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興吾 ]——(2005-9-23) / 已閱19770次
積極化解社會風險，努力構建和諧社會
馮興吾 劉文輝
（宣城市公證處） （中共宣城市委黨校）
摘要：介紹了有關社會風險的理論，分析了我國當前社會風險的特點，提出了我國防范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思路和新舉措。
關鍵詞：社會風險 構建 和諧社會
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決定》提出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論斷，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布局由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這是我黨第一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問題，這不僅僅是量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一次認識的升華，它是我黨在人類歷史發展經驗基礎上對幾十年執政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新發展。積極化解社會風險、確保社會穩定有序安全運行是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標志。
一．有關社會風險的理論
社會風險是指由于自然災害、經濟因素、技術因素以及社會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發的社會失序和社會動蕩。上世紀80年代在經濟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社會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利益沖突越來越趨向激烈的背景下，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風險社會”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國的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他在《風險社會》首次系統地闡述了風險社會的思想，他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人類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他認為“正像19世紀現代化消解了封建社會的結構并且產生了工業社會，今日之現代化正消解工業社會并且正在產生另一種現代性”，他指出“工業社會的中軸原理是分配財富，分配好處；而風險社會的中軸原理是分配壞處，分配危險”。
縱觀有關社會風險理論，其主要觀點是：首先，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日益復雜化，特加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了無數的機會的同時也帶來了無數的風險，也就是說社會的發展是利害兩重化。其次，較之傳統社會風險，現代社會風險范圍是多方面的、傳播是全球性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擴散并傳播到整個社會甚至是全球；它的涉及的范圍是廣泛的，既有政治風險也有生態環境風險和金融風險，甚至是恐怖襲擊風險，因而它既是可能的，也是現實的，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第三，造成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經濟的畸形增長、技術的片面發展、社會結構的畸形化、貧富差距的擴大、政治體制的不合理等都可能是風險的形成原因。第四，社會風險在政治上是對現有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的一大挑戰，它要求對現有的政府體制進行重新調整和整合。第五，社會風險有淺層和深層之分，社會結構方面的風險是屬于深基礎性的和深層性的。
二． 當前我國社會風險形成的原因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整個社會的利益結構和階層結構都處于急劇的轉型時期，這種利益結構和階層結構的劇烈變革導致了社會階層多樣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特點。伴隨著這種變化的同時是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的大量的利益矛盾甚至是利益沖突，社會穩定受到威脅，整個社會的發展處于關鍵臨界點，如近年我國由于征地、城市拆遷、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引發的上訪、請愿、游行、罷工、沖擊黨政機關等群體性事件屢見不鮮并逐年增多，1993年至2003年月10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年均增長率17%，由1994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同時群體事件的規模不斷擴大；參與的人員趨于復雜，擴大到多行業、多系統、多地區；更為嚴重的是事件的組織化傾向趨于提高，行為方式趨于激烈，聚眾阻塞交通的事件占總數的比例逐年上升，2003年達3100起；沖擊黨政機關事件逐年遞增，2000年是2700起，2003年平均3900起；另據國家信訪局統計，僅僅2003年嚴11月份，就接待來訪5274批次/11926人次，比例2002年同期分別增加139.29%和227.10%；同時我國近年 刑事案件發案率居高不下，搶劫、兇殺等案件上升，治安問題嚴重。這一切都表明我國已面臨著嚴重的社會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是由于社會結構的變化引起的，是一種深層的風險。歷史經驗表明在這種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引導的好國家可以進入黃金發展期，順利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引導的不好將會引發政局不穩、社會失控、最終斷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并使整個國家長時期陷入動蕩混亂中，也就是人們說的“拉美陷阱”。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積極化解社會風險，使我國順利度過風險期，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我國的社會轉型是在短時間內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種轉型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研究這個時期的社會風險形成的原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國當前的社會風險，找到化解社會風險的方法。
1．由于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我國轉型期的社會呈現出社會風險不僅波及面廣且多種風險并存的現象
