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青林 ]——(2006-4-9) / 已閱12270次
上海× × ×經營服務總公司訴上海× × 商業房產公司股權確認糾紛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北京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律師，主攻公司法。擅長辦理公司法律業務，包括公司設立；公司并購重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權變更、分割；公司股權訴訟；股東權益保護等。聯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論與律師實務》（項先權博士主編，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簡介】
原告 上海× × ×經營服務總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常德路500號。
法定代表人 嚴振芳，總經理。
被告 上海× × 商業房產公司，住所在上海市華山路303弄5號。
法定代表人 歸林祥，副經理。
被告 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張楊路655號707室。
法定代表人 顧家棟，總經理。
第三人 上海× × 商樓，住所在上海市華山路301號。
法定代表人 顧德明，經理。
上海市飲食服務公司× × 區服務公司(以下簡稱服務公司，后變更為本案原告)下屬正章洗染工場租賃部位為華山路307號全幢公房。1987年12月26日，經上海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批準，由服務公司與上海市× × 區貿易投資總公司(以下簡稱貿易公司，后變更權利義務承受者為本案被告× × 公司)在華山路303弄聯合建造“× × 綜合服務樓”。1988年3月2日，× × 區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批準將“× × 綜合服務樓”定名為“白玉蘭飯店”。隨即，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聯合組建了“白玉蘭飯店籌建處”。1988年7月7日，× × 區房產管理局與白玉蘭飯店籌建處簽訂了《拆房、建房協議書》，該協議書規定：白玉蘭飯店籌建處的拆房范圍為華山路299號、303弄2號、307號，在華山路303弄處建造白玉蘭飯店(該處建成后重新編號地址為華山路301號)，將原華山路303弄移至華山路307號處。1988年8月6日，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簽訂了“關于動遷上海市× × 區服務公司正章洗染工場補償費的協議”，規定貿易公司給付服務公司補償費80萬元。1988年8月11日，× × 區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根據服務公司、貿易公司的申請，就白玉蘭飯店項目，向市政府財貿辦公室申請年度貸款。1988年9月30日，上海市城市建筑規劃管理局向白玉蘭飯店籌建處頒發了建筑工程執照(1989年6月20日申請延期獲批準)。1989年6月，建設銀行向白玉蘭飯店籌建處兩次放貸計125萬元(一次60萬元，一次65萬元)。嗣后，× × 區人民政府與上海市對外服務公司(后變更為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以下均簡稱為外服公司)洽談，引進外服公司參與白玉蘭飯店投資。因外服公司堅持要求× × 區用一家企業名義與之合資，故區政府決定由貿易公司出面與外服公司簽訂“白玉蘭飯店”合同書。1989年8月 24日貿易公司與外服公司簽訂聯合投資經營白玉蘭飯店的合同，該合同規定項目總投資約600萬元，貿易公司投資240萬元，占40％，外服公司投資360萬元，占60％；聯營期間的盈利，由雙方對半分成，即各得50％，虧損亦由雙方各半承擔；貿易公司負責工程籌建，外服公司負責做好營業前的準備工作；聯營期限為15年。同日，雙方還簽署了白玉蘭飯店章程，該章程規定：董事會由6人組成，雙方各派3人，董事長由貿易公司委派，副董事長由外服公司委派；設總經理和副總經理各一人，總經理由外服公司委派，副總經理由貿易公司委派。