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國保 ]——(2005-12-6) / 已閱14189次
汪某的行為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共犯
何國保
一、案情簡介：
某夜，嫌疑人劉某、吳某將割盜的鐵路通信線交由汪某銷贓得款105元，作三人吃喝花用。
兩天后，劉某、吳某在汪某家里商量再去偷銅質電話線，汪某提出隨同一塊去，劉某阻止他說：你不要去了，在家等我們，我們偷回來你還要負責去賣掉。并要汪某準備4只蛇皮口袋裝電話線。（未講明去哪兒偷電話線，汪某也未問）。當晚劉、吳就睡在汪某家里。
凌晨1時許，劉某、吳某攜帶老虎鉗及汪某準備的4只蛇皮口袋從汪某家中出發，來到皖贛鐵道線198K+750-850m處，用老虎鉗將該處正在使用的鐵路通信線剪斷，盜走6根100米長、重30多公斤的銅質通信線。致使鐵路通信中斷了73分鐘，造成直接經濟損失880元（銅質電話線的價值），間接經濟損失4800余元（中斷通信73分鐘的損失）。后由汪某如約將銅質電話線銷賣得款330元。劉某分得180元，吳某分得50元，汪某分得100元。
一、分岐意見：
該案中對劉某、吳某定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無異議，但對汪某的行為如何定性產生了分岐，共有4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定盜竊罪。司法實踐中，對事先通謀，事后銷贓的行為都作盜竊共犯論處的。本案中，盡管盜竊的贓物價值僅為880元，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接近“數額較大”的起點，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以破壞性手段盜竊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的。汪某事先與劉某、吳某通謀的是盜竊而非破壞公用電信設施。因此，汪某只對盜竊價值880元電話線的行為負責，同時，也要對中斷通信73分鐘，造成間接經濟損失4854元負責，屬于破壞性手段盜竊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的范疇，故應當對汪某以涉嫌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定窩藏罪。汪某雖然事先與劉某、吳某通謀盜竊，但是盜竊數額尚未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因而不構成盜竊犯罪。然而，汪某明知劉某、吳某是犯罪分子，而積極地為劉某、吳某提供隱藏居所，符合我國刑法第310條所規定的窩藏罪的構成要件。
第三種意見認為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汪某雖然事先通謀，事后積極銷贓，但盜竊價值未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缺乏我國刑法對盜竊罪數額規定的要件；且對劉某、吳某割盜通信線后還未確認是犯罪分子（案發后才確認的），因而也缺少我國刑法對窩藏罪的構成要件，即明知是犯罪分子的要件。對照如包庇、窩贓、銷贓等犯罪，汪某的行為又不符合其構成要件，因此不應認定為犯罪。
第四種意見認為應認定為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共犯。汪某事先明知劉某、吳某盜竊電話線（因為第一次已銷贓過），之后又積極銷贓，并分得贓款100元。這整個行為可以揭示出汪某對劉某、吳某盜竊電話線是否是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線持放任的心理態度，因而具有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的間接故意，其行為都圍繞著總目標開展的，根據我國刑法中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論，汪某的行為已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共犯。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4種意見。具體理由是：
本案確有疑難之處。其疑難之一是共同故意的交叉。
劉某、吳某及汪某，雖然在盜竊電話線的行為上具有共同的故意性，但由于在實施犯罪行為中所采取的故意形態不同，即劉某、吳某采取的完全是希望危害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汪某采取的則是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而刑法對各自故意性質的限定不同，以致在犯罪故意上出現交叉情形，其表現在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上。
其疑難之二是共同故意的過限。
劉某、吳某及汪某在共同犯罪過程中，實施了超過原有的盜竊電話線的共同故意范圍和限度。
但是，筆者以為：只要根據刑法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論，對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這兩個最本質特征進行深入的分析判斷，就能反映出汪某的行為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共犯的內在聯系。
(一)、對共同故意的分析判斷：
1、從形式上看：汪某實施的是銷贓，劉某和吳某實施的是割盜正在使用中的鐵路通信線，三人之間似乎沒有什么共同故意可言。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就能較清晰地看出：
(1)、三人之間的共同故意從預謀開始就已形成。
三人經事先通謀盜竊電話線，并且明確分工，由劉某、吳某二人盜竊，汪某負責銷贓。這就無疑形成了盜竊的共同故意。
(2)、超出原有的共同故意范圍是能預料到的。
劉某、吳某攜帶老虎鉗、爬電桿割盜明知是正在使用的鐵路通信線，從而突破了原有的犯罪故意，使之延伸為新的犯罪故意，即危害公共安全。對于汪某來講，從在家提供作案工具，等待贓物到來，好去銷贓的過程，實際上具有了放任劉某、吳某實施特殊的盜竊行為，即造成鐵路通信線中斷結果的心理態度。盡管汪某當時的犯罪動機，只是貪財圖利，只要偷到電話線，可以不管電話線是從倉庫里偷的還是電線桿上剪的，但其危害結果是能預料到的。
2、從內容上看：汪某的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犯罪能得到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機統一。
(1)、所謂認識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汪某在主動要求一起去盜竊電話線的主張被劉某婉言拒絕，并被分工提供作案工具、專門銷贓后，針對第1次銷贓時看到10.5公斤銅質電話線繞圈參差不齊，有舊有新，斷口新的情況后，明知劉某、吳某兩人可能盜割正在使用的電話線而放任其結果發生，而客觀事實就是這種結果的必然發生。
(2)、所謂意志因素是指放任危害結果發生。即對結果聽之任之，無所謂的態度。汪某對造成鐵路通信中斷的危害結果發生采取縱容、任其自然的態度。如果發生危害結果并不違背汪某的本意，不發生也不感到惋惜和懊惱，處于不能肯定的狀態。既不主動追求危害結果發生，也不是希望結果不發生，但又不去阻止結果的發生。在汪某看來，中斷鐵路通信的發生也罷，不發生也罷，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為了追求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而放任了另一危害結果的發生，從而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間接故意。
(二)、對共同犯罪行為的分析判斷。
共同犯罪總是圍繞著一個犯罪目的而展開犯罪活動的。各行為人在共同犯罪過程中實施了超出原來的共同故意范圍的犯罪行為，就要分析各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都圍繞共同犯罪，是否在共同犯罪行為中形成有機的統一。汪某為劉某、吳某提供蛇皮口袋，后又等待贓物，并直接按照分工外出銷贓，分得的贓款要比直接實施割盜通信線的吳某高出一倍。這些行為是整個特殊盜竊案件，即危害結果在客觀上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中的一個不可忽缺的環節，形成了有機統一，因而應對其超出盜竊故意范圍的犯罪行為負責，承擔相應的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第1項規定：盜竊公用電信設施價值數額不大，但是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24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本案中汪某雖然盜竊數額不大，但在共同犯罪故意上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中斷通信的危害結果，而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并在共同犯罪行為上實施了整個犯罪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構成破壞電信設施罪往往又是以危害結果來認定的。因此，汪某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