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暉 ]——(2005-10-4) / 已閱10885次
電信市場競爭秩序的構建是電信資費確立的基礎
王春暉
中國電信業經過十年的改革，已形成了多家競爭的格局。但是，作為市場經濟中最關鍵的元素之一——電信“資費”，卻仍是一個各方關注的話題。電信資費實質上就是電信服務的商品價格，電信資費與一般有形商品價格的性質是一樣的，只是因為電信服務這種商品是無形的、非實體的，沒有作為有形商品的使用價值的實體承擔者，所以才取“資費”這個名稱。根據《電信條例》（下稱“條例”）的規定，我國的電信資費分為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三種，應該說這三種資費體系體現了國家的價格政策。
市場調節價，是指由經營者自主制定，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按照這一定義，電信資費的市場調節價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市場調節價的定價主體為電信經營者；二是市場調節價應當在電信市場競爭中形成。電信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應該是通過反映電信市場的供求狀況和電信資源的稀缺程度的價格信號引導實現的。為充分發揮價格在合理配置電信資源中的作用，就應確認電信經營者自主指定屬于市場調節價格的定價主體地位，但是這種主體地位確定的前提條件是：不損害國家利益、不損害其他電信經營者的合法利益和不損害電信用戶的合法權益。
政府指導價，是指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規定的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指導經營者制定的價格。電信經營者在執行政府指導價時，應著重領會以下四點：（1）政府指導價是一種法定的價格形式，具體到那一種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的價格采用政府指導價，應依照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制定的電信資費分類管理目錄確定；（2）政府指導價屬于政府定價行為，法定的定價部門是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3）定價的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只是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規定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這兩項是政府指導價指導作用的體現。無論是基準價還是浮動幅度都是強制性的；（4）電信經營者在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確定的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范圍內，具體制定電信資費，也就是講有一定的靈活性，由電信經營者在有限的范圍內應用。實際上，政府指導下的定價過程有兩個定價主體，一是政府，二是電信的經營者，前者起主導作用，后者是從屬作用。
政府定價，是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其他有關部分，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制定的價格。政府定價的主體是單一的，定價的形式是法定的，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界限。
按照《電信條例》的規定：“電信資費標準實行以成本為基礎的定價原則，同時考慮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要求，電信業的發展和電信用戶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但基本電信業務的資費標準仍由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提出方案，經征求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意見，報國務院批準后公布施行。然而，電信行業的“成本”究竟是什么，又有誰去仔細研究過。我認為目前電信資費標準的確定，主要還是考慮了政策因素和投資回報率這兩個因素。我國的電信產業是從自然壟斷逐漸走向有限制競爭的。在這種條件下，電信資費的定價方法更多是考慮政策因素，而非市場競爭條件下的資源最佳配置；另外，電信業屬于資金密集型產業，由于這幾年對信息高科技效應的過高預期和市場開放，刺激了對電信市場的過度投資；過度投資使得我國有限競爭的電信業迅速進入了成熟期，市場成本加大，投資回報速度必然就成為投資者的關注的問題。
我們再回頭研究一下電信業務的成本，比如投資者很仔細地投資，花錢很小心，并且有很強的監督，這個成本就可能很低。但是如果在壟斷或有限制的競爭下，它的價格線不但沒有下降的機制，反而還有往上走的趨勢。雖然《電信條例》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應根據電信主管部門的要求，提供準確、完備的業務成本數據及其他有關資料。但是電信經營者都以這些數據和資料屬“商業秘密”為由，不予提供。因此，電信業務的消費者對制定電信資費標準的成本、數據及資料，仍然沒有知情權。從理論的角度上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一種商品（包括服務）的價格都應該是由市場決定的，并且應該在市場杠桿的作用下隨著供求的變化而上下波動。我國的《電信條例》產生于2000年，在這5年里“條例”對電信資費的規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中國已進入加 入WTO的后過渡期，電信資費的標準應逐步由電信服務的提供者按照市場的需求和價值規律自行確定，國家應逐步取消政府定價。也就是講，電信資費體系的確定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作用，降低政府價格監管的壟斷性。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大多數消費者的矛頭所向是電信的資費問題。因此，電信監管層應考慮逐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電信資費機制，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作用。特別是應依照價值規律對電信行業的發展和用戶的消費進行市場調節，以形成新的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價格體制，并以良性的市場競爭來推動電信市場的健康發展。
應該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應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電信價格機制,那么,我們就必須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場,讓市場調節的作用來主導電信資源的配置。然而，市場調節的前提必須建立和維護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這是基礎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建立的根本保證。只有在有效的電信市場競爭的基礎上，政府的資費調控才能更好的發揮指導作用。應該明確，政府的資費調控是相對于市場調節而言的，沒有市場調節，就無所謂政府的調控。而且，我國目前在電信資費調控方面存在的問題并不是調控力度不夠大，調控范圍不夠寬的問題，恰恰相反，是調控力度過大，范圍過寬，這樣就不可避免的導致了行政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問題，而這些障礙的排除，首要的任務是反壟斷法的制定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完善，特別是其公平、有效地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應當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健全統一、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推進，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其中，兩大變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強調公民和企業的獨立的主體地位，使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的發生不再依賴政府；二是伴隨國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隨著產權多元化的出現和完善，國家還將加快電信行業的改革，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由此，國家必須對電信市場競爭秩序進行有效地規制，使其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電信市場競爭中的不正當行為和壟斷行為不但破壞了公平原則，損害了其它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與市場經濟秩序，同時也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特別是阻礙了和諧社會的構建。例如有些電信經營者在提供電信服務和業務時，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于成本價格銷售其“電信產品”。這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虧損性經營，這種異常的價格選擇是以排擠其競爭對手為目的的，它以犧牲自己暫時的經濟利益為代價，最終損害競爭對手的經濟利益，是一種法律所禁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不計成本走極端的降價是惡性價格戰；惡性價格戰不但增加了企業成本，減少了收入和利潤，而且使客戶頻繁轉網，造成企業電信產品和資費管理混亂，嚴損地害了客戶利益和影響了企業的信譽。實際上，出于不正當競爭的目的，不斷地變換價格本身是對消費者的愚弄和欺騙。
因此，國家應當設計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電信資費調控機制，這種機制應當在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方面發揮作用，而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也理應成為電信市場監管中地位高于其他監管的一個及其重要的監管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