸情，遂欲與劉離婚，但發現自己已經懷孕。李多次勸阻劉與其他女性斷絕兩性關系，并告訴劉自己已經懷孕，希望劉能夠為了孩子多拿出時間陪自己。但劉依然如故。一日，劉深夜12點回家，李與其發生激烈爭吵。李痛哭流涕，傷心欲絕，告訴劉說：“你要是這么繼續下去，我就真是不想活了。”劉說：“不想活就死吧，像你這樣的人活在世界上真沒有意思。”李聽后，右手拿起水果刀，架在左手腕上說：“你連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想要了嗎？”劉說：“那就請您死給我看吧。量你也沒有這個膽。”隨后甩門而去，到某洗腳城按摩。凌晨兩點返回家，發現李己割腕死亡，血流一地。
二、爭議問題
在此案例中，爭議的焦點在于如何對劉某的行為定性，即是否構成犯罪，以及如何定罪。劉某行為的定性牽涉一個刑法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定性。該問題的解決，依賴于如何回答以下三個疑問：（1）自殺是否具備違法性；（2）教唆、幫助自殺者的行為是否具備違法性；（3）如果具備違法性，在我國刑法未明文規定教唆、幫助自殺的背景下，是直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還是類推定罪，抑或是修改刑法獨立定罪。本文將分為三個層次，進行分析：一是自殺的違法性判斷；二是教唆、幫助自殺的違法性判斷；三是對教唆、幫助自殺的定性。
三、自殺的違法性判斷（省略七頁）
四、教唆、幫助自殺的違法性判斷（省略七頁）
五、教唆、幫助自殺按照從犯處理的理由（省略四頁）
六、結論
劉某的行為符合教唆自殺的主觀構成要件，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幫助犯。故其行為可能被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中情節較輕的情形。
案例評析：
犯罪成立，是必須使用證據證明其成立，而不是充分說理論證其成立。這一點，既是刑訴法的明確要求，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罪刑法定，就是罪與刑都是法律規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換言之，罪與刑，任何人，包括執法者，都沒有自由裁量權，沒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否則，罪刑法定就是空話。西方法學理論及其追隨者，一方面高舉罪刑法定的旗幟，強調法秩序的穩定性，另一方面極盡法律解釋之能事，破壞法秩序的穩定性。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比比皆是。上述案例分析就是一個典型。
法律規范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法律規范，與生俱來就是一個確定的、封閉的、完美無缺的體系，涵蓋了全部千姿百態的具體案例情形。例如，“故意殺人的”罪狀，本身就涵蓋了形形色色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所有的具體案例，包括過去、現在、將來的。罪狀既沒有解釋的余地，也完全沒有解釋的必要。
法律解釋是偽命題。西方法學中，之所以會有法律解釋，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學家認為，法律規范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受文字符號表達力的限制，西方法學中的法律規范的局限性，顯而易見。例如，“故意殺人的”罪狀，如果僅是文字符號，受文字符號表達力的限制，那么“把人推下懸崖摔死”、“把人掐死”、“把人電擊致死”、“用錘子把人錘死”等情形，就無法被“故意殺人的”罪狀所涵蓋，出現了“法律漏洞”、“法律疑義”等疑難問題。為了應對這些疑難問題，正確地適用法律，西方法學家發明了法律解釋與法律推理。法律解釋與法律推理就是這樣來的。然而，所有的法律規范，都是從實際案例中通過描述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而來的。法律規范所表達的，不是只有文字符號本身，而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在這種情形下，法律規范涵蓋的范圍，完全打破了文字符號表達力有限的樊籬，出現了神奇的景象，所謂的“法律漏洞”、“法律疑義”等疑難問題，消失得無影無蹤，根本不可能存在。它們都是偽命題。與之相對應的法律解釋與法律推理，自然也是偽命題。
法律解釋，就是破壞罪刑法定。法律解釋是建立在法律規范僅僅是文字符號上的。由于文字符號通常是多義的，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解釋，大家總能找到理由支持自己的解釋，誰也不服誰。于是，不同的理論學說，彼此共存的局面出現了。糟糕的是，不同的理論學說，都宣稱自己代表了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在不知不覺中被消解了，罪與刑不再是法定了，而是不同的理論學說定了。結果，犯罪成立的標準，完全變質了，不是堅持一切以事實說話的證明標準，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而是蛻變為依據不同理論學說充分說理的論證標準。因此，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層出不窮。特別要強調的是，論證標準代替證明標準，顯著降低了犯罪門檻。上述案例分析成立故意殺人罪的結論，就是使用理論學說代替罪刑法定，論證標準取代證明標準，通過所謂的充分說理論證出來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竟然都是寫篇論文的事。這種披著罪刑法定的外衣，干著恣意妄為的勾當，實在太荒唐了。類似上述案例分析的情形，在實務部門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源頭就是法律解釋，法律解釋早己淪為破壞罪刑法定原則的代名詞了。