弱勢群體的出現是我國社會中一個是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期都會有社會的弱勢群體如老弱病殘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但現階段我國弱勢群體的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弱勢群體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老弱病殘等喪失勞動能力的，而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群體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呈現出明顯的弱勢化趨勢。中國的實際貧困人口據估算達到2.2億，其中城市人口有3000萬，農村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共有近2億，這其中的大部都是工人和農民。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民的收入曾有過大幅度的增長，但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農民的收入增長長期停滯不前，負擔卻逐年加重，原本縮小的城鄉差距又逐漸擴大，據有關專家估算我國現階段的城鄉差距達到6：1，高居世界之首，已超出了改革開放前的城鄉差距，相當部分的農民生活陷入窘迫之中。工人階級中最具代表性的產業工人相當多的人在企業改革、改制過程中下崗失業，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生活艱難。不僅如此，工人和農民的基本權益也難以得到保護，據調查我國民營企業中80%以上的都有工作時間超時的情況，有的甚至每日工作達16小時，節假日加班也得不到應得的加班費。由于有的企業只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不管工人的死活，致使工人的勞動保護條件極差，使生產事故的數量和人員傷亡居高不下其中尤以煤炭企業為甚，甚至被人們視為“以血換煤”；同時我國的職業病的發病率近年呈大幅上的勢頭，2005年4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第10屆職業性呼吸系統疾病國際會議”上，衛生部的相關負責人指出:我國的職業病形勢十分嚴峻，目前我國有毒有害企業超過1600萬家，受到職業病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與此同時，工人和農民的社會政治地位也明顯下降，逐步被邊緣化。他們在各級權利機構的代表比例逐步減少，對于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逐步降低，在維護自己群體利益時的聲音極其微弱，對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小。由于我國社會的主要群體呈現弱勢化趨向，因此它使我國在轉型期的社會風險呈現出波及面廣且多種風險并存的現象。它嚴重削弱了黨的執政基礎，造成了社會各群體之間的隔閡、抵觸和沖突。
2．我國在短時間內形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28，是當時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但到1990年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達到0.343，2000年就已達到0.417，已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標準，據財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數據表明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高達0.458。再從金融資產來看，據有關統計數據，按居民金融資產擁有量排序，擁有金融資產最多的20%的居民家庭占有居民全部金融資產的55.4%，而最少的20%的居民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5%，另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到2002年上半年，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10%的最低收入的家庭只占有1.4%，與此相對應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富者極盡豪華奢侈，上億的豪宅是照樣有人購買，世界上豪華消費品在中國的銷量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另一方面，部分困難群體連基本的生活、醫療和子女的教育費用都難以承擔。這些都表明改革開放僅二十多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幅度過大、過快，已在短時間內形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適度的差距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過大的短時間內形成的巨大的貧富差距能夠嚴重地影響社會經濟和其他社會關系的和諧，出現貧富之間的對立和不滿，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良性運行；并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使人們對現有社會各項政策缺乏認同感，這也是我國當今存在的改革阻力加大、動力不足、改革的主體缺失的現象 的重要原因。
3 我國精英階層開始結盟，并已開始企圖影響社會經濟政策的制定
所謂精英階層結盟是指掌握了大量政治資源和經濟財富以及知識界的權威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充分利用自己的重要影響力極力排斥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國內外各國的教訓表明如任由精英之間進行利益結盟，將會對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造成十分嚴重的影響。我國現階段精英階層已開始結盟并出現精英階層企圖壟斷話語權，影響社會經濟政策制定的苗頭。每當我國的政治經濟政策開始影響到他們中間部分人的利益時，另一部分人總會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企圖改變，如當中共中央決定加大反腐敗的力度時就有人說“適當腐敗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當中共中央強調在企業改制中要保護好工人利益就有人說經濟的發展要不可避免的犧牲一代工人的利益；當大多數群眾為高漲的房價苦不堪言，中央決定穩定房價讓居者有其屋時，有人竟說房價不算高、窮人沒必要買房；房價的下跌會導致我國經濟的崩潰，竭力反對中央關于穩定房價的政策；一些經濟學家利用各種機會為同自己有利益的行業進行不切實際的宣傳更是路人皆知。這些都表明中國的精英階層已開始結盟，他們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性，造成市場的畸形發展；他們把自己的獲益建立在其他階層的利益受損的基礎這上，加深了社會的隔閡和矛盾，損害了社會各階層利益互惠互利的局面。
4．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嚴重失調
我國自改革開放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GDP已翻了幾番，社會財富也有了巨大的增加，但是關系到普通群眾基本需求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醫療保障等民生問題的社會事業發展卻嚴重落后于經濟的增長，形成了有增長無發展的現象。社會保障是社會和諧的穩定器，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是社會文明公平的標志，是一個國家的基本社會制度，但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存在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資金缺口大的問題，遠遠不能適應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平等，實現社會上下階層流動的穩定器，是社會和諧的基石，是一切公平的起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教育改變命運”，但當前由于我國對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造成了我國教育資源的嚴重稀缺，而且原本就稀缺的教育資源更過度的向城市傾斜，在城市卻過度向名校、重點學校傾斜，更有甚者有人將教育當成一個盈利的產業來辦，違背了教育的基本功能，造成了我國當前教育極端不公平。