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3-4-20) / 已閱1917次
《刑事疑案探究》問題案例之九……搶劫財產性利益案件的問題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宋某欲霸占王某的養豬場，便以購買養豬場為名和王某協商并簽訂了以58萬元轉讓該養豬場的協議。之后，宋某伙同石某將王某灌醉并綁至一間鐵皮屋，脅迫王某在協議書上捺下指印，并寫下己收到宋某58萬元現金的收條。石某隨后離開。宋某為滅口將王某殺害。幾天后，宋某持養豬場轉讓協議和收條找到王某的兒子要求接管養豬場，王某兒子不同意，并以其父失蹤為由報警。遂案發。
二、爭議問題
首先，宋某與石某灌醉王某，將其綁架至鐵皮屋，脅迫其在協議書上捺下指印，并寫下已經收到宋某58萬元現金的收條。宋某和石某構成綁架罪還搶劫罪？如果宋某和石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搶劫罪的對象是什么？是否存在對王某的財產性利益的搶劫？
其次，石某離開后，宋某為滅口將王某殺害。宋某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石某應否對王某的死亡承擔責任？
最后，王某死亡幾天后，宋某執捺有王某指印的轉讓協議和58萬元現金的收條，找到王某之子并要求接管養豬場，宋某構成詐騙罪，由于該詐騙罪既可以看做是利用了前述犯罪的有利條件，也可以看做是對前述犯罪收益的現實化。對宋某的該詐騙罪是結合前述的犯罪實行數罪并罰，還是適用牽連犯的理論對兩罪從一重處罰？
三、對本案的分析（省略共十頁）
（一）宋某和石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二）宋某搶劫之后殺害王某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三）宋某利用合同和現金收條獲取養豬場的所有權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未遂）
（四）搶劫罪與詐騙罪（未遂）之間不成立牽連犯
四、結論
宋某和石某將王某綁至鐵皮屋并脅迫其寫下58萬元收條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共犯，搶劫對象為58萬元的債權，既遂。宋某在石某離開后殺害王某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石某不構成該罪。宋某幾天后持收條和轉讓合同獲取養豬場所有權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未遂），石某不構成本罪。
因此，就全案而言，石某構成對58萬元債權的搶劫罪（既遂）；宋某構成對58萬元債權的搶劫罪（既遂）、故意殺人罪、詐騙罪（未遂），實行數罪并罰。
案例評析：
在西方法學中，法律規范是人類的作品，只有文字符號意義。受文字符號表達力的限制，法律規范成為了一個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全的體系。在適用時必然產生“法律疑義”、“法律漏洞”等疑難問題，法律解釋就是為了解決“法律疑義”、“法律漏洞”等疑難問題而涎生的。
實際上，法律規范本身作為人類社會中客觀存在的現象，本身就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實體法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程序法是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步驟。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步驟，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或者現象。因此，法律規范是明確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西方法學家給法律下定義時，犯了二個低級錯誤，一是將實體法與程序法混為一談，結果所有的法律定義，都是實體法與程序法兩種不同客觀事物的共性特征，西方法學家將這種不同客觀事物的共性特征當作法律的定義，使得西方法學中的“法律”定義超越了現實中實體法和程序法了，成了主觀臆想中的“法律”。打個比方，實體法是貓，程序法是狗，將貓狗混為一談下定義，這個定義既不是現實中的貓，也不是現實中的狗，而是一種主觀臆想中的“動物”。二是只看到法律規范的文字符號，未看到文字符號描述的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結果，受文字符號表達力的限制，使得法律規范喪失了表達千姿百態具體個案的強大優勢。例如，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所有故意致人死亡的具體個案，透過現象看本質，全部符合“故意殺人的”罪狀，根本不需要法律解釋。換言之，“故意殺人的”罪狀，本身就是描述了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完全覆蓋了故意致人死亡的全部具體個案，根本不需要法律解釋。
法律解釋是個偽命題。因為法律規范本身作為人類社會中客觀存在的現象，本身就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陀^事物或者現象，都是封閉的、明確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因此，法律規范是封閉的、明確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由于西方法學家犯了上述低級錯誤，使得法律規范成了開放的、不明確的、不協調的、不完美的體系，在適用時，法律規范必然產生“法律疑義”、“法律漏洞”等疑難問題，法律解釋就是為了解決“法律疑義”、“法律漏洞”等疑難問題而量身定制的�？梢�，如果不犯低級錯誤，所謂的“法律疑義”、“法律漏洞”等疑難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說，它們的存在都是偽命題。法律解釋自然也是偽命題。
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搶劫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具有兩個當場的行為特征，即當場使用暴力，當場取得財物。財產性利益不是公私財物的范疇，也不符合當場取得財物的行為特征。《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不是規定了電信號碼為財產性利益，而是規定了盜用他人的電話通訊線路盜打電話，并由他人支付電話費的行為。這一條是法律擬制，盜打電話也不是財產性利益，不能據此得出財產性利益能成為侵財罪對象的結論。所謂“搶劫罪的行為對象包括財產性利益，是對‘公私財物’一語進行擴張解釋的合理結果�！狈山忉尡旧砭褪莻蚊}，所謂的擴張解釋自然也是偽命題，或者說擴張解釋根本不存在。擴張解釋實際也是類推解釋。這就是西方法學家始終找不到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界限何在的原因。
財產性利益在特定情形下，即“當且僅當某種具有經濟價值的以財產權為內容的利益，其喪失的同時導致被害人對應的財產權受到損害，并因此而遭受財產損失，該種利益才得成為財產性利益，才能成為財產犯罪之對象”。這段摘自原案例分析中的話，原作者似乎沒有真正弄明白。其實，這段話的意思是，只有當財產性利益能夠即時轉換為財物的情形，且實際遭受財物損失，才可以成為侵財罪的對象。認定宋某和石某搶劫債權的三點理由，一是即使進入訴訟程序，王某一方必敗，二是即使王某一方通過訴訟恢復債權，亦不能改變宋某和石某兩人先前行為的性質，三是由于債權人被殺害，因此，債務人實際上處于不可能被要求履行債務的狀態，即免除了其在一定期限內還債的義務。在此時此刻，就可以說，行為人已經現實地取得了該財產性利益。所以，應當認為，宋某和石某的行為已經導致了王某的債權徹底地喪失了。據此認定宋某和石某構成搶劫罪即遂。事實上，本案的收條本身不屬于財產性利益，更談不上能夠即時轉換為財物，不可能符合搶劫罪的行為特征。宋某和石某強行劫取王某捺了指紋的協議和收到58萬元現金的收條，其目的是為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向王某家人騙取養豬場，因此，宋某和石某兩人構成合同詐騙罪（未遂），宋某還構成故意殺人罪。
原案例分析中認為搶劫罪與詐騙罪（未遂）之間不成立牽連犯。刑法理論認為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罰。在如何認定牽連犯的問題上，也有兩種以上的學說。因此，對于前后相繼的關聯犯罪，刑法理論規定了兩種處理模式，要么擇一重罪，要么數罪并罰。這種牽連犯理論毫無道理可言，都是數罪，僅僅有的手段方法使用的人多，因其有類型化特征而只判一罪，有的手段方法使用的人少，因其無類型化特征而判兩罪，牽連犯罪理論直接與我國刑法中的數罪并罰規則相抵觸。
作者簡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巫水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