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一 ]——(2005-12-19) / 已閱18151次
每個社會成員都必然具有多種角色身份，他們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人們畏懼暴力卻在使用暴力，“服從強力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但人人都有不會拒絕擁有這種權力”。 事實上，普通警察較難獲得社會、上級、家庭的尊重。此時，他們會自然向他的工作對象--自己的對手--嫌疑人索求，但是嫌疑人尊重審訊者的結果很可能是被送進監獄。這是非常之難的。而使嫌疑人懼怕自己卻要容易得多 。刑訊逼供的被害人有的正是以暴力侵害他人的罪犯。他們蔑視一切法律、心理戰術和政策攻勢，唯有對暴力忠誠，一旦被刑訊就很快坦白。具有這種受虐傾向的人強化了一些審訊員刑訊逼供的心理，使其把刑訊逼供的效力臆想的無限擴大，加之于任何人。如一位訪談對象說：“打人打習慣了，不打幾下，總感覺他說的不是真的”在古代中國的傳統觀念中，法不僅是暴力，而且完全等同于刑。《管子·心求》云：“殺戮禁誅之謂法”。《鹽鐵論·詔圣》：“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所謂“出禮入刑”“儒法合流”正是在“等級”和“重刑”意義上統一的。 法律實際上在倡導強暴精神。
等級壓抑、扭曲了人性，在中國人身上打上了“主權根性”的深深烙印。對于暴力的本能畏懼，使人們不敢講理，不愿講理，不會講理了，總是委曲求全，自我壓縮。優勢者處理問題方式有時也簡單到只用命令和刀槍的程度。這在刑訊逼供中表現為受害人放棄據理力爭、訴諸法律的權利，審訊者推崇暴力的同時也放棄了思索和探求的機會。
“1928-1936年我國蘇區肅反極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紅軍敗離了蘇區，被迫長征”。 文革浩劫中僅被林、江集團直接迫害致死的就達34270人。 在以上事件中，暴力刑訊.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化原因
問卷調查顯示：42.63%的調查對象認為“刑訊逼供是一種合理的社會現象”。
（一）主流文化在刑訊逼供中的作用
“法律是為政策服務的”在我國被作為教條。警察為了在“嚴打”期間出成績有時采取非常措施。這是以法律的權威為代價的。認同通過對活實現的。 警察自我認同的另一個聲音來自主流話語--“法是為統治意志服務的”，“警察是暴力機器”。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證據體系日益科學化的今天逐漸失去其歷史地位而與現代刑法精神不相協調。筆者認為作為一種控制犯罪的策略尚可，若仍以政策（法律）的面目出現是不恰當的。在現實中，被越來越多的罪犯否認，而通過曲解卻成為審訊員刑訊逼供“合法化”的依據。偵察只是收集證據，查明客觀事實，并不涉及對嫌疑人的處罰，那么審訊員對嫌疑人“寬”“嚴”如何實現 ？認罪態度的實際意義只體現在量刑上，而它作為酌定情節的一種對量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真正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衡量刑罰的標尺，奉行罪刑法定，罪刑相適原則，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似乎不應有今天的地位。
（二）刑訊逼供中的警察亞文化
1、“能破案就是好警察 ”2、“壞人該打”3、個別審訊群體中視不打人的審訊者為異端4、“中國有特殊國情”這些理念是刑訊逼供合理化解釋的重要依據。同他種亞文化一樣，它只是主流文化的異形和衍生物。
結論
問卷統計顯示：88.52%調查對象對嫌疑人有過粗暴行為；如果不采用刑訊逼供手段，刑事案件破案平均下降28.88%。可見，刑訊逼供存在的普遍性。x2檢定表明，刑訊逼供取向與審訊者的性別，文化程度，專業程度，職業背景均不相關。
不同主體進入同一情境做出相近的選擇時，就看不到主體的主體性--主觀能動性。事實上他是被動的被決定的。筆者認為，從目的到結果存在如下過程：
客觀決定的達成目的可能性越多，主體的選擇余地就越大，主體的主體性就越能得到發揮，反之亦然。文明的進程就是選擇可能性擴大的過程。刑訊逼供正是經濟、法律、歷史、文化等客觀因素決定下審訊者的被動選擇，多元不平等的社會狀況是刑訊逼供犯罪的終極原因，社會的不平等進程直接規定了其規模、內容和形式。
刑訊逼供預防方案——功能缺失的替代
人類平等的目標是可欲的，而平等的進程注定是極其漫長的。我們如何解決當下的問題？通過強化對審訊過程的監督和對刑訊逼供者的嚴厲處罰幾乎能夠完全遏止逼供行為——很多地方的社會實踐以使我們對此有足夠的信心。因為為公共事業而招致完全由個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行為在行動者看來是不合理性的,他沒有必要為此冒險——如果沒有其他壓力的話。實際上，壓力是存在的，這種壓力就是破案率。有時，審訊者往往陷入“是否逼供”與“能否破案”的自我博弈之中——在刑訊逼供帶來的風險和不能破案帶來的風險之間選擇。當法律和監督使刑訊逼供的風險足夠大時，逼供就不會發生，破案率隨之下降——在審訊者的經歷中刑訊逼供曾顯示出一定程度的實踐效率。但是，對社會而言破案率下降到什么程度是我們可以容忍的？多低的破案率（懲罰概率）能夠維系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公眾安全感？當國家面臨嚴重的安全威脅或者我們感到過度的犯罪恐懼時，我們會不會向警方施加壓力：必須提高破案率或者甚至會主動降低刑訊逼供給審訊者帶來的風險？因此，監督和處罰的功能有時會被我們自己削弱——問題并沒有解決。
禁絕刑訊逼供所造成的功能缺失必須要有替代，這種替代就是刑事偵訊技術：ＤＮＡ物證檢驗技術，犯罪現場復原技術，心理測試技術，訊問技術等。當我們禁止警察用槍時，必須給他另一種制敵的武器——因為我們不想放走罪犯或讓警察受傷。社會有多種利益和價值：國家的，公眾的，犯罪人的，被害人的……。任何一方利益和價值過度張揚，都可能會傷害其他方的利益和價值的實現，而社會政策的形成是長期社會實踐中公共選擇的結果。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在強調“監督和處罰”的同時，也重視刑事偵訊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或許，后者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刑訊逼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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