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陽 ]——(2005-10-8) / 已閱16231次
淺論搶奪罪存在之必要性
葉陽
我國刑法第267條對搶奪罪做了規定，其罪狀描述較為簡單。通說認為，搶奪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不使用暴力，脅迫的方式，公然奪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一些學者認為這里的"公然奪取"從行為方式上來看，屬于對物而非對人使用暴力。這樣看來，搶奪罪由于其行為方式的特殊性而單獨作出規定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筆者認為，搶奪罪的存在不但模糊了與其密切相關的搶劫罪與盜竊罪之間的界限，而且人為的制造了刑法分則適用上的不必要的漏洞，極不利于實現刑法的根本目的即保護法益和人權。筆者認為，其實所謂的搶奪罪行為，完全可以依照其具體行為方式的不同，而分別歸入搶劫和盜竊的范疇之中。
首先來看一個簡單的案例；
乙經長期觀察于某日上班時間入戶行竊，卻發現主人甲因故并未出門，乙未實施暴力脅迫，但甲卻基于某種理由而未加阻攔，任由乙將財物搬走，此時乙的行為如何定性？
對于乙的行為，一種觀點認為無罪，第二種認為構成搶奪罪，第三種認為構成盜竊罪。
顯然乙的行為是不能將其歸入搶劫與敲詐勒索，詐騙以及侵占等其他侵犯財產性的犯罪當中。其行為與上述犯罪的構成要件存在著實質的差異。那么假如認定為搶奪，那么搶奪的客觀方面趁人不備公然奪取指的是行為人在被害人當場可以得知財物被搶的情況下實施搶奪行為，而被害人雖發覺但未來得及反抗。而在本案中，乙的行為卻是在被害人發覺并來的及反抗但未反抗的情況下作出的。那么，依照罪刑法定原則不能夠定搶奪罪。同時，如果認為盜竊的概念等同于秘密竊取的話，那么盜竊罪也是不成立。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認為不構成犯罪。然而對乙的行為不加以處罰顯然違背了刑法的正義性，造成了不應有的漏洞。那么如何才能在不違反罪刑法定的情況下對這個漏洞加以填補呢？
答案只能是通過解釋。筆者以為,只有對盜竊進行合理的解釋才能解決這一問題。我國通常認為盜竊只能采取秘密竊取的方式。然而刑法264對盜竊罪的描述中并未對“秘密性”進行說明。這便給了我們合理解釋的空間。這里的盜竊應該進行擴大解釋，即認為盜竊不應局限于秘密竊取而指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違反財物占有人的意志，將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他人占有的方式。人們對盜竊手段理解為秘密竊取，在過去的財產極其存在狀態較為簡單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關系的復雜化，在財產關系與財產存在狀態也表現得十分復雜的時代，這樣的理解已經不再具有社會適應性。因此，將其擴大解釋為泛指和平非暴力的取財方式是完全合理的。這樣的情況也不光出現在這里，例如關于容留賣淫罪，賣淫行為的主體一貫被認為是女性，然而并不妨礙我們隨著時代的發展作出同樣包括男性賣淫的解釋。可能有人會有疑議，既然可以對盜竊解釋為什么不能對搶奪作出解釋使得上述案例同樣符合搶奪的犯罪構成呢？只要通過體系解釋，結合在搶劫罪對公然奪取的涵義的理解，就可以發現，在搶劫中公然奪取和含義顯然不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為假如被害人不愿意反抗而自愿交出財物，怎么會導致行為人使用暴力威脅而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呢？既然如此，搶奪中的公然奪取也不應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為其與搶劫的區別只在于暴力威脅而已，而對于公然奪取的理解應該是一致的。否則，必然造成斷章取義，導致刑法整體的不協調。而通過比較解釋，我們也可以發現，德日等國刑法中對盜竊的解釋也早已突破了秘密竊取的范圍，而是認為盜竊屬于不依賴暴力，脅迫，違反占有者的意志，侵害占有者對財物的占有，將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應該說，對盜竊做出上述擴大解釋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認同第一種觀點即認為無罪者，可能還基于這樣一種理由：既然我國刑法并為明確做出上述解釋，就應該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而認定該行為不構成犯罪。筆者以為，這種觀點混淆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之間的差別。在事實問題不清楚時，應當適用保護被告人利益的原則。而對于法律問題，在難以確定使適用的情形時，應該做的不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利益而認定為無罪，而是通過合理的法律解釋來解決適用的問題。因為刑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法益和人權而非單純的被告人的利益。當然，這樣的解釋不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否則會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而導致刑法侵害了人權。