農村因經濟問題使義務教育階段輟學率出現反彈，失學日漸增多；我國的高等教育收費已超出了我國大多數居民的承受力，有學者指出我國當前每個大學生每年要花費10000元，而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民的年均純收入分別為9422元和2936元，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的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純收入，正因如此，部分已考上大學的青年因不堪經濟重負而放棄了繼續深造的機會，據統計近年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中農村學生和城市困難家庭的學生是日趨減少，現在，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教育的不公平已成為我國最大的不公平，以至于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來華考察，離開時，她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我國對衛生事業的經費投入長期偏低，導致相當群眾有病不敢看，出現了了“看病難”的現象，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相當嚴重。我國1998-2000年衛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僅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2-1%，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是4.1，南非是5.5，伊朗是4.4；2003 年度，全國衛生總費用中，有56%是居民自負，27%是社會負擔，政府投入僅占有17%,人們享受的醫療保障甚至低于計劃經濟時代。根據衛生部組織開展的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有48.9%的群眾有病不去就診，有29.6%應住院而不住院，而且全國有80%的醫療服務資源集中在城市，占人口多數的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仍較為嚴重，全國有44.8%的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沒任何醫療保障。這一切都說明我國大多數群眾缺乏基本的醫療保障。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的嚴重落后于經濟增長的現實不僅讓廣大的群眾沒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加劇了群眾基本民生問題的嚴重性，損害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而且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
。
三．化解社會風險的思路和舉措
如何化解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是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新課題，它是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和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無法化解社會風險，就無法實現社會和諧，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就無從談起。化解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有新思路和新舉措。
1．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發展是硬道理
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在總結國內外關于發展問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提出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思想和指導方針，它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重大發展，反映了我黨在發展問題上認識的升華。“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只有堅持發展才能使生產力不斷提高才能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才能為化解社會風險提供物質保證，因為貧困是產生風險的溫床，一個貧困的社會絕對不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因而化解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不斷提高生產力不斷豐富社會的物質財富。但是一個少數人富裕大多數人貧困的社會絕不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同樣是一個充滿社會風險的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要統籌兼顧，實現社會經濟、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消除不協調、不均衡、不平等的現象，以新的發展思路實現社會經濟、人與自然的又快又好的發展。因此，化解我國當前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首先必須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加快發展；發展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堅持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 以人為本，樹立科學的改革觀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改革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解放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指導，極大地推進了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這一指導思想在當時經濟相當落后、平均主義盛行、大鍋飯嚴重的情況下，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使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綜合國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與此同時也產生并積累了一些問題和矛盾，形成一些社會風險。為了化解當前的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的改革觀。其基本內容是：首先，不論是發展生產力或是解放生產力都要堅持以人為本，其最終的目的都是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次，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絕大多數的人民受益，要保證絕大多數人能夠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第三要保證少部分利益受損的要得到足夠的補償
3． 堅持公平和效益并重，切實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
