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賀美 ]——(2005-11-2) / 已閱19630次
緊急避險限度條件的追問
—兼論為保全自己生命而犧牲他人生命的行為性質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 思想政治教育2班 黃賀美
摘要：緊急避險是通過損害一種合法權益來保護另一種合法權益的行為，因而避險行為的效果有二，一是要避免現實的危險，二是保護的權益要大于或等于損害的權益。因此，當兩個合法權益發生沖突時，只要保護的權益大于或者等于損害權益，即使為保全自己生命而犧牲他人生命時，也屬于緊急避險行為。
關鍵詞：緊急避險 生命權 人權
緊急避險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損害另一較小或者同等法益的行為。緊急避險的本質，是避免正在發生的現實危險狀態，通過損害較小法益來保護較大或同等法益。
從概念上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緊急避險的成立條件：危險狀態——合法權益遇到正在發生的危險；避險行為——為避免危險出于不得已而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損害限度——造成的損害在必要的限度內。
在這里，什么是緊急避險的損害限度呢？什么是屬于避險的必要限度呢？這引發了我們對緊急避險權益的比較。
通俗而言，限度條件就是保護的權益與侵犯的權益之間的等于、大于、小于之間的比較和衡量。
假設一：保護的權益和侵犯的權益均是財物，這兩者是容易比較的，只要前者的數額大于后者的數額，這就是緊急避險，反之則是避險過當；
假設二：保護的權益是人身，侵犯的權益是財物，這也是好比較的，人的生命權遠遠大于財物權利，無可置疑，這也是緊急避險；
假設三：保護的權益和侵犯的權益均是人身，這就需要具體分析：生命權高于健康權，健康權高于人身自由權，人身自由權高于自由權，如果保護的權益和侵犯的權益是以上這三對關系，比較也是不難的。但是，當保護權益和侵犯權益均是人的生命權呢？即為保全自己生命而犧牲他人生命的行為又該如何定性呢？
案例：某村女干部下鄉做群眾工作，在回來路上遇歹徒，此時天色已近黃昏，周圍荒蕪無人，女干部應歹徒要求，將自行車交給了歹徒，但同時要求將打氣筒歸還。女干乘歹徒蹲下看車時，掄起打氣筒朝歹徒腦門一擊，歹徒昏倒在地，女干乘機逃跑。終于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見到一戶人家，女干投宿于此。戶主老婦人對女干遭遇深表同情，并安排其女與女干同睡，女干睡于床塌外側。歹徒清醒過來后回家，聽其母描述，方知女干竟投宿到其家。為阻止女干報案，歹徒遂起殺意，殺人滅口，并與其母談了此事。恰逢母子倆的談話被女干聽到，于是女干與歹徒妹妹調換位置睡覺。果真，半夜，歹徒摸黑進了房間，對準床塌外側即砍。結果被殺害的正是歹徒妹妹。
法院對此案件的審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殺人罪，是屬于避險過當的故意殺人罪，但減免了對女干的刑罰。根據是：“生命權是最高的權利，不容許為了保護一個人的健康而犧牲另一個人的生命，更不容許犧牲別人的生命來保全自己的生命。”
然對上述案件，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說法：
說法一：女干的行為如果發生在國外則可能構成緊急避險，因為有的國家刑法規定允許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均衡說）。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刑法理論認為，由于緊急避險是通過犧牲一個合法權益以保護另一個合法權益，所以不允許為了保護較小的權益而損害較大或同等的利益，對人的生命尤其如此（輕于說）。
說法二：女干的行為不但是緊急避險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善于同犯罪作斗爭的英雄行為。
著名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對此案卻給出了不同的觀點：女干在這個案件中的行為是屬于緊急避險的行為，原因是，女干所采取的犧牲歹徒之妹換取自身性命的做法是迫于無奈，周圍的環境也無法給她提供一個更好的避險方法，除了犧牲第三者的利益以外，實無他法。之所以對此案定性為緊急避險，是女干確實是在無可選擇的條件下不得為而為之的！主觀上并沒有惡意！因而不能簡單的依靠法律條文的規定定性為故意殺人罪。
本人贊同陳教授觀點，從道德的角度講，緊急避險確實需要以較大利益為前提，同等利益之下的犧牲是不能定性為緊急避險的。案中女干做法似乎為同等利益的交換，而且這種利益的交換是人的生命權的交換，按理論上來講確實是不能定性為緊急避險。
然而，從法律的角度講，本案符合緊急避險的條件，可以認定為緊急避險。因為：
一、法的理解需要考慮社會習俗、百姓心理
純粹的法律是沒有的。我國在秦國時期就有了法與禮結合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這是符合實際要求的做法，是將法放置于具體的環境下討論的做法。接下來的《法經》、《秦律》等等，以至到清朝的《清律》都在審判過程當中考慮了民族風俗及社會道德、百姓的認可心理等因素。也就是清王朝頒布的《君主立憲》，照搬照抄國外的條文，不加考慮移植進入我們國家，并且做為法的執行者也沒考慮百姓的接受心理，利用君主立憲欺騙百姓，最終導致了中華法系的告終！在法的執行中要充分的考慮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源遠流長的。一時間要做到法律的純粹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假設當時女干是有條件可以逃脫而仍犧牲他人性命的，這才可以定性為故意殺人，其主觀惡意是明顯的。恰恰，女干當初的處境及條件是非常惡劣的，不犧牲他人性命以求自保亦不得逃脫，這時仍約束其不得犧牲他人的性命換取自身性命呢，仍然不得犧牲他人性命以求全呢？由于這里涉及到的是一個無辜的生命，一個罪犯的親人的生命，或許在價值上這兩者是不能替換的，但在事實上，百姓的接受心理上，這兩者是否也是有一定的區別呢？我認為女干這種做法是符合緊急避險精神的！