既然將盜竊的概念擴大解釋為泛指“和平取財”的方式，少了“秘密竊取”這一明顯的差別，那么從客觀行為方式上看，搶奪與盜竊之間的差別就變得模糊起來。這時，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學者所提出的“對物的暴力”便似乎成為了搶奪和盜竊之間較為明顯的界限。其實，在筆者看來，“對物的暴力”這一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什么叫做“暴力”？對于刑法分者中關于暴力性質的一切犯罪，從行為方式上分析，其暴力無一例外的是針對被害人而非針對物。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暴力危及的是人身安全，之所以對暴力犯罪科處較重的刑罰也正是由于其對人身安全的侵害及威脅。對物的“暴力”并不在刑法意義上的暴力范疇之內。再者，對物的所謂“暴力”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的，例如在盜竊的過程中使用暴力的方式破門而入，那么能否認為盜竊也是屬于一種對物暴力的犯罪呢？結論顯然是否定的。而且，對物的“暴力”只是一種對行為方式的單純描述，而不能用來劃分主觀惡性以及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如果硬要拿它來作為與和平方式進行區分的標準，筆者以為，“對物暴力”的提法應該是基于這樣一種考慮，即認為暴力作用于物之上，通過物而對其占有的人產生作用（現實中的趁人不備搶奪的行為也大多如此）。這樣的表述結果還是等于認同了搶奪也是一種對人的暴力犯罪，只不過施暴方式比較特殊而已，這顯然與搶奪的構成要件不符。同時，在普通搶奪行為中，造成了被害人的身體傷害，完全是由于行為人的過失所導致，這樣的暴力即使造成了嚴重后果也只能以想象競合犯來處理。綜上所述，“對物的暴力”的提法只宜用于通俗的區分搶劫與搶奪，而用以表述搶奪的客觀行為方式則是不夠嚴謹的。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其實搶奪的行為并不具有實質意義上的明顯特征，其行為方式與盜竊在使用非暴力，違反財物占有者的意志，將財物轉移為自己占有或者第三人占有這一表現形式范圍內具有重合性，而在其他的構成要件上兩罪則是完全一致的。這樣，把搶奪罪與盜竊以一個罪名加以規定處罰是比較合適的。那么是否會違背罪刑想適應的原則呢？從我國刑法分則對盜竊罪和搶奪罪的法定刑的規定上來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這也說明了即使在立法者看來，搶奪也盜劫行為不論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還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上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將其作為一罪處罰并不違背罪刑相適應的原則。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將誰歸入誰。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搶奪罪明顯不能包括秘密竊取的手段，因此盜竊的外延要廣于搶奪，故宜將搶奪并入盜竊而不是相反。
值得說明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搶奪行為由于其行為方式的特殊性，我們不能由于行為表面的特征而簡單的將其認定為和平而非暴力的普通搶奪行為。而是應該通過其外在行為方式找到行為人的主觀心態來確定其罪名。例如飛車搶奪，就屬于這類的行為。飛車搶奪的行為方式通過字面就可以看出，在此不贅。筆者以為，飛車行為雖然從表面上看來與普通搶奪無異都屬于趁人不備公然奪取，但由于其“飛車”行為方式的本身危險性而導致在實踐中經常致使被害人受到人身傷害（例如駕駛摩托車于高速行駛過程中奪取他人財物）。如果將其認定為搶奪，就表明傷害后果是過失造成的，如果傷害后果是故意造成的，則應認定為搶劫。對于造成危害結果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如何認定？有一種觀點認為屬于過失，理由在于傷害結果的發生并非是行為人故意追求的結果，行為人的目的只是通過趁人不備奪取而不是通過暴力斜坡來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因而不具有故意性。筆者以為這樣簡單的看問題是值得商榷的。對于主觀態度的認定應該同時考慮兩個因素，即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從認識因素來看，對于飛車搶奪的極其容易對被害人造成傷害的危害結果，行為人應該是有所認識的，至少是認識到危害可能發生。從意志因素上來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的確不能一概認為持希望發生的心理，但認為持放任的態度顯然沒有任何問題。這樣，我們便有理由認為行為人預見到了危害結果可能發生而且是持放任的態度。故應至少認定為間接故意。