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勝軍 ]——(2005-12-14) / 已閱7649次
多媒體示證的相關效益
吳勝軍
多媒體示證，在出庭公訴重特大刑事及復雜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的，有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其相關效益體現在：
1、減輕公訴強度。刑訴法規定舉證責任由公訴機關承擔，主訴官在法庭上任務重、壓力大，除宣讀和出示大量的證據材料外，還要針對被告人的辯解、辯護人的辯護進行答辯，勞動強度大，運用多媒體示證系統將收集的證據按庭審進程一幕一幕展示在法庭屏幕，證據調閱、顯示的操作非常便捷,避免了傳統訴訟活動中材料多，翻找困難，出示麻煩，易造成訴訟思路混亂的弊端，使公訴人從繁雜的翻閱、抽調證據的勞動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于訴訟活動的思路和控辯活動中，審判人員和旁聽者變以聽為主為聽、看結合，主訴官只需配以簡煉的語言說明，便可達到突出證據重點效果，從而提高公訴效果。如郝某受賄案，庭審一開始，主訴官通過多媒體就將起訴書顯示于屏幕并宣讀，使審判人員、辯護人、旁觀群眾對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犯有哪些罪行有了一個清晰、明確的認識；法庭調查時，運用多媒體配以一筆筆證據來證明案件犯罪事實；辯論階段，適時宣讀并在屏幕上顯現出被告人在偵查、起訴階段的交代、證人證言等證據材料，條理清晰、看聽結合印象深刻，證據充分確鑿，主訴官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現獲得一致好評。
2、節省庭審時間。一般案件的庭審在法庭調查開始后，公訴人在庭上要宣讀和出示大量的證據材料，按規定每一份證據材料必須做到"一證一質"，即證據中出現的實物、照片、圖表、票據、手跡、印章等有必要辨認，辨別的物品均要經過審判人員、辯護人、被害人、被告人等的質證、庭審時間大量地耗費在來來往往的質證過程中，多媒體示證系統的運用，無需再將辨別的物品交由庭審法警往來穿梭于庭中送達，所有參與訴訟質證的人可同時從屏幕上獲取證據信息，從而得到認證，大大縮短了庭審時間，加快了控辯節奏，庭審效率亦大大提高。例如：司某某貪污案。該案貪污資金90萬余元，涉及單位有幾百家，帳證有近兩千份，如果按原來的庭審方式，由法警將帳證一份一份先經被告人確認，再送法官核查驗證，庭審時間可能要長達三、四天，使用"多媒體庭審"，僅用了一天，大大節省了時間。
3、保障被告人權利。以往案件的庭審過程中，有的被告人因對莊嚴的法庭有畏懼心理，對主訴官口頭宣讀的起訴書,證據材料等一時未聽清，又不敢多問,這必然會影響被告人對自身權益的保護，運用多媒體示證便消除了這一弊端,使各類證據在屏幕上顯示，被告人自己能再直觀地過目一遍，有針對性地提出質證,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告人的權利,也促進了法庭裁決的公平、公正。例如：武某某編造恐怖信息案。公訴人在庭審中運用多媒體將有關材料及視聽資料適時出示，被告人對每一次的指控，很明確的承認或否認或提出質證，更進一步顯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4、抑制被告人翻供。被告人在接到起訴書后，會預感到法庭審理是從實體上解決自己有罪、無罪和量刑輕重的問題，因此往往在庭審中，面對法官、主訴官、辯護人及旁聽群眾，既感到法律威嚴和震懾力，同時又不甘心受到法律的制裁，會抱著一種僥幸心理，把庭審作為逃避法律制裁的最后機會，竭力推翻其在偵查、起訴環節上所作的有罪供述，進行罪輕或無罪的辯解。這時公訴人常采取迂回戰術，在控辯活動中避實擊虛，努力造成被告人供述的邏輯矛盾，以擊破其幻想。這一過程中，主訴官往往靠適時、巧妙地出示關鍵性的證據來達到目的，多媒體示證對證據保存的完整性，歸納的條理性和查閱的機動性為隨時準確地出示證據提供了方便；此外，雖然預審時的錄像資料不能作為犯罪事實的證據，但當被告人以辦案人員刑訊逼供、誘供、思想緊張亂講或未認真看筆錄等作為翻供理由時，通過多媒體示證重現供述，看筆錄、簽字的片段,都可以證明其翻供理由的不成立。例如：汪某某受賄案。其中一筆爭議的焦點就是這套房子是否交過款，汪以前歷次交代都承認這套房子是受賄而來,可開庭時突然翻供，予以否認，公訴人在駁斥罪犯的狡辯行為的同時，運用"多媒體"出示歷次交代材料及有關證據，最終制服了罪犯。
5、促進了普法教育。庭審的目的不僅是運用確鑿充分的證據來證實犯罪，制服犯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且也是政法機關從偵查、起訴到審判這一過程中唯一一次公開審理，有教育預防之功能。以往公訴人出示的各類證據，旁觀群眾只能聽，無緣直接看到證據材料，如今大量證據通過計算機多媒體展示于屏幕，直接面對群眾，旁聽者隨著庭審的深入對案件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中學到了法律知識，受到了教育。例如：錢某某貪污案。庭審結束后就聽到許多旁觀群眾反映：這機器效果很好，犯什么罪、有哪些確鑿證據來證實，我們都能直觀地了解到，也更深地知道什么行為是法律所禁止的，什么行為是法律所允許的，很有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