因服務公司對區政府的行政決定有異議，故× × 區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于1990年4月召集服務公司、貿易公司簽訂《協議書》，該《協議書》規定：白玉蘭飯店合同中屬于貿易公司一方應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由服務公司、貿易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擔；在貿易公司應向白玉蘭飯店投資的240萬元中，已投入的貸款125萬元，由服務公司、貿易公司共同償還，并支付利息，各承擔50％；其余115萬元，除去動遷補償費60萬元之外，尚缺 55萬元，由服務公司投資20％，即11萬元，貿易公司投資的80％，即44萬元；貿易公司擁有白玉蘭飯店50％的房產權，利潤由服務公司、貿易公司各得一半，虧損亦由雙方各半負擔；貿易公司從白玉蘭飯店分得的利潤應先用于歸還貸款，還清貸款本金和利息后的利潤由雙方各半分配。1990年10月20日，貿易公司、外服公司聯合發出《“白玉蘭飯店”首屆董事會人員組成決定》，該決定抄送服務公司，服務公司委派的毛申媚為董事會人員之一。1990年12月25日，貿易公司與外服公司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聯營企業(即前述白玉蘭飯店)登記注冊，并定名為上海× × 商樓。經中信實業銀行上海分行驗資，注冊資金640萬元，外服公司實際投資384萬元(其中貨幣資金24萬元，房屋設備360萬元)，貿易公司實際投資256萬元(其中貨幣資金16萬元，房屋設備240萬元)。上海× × 商樓營業后，自1992年起獲得利潤，直至1997年度，貿易公司與外服公司按× × 商樓章程規定的比例領取了各自的收益，貿易公司亦按與服務公司的協議，與服務公司共享了× × 商樓的收益。1998年9月，上海× × 商樓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起訴× × 公司，分別要求其返還錢款、返還房屋參建款。原告擔心其在× × 商樓的權益受損，于1998年9月1日起先后向外服公司、× × 公司發函，要求盡早解決其在× × 商樓中的法律地位問題，并請求× × 區經濟貿易委員會出面協調解決上述歷史遺留問題。1999年3月25日，× × 商樓董事會以“受× × 公司債務影響”、“× × 商樓各項實施陳舊需要改造”為由，決定1998年度利潤暫不分配。為此，原告于1999年6月25日向本院起訴，要求確認其在× × 商樓的股權。
原、被告主體變更情況如下：①1992年12月30日，× × 區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決定，撤銷行政性的服務公司，建立本案原告× × ×公司(由原服務公司下屬百樂服務公司變更而來)，原服務公司下屬企業歸屬× × ×公司，并將上海× × 商樓列為原告× × ×公司的對外聯營體。②1992年6月2日，經× × 區人民政府批準，在貿易公司從事商業網點和住宅開發業務基礎上建立被告× × 公司，1993年3月5日，× × 區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貿易公司、× × 公司共同致函外服公司，告知貿易公司在× × 商樓的權利義務一并劃轉給× × 公司。③1996年12月20日，經上海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批準，上海市對外服務公司改制為被告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上述三企業變更后，均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了變更登記手續。
【訴訟請求及答辯】
原告× × ×經營服務總公司請求法院確認被告× × 公司持有的上海× × 商樓中40％股權的一半屬原告所有，訴訟費由被告負擔。
被告× × 公司辯稱：原告訴稱屬實，因本公司自始至終維護原告在上海× × 商樓的權益，亦對原告之訴請無異議，故不應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外服公司辯稱：上海× × 商樓系本公司與被告× × 公司共同投資的聯營企業，無論上海× × 商樓的公司章程，還是工商登記的股東名冊中均無原告之名。至于原告訴稱的事實，只反映了原告與被告× × 公司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而對公司沒有法律約束力，原告不能據此取得上海× × 商樓股東的地位。現行法律法規明文規定以工商登記為準，且原告在1998年前從未主張過其在上海× × 商樓的法律地位，現已超過訴訟時效，故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
第三人上海× × 商樓訴稱：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若被告× × 公司欲將其在本公司股權的一半轉讓給原告，則原告應承擔被告× × 公司對本公司債務的一半。
原告× × ×公司與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樓爭議的事實是：原告是否屬× × 商樓的投資人(股東)、是否履行了出資義務?