而在普通搶奪中，由于行為方式一般不具有危險性，故行為人對被害人的人身傷害結果在認識因素上看顯然是無法預知的，應認定為過失。綜上所述，飛車搶奪屬于以暴力的方式來奪取財物，其侵害的法益不僅僅是財產占有權而同時也包括了人身權利在內，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宜認定為搶劫罪。基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很多西方國家在立法中將飛車搶奪認定為搶劫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關于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僅僅將飛車搶奪認定為搶奪罪的從重處罰情形之一，顯然是不恰當的。而2005年6月8日新出臺的《關于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第十一條第三款作出了新的規定：行為人明知其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的手段會造成他人傷亡的后果，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應認定為搶劫）。《意見》在部分程度上贊同了筆者的觀點，但這里的“明知……會……”的表述還存在問題，前文已分析，即使是構成直接故意，在認識方面也只要求行為人明知但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是可能發生就夠了（對于直接故意，如果認識到的是可能發生，在意志因素方面則要求要求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而如果認識到的是必然發生，則意志因素方面可以是追求也可以是放任），而并不要求明知必然發生。因此，這里的“明知……會”縮小了故意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這里還存在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國刑法第267條第2款規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這一條款屬于法律擬制，即將本來不屬于搶劫的行為擬制為搶劫來定罪處罰。關于第2款，筆者以為其只是描述了搶奪的預備行為，而根據法律擬制的特點，只要攜帶了兇器搶奪，不論最終的行為是否使用了暴力及脅迫一律認定為搶劫，而不需要同時符合搶劫的構成要件。而如果行為人最終使用了暴力那顯然就已經構成搶劫，而跟本不需要法律擬制。因此，第2款的擬制針對的是攜帶兇器但在搶奪過程中并未使用的普通搶奪行為。那么這樣的擬制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呢？通說認為，法律擬制存在的理由在于兩個方面：形式上避免重復，實質上在于兩種行為侵害的法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而在這個擬制中，攜帶兇器的搶奪也只是普通搶奪行為而已侵犯的只是財產權，不能因為其攜帶兇器而認為其同時侵犯了人身權和財產權。故二者所侵害的法益大相徑庭，危害性更是有本質的區別，作出這樣的擬制是不合理的。雖然筆者并不排除行為人攜帶兇器很有可能實施的是搶劫的預備，但最終的行為卻是搶奪行為的可能。這里就存在一個犯意轉化，犯意轉化存在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實行行為中的犯意轉化，另一種是預備到實行的犯意轉化。攜帶兇器搶奪顯然屬于第二種情況。筆者認為，無論預備行為時行為人的主觀態度如何，原則上都應該被實行行為所吸收。主觀的惡性需要客觀行為來體現，而如果在行為方式上未體現出來是無法進行定罪處罰。當然，如果是在攜帶兇器的過程中，原則上可以認為是搶劫的預備犯，因為我們由理由認定其存在搶劫的故意而實施了預備行為。但在這里的擬制下，行為已經實行完畢，不可能處于其他的停止形態，故只能認定為搶奪。同時，只要行為人奪取了財物，不區分是否使用了暴力脅迫的方式而一概將其認定為搶劫罪既遂顯然也違背了罪刑相適應了原則。可以設想，在盜竊預備和實行為中也可能存在轉化為搶劫的可能性，那如果攜帶兇器盜竊，是否也應擬制為搶劫罪呢？結論顯然是否定的。在這一問題上，搶奪不具有任何特殊性，應該嚴格按照犯意轉化的原理，按照客觀行為方式來處理。因此，267條第2款是沒有必要而且不應該存在的。
綜上所述，通過對搶奪與盜竊的比較以及對兩個特殊問題的分析，筆者已合理地將搶奪行為按照不同的行為方式而歸入搶劫與盜竊的范疇之中。本文觀點在于，取消搶奪罪，不但能夠很好的填補刑法的漏洞，而且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刑法的體系性，使得刑法整體更加協調。而在國外，這樣的立法例也并不少見，德日刑法中均未單獨規定搶奪罪，在意大利刑法中，搶奪也只是作為一種加重處罰的盜竊行為而存在。當然，其理由可能與筆者所持相去甚遠。例如有學者認為，“行為人在搶奪的瞬間，實際上是秘密的，所以可以認定為秘密竊取。”這樣的解釋實際上是肯定了盜竊行為的秘密性，卻又將搶奪解釋成了秘密竊取的行為方式。但無論如何，搶奪罪的立與廢，由于對其行為方式認定的不同理解，而變得極具研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