二、道德與法的關系
女干行為在道德上或許是該遭受譴責的，然道德與法并不能混為一談，違反道德并無意味著必定違反法律規定。
我國是一個重視道德禮教的國家，道德在百姓的日常行為當中起到根本性的影響。法是國家權威的體現，是靠國家強制力來實行的。道德與法是對立統一的，必要的道德是對法的補充，是對法的“盲點”的規范，因而道德在百姓生活當中是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然而，正是道德的廣泛性和徹底性的影響，對我們的執法者更應該灌輸處理好法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思想，避免在執法過程當中，無法跳出道德的圈子，憑主觀好惡斷案。給當事人造成諸多的不公！作為法的執行者必須終于法律事實，忠于實際關系，實事求是，維護法的尊嚴！
三、人生而平等，生命權的平等
歹徒其妹在本案中作為犧牲品，世人深表同情，然細想亦無他法。女干與其妹并無身份尊卑之分，亦是平等主體，然憑什么要求女干就得一定遭歹徒毒手呢？誤殺其妹，對于歹徒而言是教訓，對歹徒罪惡行為是彌補，對其母的包庇是警告。這案件代價是慘重的，然女干的犧牲是更為慘重的！犧牲女干喚醒不了歹徒的良知，亦無法給歹徒以警訓，甚至，罪犯一旦得逞后，便不再畏懼法律，一手遮天，無法無天了，其妹的犧牲在這或許也是對歹徒犯罪行為約束的一個機會。
當然我們并不希望這種慘劇的發生，犧牲女干也好，犧牲第三者也好，都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不過，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生存的人應當是從慘劇中吸取教訓，而不是“己所不欲仍施于人。”
四、法不要求每個人都要道德高尚
假如一顆炸彈就在你身邊，即將爆炸，在這關鍵時刻，情況緊急，你必定是會將其踢開，炸彈炸死了另外一個人，或許是多個人，或許是一個群體，這個時候你會被定罪嗎？還是緊急避險過當嗎？這顯然是真正的緊急避險，即使這里賠上的是一個群體的生命，那也是沒法中的法啊。
緊急避險中的規定不能純粹的理解為一生命換取另一生命是禁止的，應當在具體條件下具體分析，也應當符合社會的公德，百姓的接受心理，不能一概而論。就本案而言，同是受害者女干，如無罪釋放，其最多是虛嚇一場，然如法院將其行為定性為緊急避險過當，即使是有罪無罰，但這兩種后果是大不同的。對于一個有過罪的女干，百姓心理還能承認她的干部身份嗎？從杜培伍案例中我們知道要象以前一樣完璧無痕是不可能的了。形象破碎就是破碎，再怎樣的粘貼都是無濟于事的。這對女干是不公平的，她也是受害者，不能讓她再承受這樣的后果。因而，審判案件時，法官應當在嚴格遵守法律前提下，也要充分考慮具體案件事實，結合實際情況做出定奪。
這里并不是不主張法的權威，只是法的權威的主張應在是社會承受能力之上。法官做為法的執行者更應該注意法的貫徹！我們不希望法官在審判案件結束后再附上所謂的“溫馨話語”，充當事件的調節角色。這種做法固然符合我國百姓息訟心理，然而類似這樣的話語只會使法律莊嚴的審判結果受到削弱而已。一個法的代表者在執行法時心中就應該要有法，同時要有社會公德和道德認識，做出正確的判決。一旦判決產生了，便不需再畫蛇添腳，這樣只會使法的權威受削弱。希望法官在審判案件時能將自身置于自然條件中，是對事實的忠實的裁決，而不是做出裁決后再發感概！
五、與正當防衛中無限防衛權的比較
97年修訂后刑法對無限防衛權有如下規定：正在進行的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對上述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從純粹的法律條文理解上說，在緊急避險中，我們重視人權，規定不能隨便以犧牲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另一個人的生命，這符合以人為本的思想，是生命權的體現。為何在正當防衛中，無限防衛可以輕易了結一個人生命呢？雖然緊急避險中犧牲的為第三者的利益，正當防衛則為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但能因為這二者的身份不同就可以了結別人生命嗎？如果答案是的話，那就只能證明我國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因為在法律面前人有身份之分；如果答案為否的話，那么緊急避險中關于“在實行緊急避險中，不允許為保護一個人的生命而犧牲另一個人的生命”的規定是不成立的！
當然，緊急避險之所以規定不能以一生命換取另一生命，是避免不法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條文的可乘之機，借刀殺人。因而，我國規定緊急避險“不容許為了保護一個人的生命而犧牲另一個人的生命”是合理的，以禁止性的條文約束了人們的行為，只是在審判過程中，法官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從純粹的法律出發，過度的執法亦為不法！
六、我國的疑罪從無原則
我國現實行“疑罪從無”對于嫌疑之人我們應都給予證明，無法明確證實其有罪便無罪，這符合尊重人權的要求，寧可錯放一個也不能錯判一宗，對于嫌疑人我們能有如此寬容之心，對于實行緊急避險之人，我們更應該慎重寬容才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有多高，從一個國家對罪犯的寬容程度有多大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從以上六個方面，我是贊成陳教授對案例的解釋。在依法治國的社會里，我們除了要更好的依照法律的要求嚴格要求自己，在執法過程中，我們也應該充分的考慮到法的執行條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使法在實際中得到真正的貫徹和實施！
參考文獻：陳興良 《刑法總論》 人民法院出版
陳興良 《刑法教學案例》 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陳光中 徐靜村 《刑事訴訟法學》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劉明詳 《緊急避險研究》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