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3-5-3) / 已閱1960次
《刑事疑案探究》問題案例之十四……盜竊欠條并出賣的行為性質
一、基本案情
李某欠下陳某15萬元貨款，并向陳某出具了欠條。王某某日侵入陳某家住宅行竊時，沒有盜得其他物品，僅盜得此欠條。隨后，王某按照李某留在欠條上的電話號碼給李某打電話，稱只要李某愿意給付3萬元，王某就將欠條交給李某。李某想拿到欠條債權人便無證據向其索債，就可以賴掉債務，遂與王某成交。
二、爭議問題
財產犯罪中，要對欠條這類特殊的物品準確定性本并非易事，小偷、債務人及債權人之間所形成的三角關系使本案的法律定性變得更為復雜。應當如何認定欠條對小偷和債務人的不同價值，如何看待盜竊欠條和出賣欠條行為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存在很大爭議。
三、欠條是否盜竊罪的對象（省略六頁）
四、小偷盜竊欠條與李某購買欠條行為的定性（省略十頁）
五、總結
根據上述分析，由于欠條不是數額較大的普通財物也并非財產性利益，但小偷的行為具有較大的危害性，情節嚴重，因此小偷的盜竊行為符合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款“盜竊未遂，但情節嚴重”的情況，構成盜竊罪未遂，應按照第264條盜竊罪和第22條犯罪預備的相關規定定罪處罰；同時小偷出賣欠條的行為構成詐騙罪預備的幫助犯，兩罪應當實行并罰。李某購買欠條的行為不成立收購贓物的犯罪，但構成詐騙罪的預備行為。
本案看似并不復雜，卻產生了形色各異的觀點。從民法的角度，欠條作為證明債權存在的憑證難以被評價為財產的。但由于民法和刑法對財物、財產性利益的保護范圍并非完全相等，所以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往往也會造成許多爭議。筆者并不否定在特殊情況下，刑法應適當拓寬財產保護的范圍，例如對于占有的保護，民法僅保護合法占有而刑法對于占有的范圍就更寬，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無限制地擴張刑法對財產保護的范圍。違法犯罪行為是違法性和主觀惡性相統一的行為，如行為人的行為并未造成現實法益侵害，即使其主觀惡性大也不能認定為犯罪。堅持結果無價值論的思想指導，在刑法中采取泛財產化的觀點容易造成不當擴大犯罪成立范圍的結果。同時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加限制地進行擴大性解釋可能造成類推的嫌疑，所以在適用刑法的過程中，應堅持合理解釋原則。
案例評析
一般情況下，欠條不是財物。但是，像本案這種特殊情形下，當王某與李某達成協議，李某同意支付3萬元給王某，贖回欠條，此時的欠條就等同于財物了。不然的話，李某是不會支付3萬元給王某的。
李某先前已經取得陳某15萬元貨物，但尚未向陳某支付貨物的對價。對買方李某而言，欠條是李某尚未支付貨款的唯一債務憑證。對貨主陳某而言，欠條是陳某對李某享有債權（應收貨款）的唯一憑證。可見，該欠條其實代表了15萬元貨物（財物），或者等價的15萬元貨款。
假如王某盜竊欠條后，主動聯系李某，李某堅持誠實信用，對王某不予理睬。即使陳某拿不出欠條，仍然同意支付貨款。在這種情形下，王某盜竊欠條，不會給陳某造成任何損失，欠條價值為零。然而，當李某決定接受王某的提議，同意支付3萬元給王某，贖回王某盜竊的欠條。這就意味著，李某在王某盜竊欠條的基礎上，決意賴掉15萬元貨款債務，花3萬元給王某贖回欠條后，使得陳某索要15萬元貨款時，因拿不出欠條而被迫放棄。顯然，直接造成陳某15萬元應收貨款損失的，一是王某的盜竊欠條的行為，二是李某贖回欠條后賴賬行為。其中，王某盜竊欠條的行為，具有決定性作用，李某贖回欠條后的賴賬行為，具有重要作用。兩人彼此達成默契，相互配合，先后承繼，共同侵害陳某15萬元貨款（應收貨款）。自達成協議時起，形成雙方瓜分盜竊所得的共同犯意。這里的盜竊所得，就是欠條所代表的15萬元應收貨款，尚處于李某實際控制之下。當李某參與共同分贓，此時欠條等價于15萬元的貨款財物。該欠條是被害人陳某收回15萬元貨款的唯一憑證。一旦李某贖回欠條，15萬元貨款就不會支付了。假如被害人陳某在欠條被盜竊后，尚有其他手段收回貨款，李某恐怕不會支付3萬元贖回欠條了。因此，本案成立共同盜竊犯罪，王某、李某的行為先后承繼，相互配合，共同分贓，直接造成被害人陳某15萬元應收貨款的經濟損失，李某系承繼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兩人均起重要作用，都是主犯。
