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10-15) / 已閱7079次
期待官員收入申報法治化
楊濤
新華網4月22日報道，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原滁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局長邱德昌受賄、貪污一案，被告人邱德昌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１１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７００００元；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５年。
現實中，有關此類貪官的報道層出不窮，而這些貪官之所以限于肆無忌憚忌憚地腐敗，原因很多，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官員們的“灰色收入”沒有同步、剛性的檢查和制約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官員財產公開申報制度。官員們得到贓錢后，不會被檢查和強制公開，因而減少了他們腐敗行為被曝光的機率。
而在西方許多法治國家，法律對于官員的財產必須進行公開申報有明確的規定，這些法律被稱為“陽光法案”。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權查看從一般官員直到首相的納稅清單，這個制度一直延續下來，至20世紀80年代后才逐漸為大多數國家所采用并完善。1989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賴特賴特因在過去10年間先后69次違反國會對議員財產收入的法規而被迫辭職，成為200年來美國第一位因此被迫辭職的眾議院議長。這一制度在西方國家，對于保證官員的廉潔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我們國家，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對官員的收入實行申報。根據規定，所有的各級黨的機關、人大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中的縣(處)以上(含縣處級)領導干部，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以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負責人都必須申報自己的收入。但是，《規定》出臺十年來，卻沒有產生良好的效果，這緣于《規定》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先天不足，執行中又敷衍塞責，因此《規定》基本上流于形式，對于反腐敗的作用十分有限。
不過，最近有消息報道說，政府領導干部資產公布制度有望寫入正在審議中的《公務員法》草案。（《新京報》4月18日）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將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法律化舉措，是將官員財產申報走向法治化的表現。《規定》只是黨和政府的一個文件，其權威性與作為法律的《公務員法》無法相比，因此，其影響和產生的效力不可同日而語。在法律上規定官員財產公開的制度，表明國家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并力求在全社會達成共識，具有積極的意義。
但是，法律化并不等同于法治化，如果僅僅將“兩辦”的現行《規定》搬上法律條文當中，對于保證官員的廉潔和打擊腐敗仍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為，法律化與法治仍然并不一個概念。將《規定》上升為法律，只是解決了“經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通過”的形式合法性，其內容是否能體現正義和公平，其能否在實踐中得以真正有效地執行，這些都是實質合法性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必須需要更加嚴謹地論證。法治化是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的統一。
因此，有必要重新搭起框架，重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這里面要解決的有二個最重要的問題：一個是程序上的透明公開，讓民眾知情。在《規定》中，官員必須申報財產，但這些財產都只是內部填寫，上交組織，因此也只是體現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上級對其下級財產信息掌握有限并且經常伴有袒護的心態。如此一來，官員在申報財產時，大大僅僅是填填單子而已，并不認真把它當作一回事。而對官員財產比較了解的民眾無從知曉，無從監督，也無力、無權監督。因此，新法必須在這方面保證民眾的知情權，讓官員填寫的資料公布于眾，并讓民眾舉報渠道暢通，才能讓官員真正做到如實填寫。其二是要對不如實填寫財產狀況的官員有嚴厲的制裁措施。現在官員之所以敢于不如實填寫自己的財產狀況，其中主要一個原因便是不如實填寫并不會遭致嚴厲的后果，如實填寫和不如實填寫一個樣。因此，要發揮財產申報制度保證官員廉潔的作用，使其不敢從事腐敗行為去得贓錢，就必須讓官員不如實申報財產會受到懲處，這種不如實申報的行為的后果可能是行政、紀律處分，甚至是啟動對其進行刑事調查的依據。
因而，我們期待正在審議中的《公務員法》草案能將官員財產公開申報制度納入其中，我們更希望這一法律中能在保證民眾知情權的基礎上，有可操作性，真正將這一制度納入法治化軌道運行。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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