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理想，是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會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它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它會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使社會陷入分裂和對抗中，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是否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同時也是一個政權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體現。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們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切實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只的這樣才能體現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才能化解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才能穩定黨的執政基礎，保證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因此我們一定要把切實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作為制定各項政策和開展各項工作指導原則，必須堅持效益和公平并重，不能為了公平而犧牲效益也能不為了效益而喪失公平，因為失去效益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喪失公平的效益最終會因社會風險的出現而使效益喪失。在我國已出現社會風險，公平成為社會的熱點的情況下，黨和政府要堅持公平效益并重的方針，必須在“訪賢問能”大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更多的“訪貧問苦”，要保證社會各個階層都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政府要運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內的各種手段保證社會各階層公平發展的權利，要防止一個階層的受益是建立在另一個階層利益受損的現象發生；政府要實實現職能轉變，加快建立“服務型”政府，為公眾提供各種公平的社會服務，如教育、醫療服務，要防止政府的“錯位”和“越位”，堅決杜絕政府與民爭利；政府要積極擴大就業，保證工者有其崗，耕者有其田；要運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內的各種措施，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各種合法權益不受侵害要理直氣壯的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因為相對于資本勞動者總是弱者，弱者總是需要特別的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公平，使廣大人民安居樂業，才能化解社會風險，實現社會和諧。
4． 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正處于劇烈變革中，并且日益呈現出社會階層多樣化和利益主體多樣化的特點，而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正是引起我國儲多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的重要原因。要防范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適應社會管理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深入研究社會管理的規律性，根據新的社會現實，大力整合社會資源，建立包括利益協調機制、社會風險預警和監控機制以及危機處理機制在內的新型社會管理體制，要建立健全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新型的社會管理格局努力實現社會各階層的良性互動、和諧相處。
建立和健全利益協調機制是完善社會管理體制的關鍵，一是要建立能夠滿足社會各階層需要的利益表達機制，黨和政府要提供讓各個社會階層都能表達各自利益需求的機制，要防止個別強勢階層壟斷利益表達的話語權，要盡快建立民意調查制度、協商談判制度等科學化的公眾利益表達機制。二是要大力培育各種非政府組織，如各種中介組織、行業協會和民間維權組織，社會組織化程度的高低是是社會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非政府組織、企業和政府被視為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政府要支持非政府組織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代表各自利益群體進行利益表達，要為他們的利益要求的表達提供制度保證。
5． 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構成社會安全網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和諧的穩定器，是國家最重要的社會制度之一，是社會的安全閥，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讓人人具有安全感，可以實現社會公平，化解社會風險。經過１０多年的努力，我國現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是其最為核心的部分。但是它也存在著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資金不足等問題，目前還只有大約超過總人口１０％的民眾，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國家的社會保障政策。為了化解社會風險，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是加快社會保障立法進程。我國社會保障立法進程已經明顯滯后于社會保障實踐。建議國家加快推進《促進就業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社會保障基本法律的立法進程，二是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國務院要出臺明確的規定，對各級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對從國有資產收益、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等預算外收入中提取社會保障資金、對實現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提出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同時要積極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多方籌集社會保障資金。三是要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范圍和保障水平，讓更多的人在養老、失業、醫療、以及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絕不可能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只有更新觀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樹立科學的改革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發展、切實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積極協調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社會各階層共享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才能積極有效地區性化解社會風險，才能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最終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