原文“雖然王某將欠條賣給了李某取得了經濟利益，李某也收回了欠條，但是由于欠條并非財產性利益，只具有證據作用，欠條是否存在不決定債權是否存在，陳某并不因李某收回了欠條而喪失了債權，實際上王某將欠條賣給李某與王某直接將欠條撕毀對李某造成的影響是相同的。即使沒有了欠條，陳某也可以通過雙方的合同、訴訟等方式要求李某履行債務。所以，由于陳某并沒有因為王某與李某的交易行為而喪失債權，二者的行為不構成財產性犯罪行為的既遂。”這段話首先依據理論學說，否定欠條的財產屬性，認為欠條只具有證據作用。這與案件事實不符，欠條不具有財物屬性，李某就不會花3萬元贖回。其次，欠條不決定債權，陳某不因李某取回欠條而喪失了債權。如果真是這樣，李某花3萬元贖回欠條，豈不是白忙活了？再次，被害人陳某可通過合同、訴訟等方式要求李某履行債務，陳某并沒有因為王某與李某的交易行為而喪失債權。假如這樣做可以行得通，李某同樣不會花3萬元贖回欠條了。顯然，由于前提與案件事實不符，不構成財產性犯罪既遂之結論，同樣背離案件事實。
原文“李某以詐騙的故意實施了購買欠條的行為，并對債權人的債權產生了一定的危險性，所以應當成立詐騙罪的預備行為，而小偷應構成詐騙預備的幫助犯。幫助犯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實施了幫助行為，并具有幫助正犯實施犯罪行為的決意。小偷主動向李某提供欠條，不但引起了李某逃避債務的犯意，而且其提供欠條增大了陳某證明債權存在的難度，有利于李某達到否定債務的目的，所以小偷出賣欠條的行為應評價為幫助行為。從主觀上來看，小偷明知自己將欠條賣給李某，可能使陳某更難實現債權或者出現使其喪失債權的可能性，并清楚地認識到李某購買欠條的原意是為了‘賴賬’，但小偷仍將欠條出賣于李某，具有幫助的故意，小偷應當成立李某詐騙預備行為的幫助犯。”這段論證出小偷成立詐騙罪預備的幫助犯，李某成立詐騙罪的預備行為。這種結論違反常識。當陳某索要貨款時，李某要求收回欠條，是雙方經濟往來過程中的交易慣例，不成立詐騙罪意義上的‘隱瞞事實’，故本案不可能成立詐騙罪預備或者詐騙罪。
案件定性，千萬不能以理論學說為依據，通過論證得出定性結論。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法律規范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在西方法學理論中，法律規范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這種去實體化、去客觀事物化、主觀臆測出來的法律定義，違背了客觀決定主觀的普遍規律，完全膠離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軌道，法學淪為徹頭徹尾的偽科學，以訛傳訛，竟然統治法學領域二千多年了，堪稱人類知識進步史上的天大笑話。法學家，法學教授、博導成了蠢貨的代名詞。理由是，這些人堅持理論學說立場，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概念，否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深陷虛擬理論，自娛自樂，無法自拔。法學院成了誤人子弟學院。理由是，法學理論，都是基于虛擬的法律定義引申出來的，都是虛擬理論，都不能通過實踐檢驗。虛擬理論，是紙上談兵的理論，是自娛自樂的理論，是天馬行空的理論，不能應用于實踐。法學院自己愚蠢也就算了，還害得法學的學子們跟著愚蠢。筆者警告法學家和法學院，傾巢出動，繼續裝神弄鬼，掩耳盜鈴，千萬別讓其他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知道了法學理論都是玩虛的，都是虛擬理論。否則，必將身敗名裂，威信掃地，萬劫不復。
作者簡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巫水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