原案例分析中，介紹了自殺有違法說與合法說，原文堅持違法說，認為優勢在于，其與“法益侵害說”的違法性判斷標準相符，還例舉了邵建國一案作為我國司法實踐支持自殺違法說的實例。首先，“法益侵害說”作為違法性判斷標準，是一種論證出來的理論學說，沒有法律依據。法律規范實體化后，罪狀就是違法性的法律依據，而且是唯一的。符合罪狀，必然具有違法性。獨立的違法性判斷，根本沒有意義。其次，邵建國一案本來就是一個錯案，邵建國與妻子王彩因瑣事發生爭吵，面對王彩的死纏爛打，不依不饒，邵建國實在受不了，講了些氣話，還在氣頭上把手槍上了膛斗狠。與之類似的行為舉止，在夫妻吵架中實在太常見了。王彩先前搶奪槍支，邵建國不松手，并把槍支踩在腳下，后面王彩是欺騙邵建國拿到槍支后，突然朝自己胸部開槍。在整個過程中，邵建國根本沒有幫助王彩自殺的行為。在案例分析原文中“法院認為，邵建國客觀上將手槍置于一觸即發的狀態，以及采取的一系列行動，對王彩的自殺行為起到了幫助作用；主觀上邵建國明知自己一系列的行為可能造成王彩自殺的結果，最終一審、二審法院都采納了邵建國成立故意殺人罪的主張。”該案即使有一審、二審支持有罪，也是個別地方法院支持，遠遠談不上是全國實務部門支持有罪。實際上，邵建國案就是一起“誰死誰有理”釀成的冤假錯案，是實務部門中了法學院虛擬理論流毒的典型案例。該案例中判決認定的幫助自殺行為，主要是將槍支置于一觸即發的狀態。這種認定違背事實，違背常識，違背常理，違背常情，何況邵建國一直極力阻止王彩拿到槍支。王彩是欺騙了邵建國才拿到槍支的。所謂的“邵建國主觀上明知自己一系列的行為可能造成王彩自殺的結果”，這里的主觀“故意”純屬主觀臆測，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相反，邵建國具有一系列阻止王彩自殺的行為，能夠否定這個主觀“故意”。總之，原文以個案來證明我國司法實踐支持自殺違法說，以偏概全，是完全靠不住的。
原案例分析中，“根據我國《刑法》第232條的規定，故意殺人的，應當科處刑罰；第234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應當科處刑罰。《刑法》第234條將行為對象規定“他人”是為了強調自傷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相形之下，《刑法》第232條規定行為對象是‘人’，自然包括了自殺的情形。”這種解釋缺乏常識。社會上的殺人行為和自殺行為，性質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論，怎么能夠將“故意殺人的”罪狀中的“人”解釋為包括自己呢？這種吹牛扯淡，已經超出國界了。
原案例分析中，“結合本文對自殺的違法性論述，以及對教唆、幫助自殺違法性的論述，將教唆自殺者直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教唆犯，將幫助自殺者直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幫助犯已然沒有任何疑問。”大家看看，這種以理論學說論證犯罪成立，取代了以事實證明犯罪成立，根本不需要有實際意義上的犯罪行為，寫篇論文就可以入罪了，大大降低了入罪門檻。在本案例中，劉某與李某夫妻感情不和，經常發生爭吵，僅僅只是在氣頭上講了些狠話而己。在許多夫妻爭吵中，雙方說出與劉某類似的話，時有發生，根本不算什么。因此，將這種夫妻爭吵雙方講狠話、斗狠之類的行為舉止，認定為教唆自殺、幫助自殺，違背客觀事實，缺乏生活常識。
原案例分析中，“對真正教唆、幫助自殺的認定，客觀構成要件在自殺者方面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即自殺者的自殺行為，行為對象是他人（從教唆、幫助者的角度出發），即自殺者；行為內容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即自殺者基于教唆、幫助者的教唆或者幫助行為實施自殺行為；在教唆、幫助自殺者方面就是教唆或者幫助行為（具體行為方法不限）。主觀構成要件，應該是對教唆、幫助自殺者的有責性進行判斷，教唆、幫助自殺者主觀上必須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引起他人自殺意圖并實施自殺行為，仍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此處還要求教唆、幫助自殺者無責任阻卻事由。”
上述這段話，邏輯錯誤，相互矛盾，純屬瞎扯淡。一是客觀構成要件在自殺者方面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即自殺者的自殺行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怎么又是自殺者的自殺行為？二是，教唆、幫助犯的認定，客觀構成要件應是教唆行為或者幫助行為，是行為人自己的行為，何談是自殺者的自殺行為？三是教唆、幫助行為的內容，必然是教唆、幫助行為本身，何談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四是主觀上必須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引起他人自殺意圖并實施自殺行為，仍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這里搞混淆了，故意中的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必須是自己行為直接造成的危害結果，行為必須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教唆、幫助都不是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顯然，這里行為人的行為只是會引起他人自殺意圖并實施自殺行為，并不是行為人的行為直接造成的危害結果。“會引起”，與“直接造成”是兩回事。自殺者的自殺意思與自殺行為，仍然是基于自殺者的個人意志產生和實施的。因此，教唆者、幫助者所謂的希望或者放任，根本無從談起。
綜上所述，原文從理論學說認定自殺具有違法性，然后根據理論學說以及個案認定教唆自殺、幫助自殺具有違法性，再根據共犯從屬性理論對教唆、幫助自殺行為適用共犯理論，接著認為《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的”罪狀中的“人”，應解釋為包括自己，進而推理得出教唆、幫助自殺者構成故意殺人罪，屬于情節較輕情形。其中的內在邏輯是：以理論為出發點，從理論到理論，一環扣一環，充分說理論證，得出結論。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用理論學說取代法律規范，消解罪刑法定原則。最后，本案例劉某在夫妻爭吵中講狠話、斗狠的行為舉止，屬于平常生活中夫妻吵架行為，與刑法意義上的教唆犯、幫助犯的行為，根本不是一回事，劉某不是教唆行為，不成立教唆犯，劉某無罪。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巫水清清
附注：原案例分析的結論，“劉某的行為符合教唆自殺的主觀構成要件，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幫助犯。”符合教唆自殺，怎么成立幫助犯？其中的邏輯，令人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