1．原告主張其是× × 商樓的投資人(股東)之一，并履行了出資義務，為此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證據：
(1)1990年4月× × 區政府財貿辦公室鑒證的由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簽訂的《協議書》，明文規定貿易公司在× × 商樓的權利和義務，由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各半享有和承擔，× × 商樓1997年度工商年檢報告“出資情況”一欄記載有“外服公司實繳出資額456萬元”、“× × 公司實繳出資額152萬元”、“× × ×公司實繳出資額152萬元”。原告以上述證據證明× × 公司在× × 商樓的股權中一半屬其所有。
(2)1989年6月7日建設銀行《核定貸款指標通知》“核定指標”為60萬元，“主管單位”為服務公司；1989年12月12日建設銀行《核定貸款指標通知》，“核定指標”為65萬元，“主管單位”雖為× × 區財辦，實際使用是原告的貸款額度，被告× × 公司亦予承認，原告與被告× × 公司經核對會計帳目后，于2000年1月6日共同簽署了《關于對× × 商樓投資及投資收益》的情況說明：(一)原告投資總額為 152萬元，由華山路303號地塊動遷補償費30萬元、1988年11月23日付給白玉蘭飯店1萬元、1988年11月23日付給白玉蘭飯店19萬元及由原告用× × 商樓1992年至1995年利潤還前述貸款105萬元組成；(二)原告共計收到被告× × 公司付給的× × 商樓利潤512639．03元。原告以上述證據證明其已向× × 商樓履行了出資義務，并取得投資收益。
(3)1990年10月20日貿易公司與外服公司聯合發出《“白玉蘭飯店”首屆董事會人員組成決定》，該董事會中的毛申媚系服務公司委派人員，且該文還抄送了服務公司(即現原告)。1999年8月30日× × 區經濟貿易委員會的《情況說明》亦稱外服公司對服務公司參與投資建造× × 商樓的事實及全過程，事先是知情的。原告以上述證據證明被告外服公司和第三人上海× × 商樓對原告作為× × 商樓的股東之一的事實從一開始就是明知的。
2．被告× × 公司同意原告主張的上述事實，對原告出具的上述證據均予認可。
3．被告外服公司否定原告主張的事實，并對原告的證據作如下質證和抗辯：
(1)1990年4月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簽訂的協議書，僅規定了貿易公司與服務公司之間的權利義務，對被告外服公司不具有約束力。上海× × 商樓1997年度工商年檢報告系被告× × 公司派遣人員所作，且該報告“出資情況”一欄記載的數額均是錯誤。為此，被告外服公司出具了× × 商樓的驗資報告及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8年度工商驗資報告，這些報告對出資情況均記載為“外服公司384萬元”、“× × (貿易)公司256萬元”，無原告出資的記載。
(2)建設銀行2份《核定貸款指標通知》中，“貸款單位”均記載為白玉蘭飯店，即第三人× × 商樓，且還貸用的是× × 商樓的利潤，故原告不能用此證據證明該兩筆貸款系其投資。
(3)原告下屬工作人員毛申媚系貿易公司推薦進入× × 商樓董事會的，應視作是貿易公司的派遣人員。《“白玉蘭飯店”首屆董事會人員組成決定》抄送服務公司，是考慮到服務公司曾與貿易公司聯合投資建造白玉蘭飯店，并作了前期工作的因素，且依據貿易公司的請求而為。
4．第三人對原告實施了向上海× × 商樓投資的事實予以否認，但未出具否定的證據。
【法院審理及判決】
法院認為，綜合原告出具的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簽訂的《協議書》、《核定貸款指標通知》、原告與被告× × 公司共同出具的《關于對× × 商樓投資及收益的情況說明》、《“白玉蘭飯店”首屆董事會人員組成決定》中有原告工作人員和該文抄送服務公司以及× × 區經濟貿易委員會的《情況說明》等證據，能夠證明原告對× × 商樓具有隱名投資，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權一半屬原告所有，且被告外服公司也是明知的。被告外服公司對董事會組成人員中有原告工作人員以及董事會組成決定書抄送原告的辯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原告依據《核定貸款指標通知》上“主管單位”一欄記載為服務公司、× × 商樓1997年度工商年檢報告以及用獲取的× × 商樓利潤還貸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合計投資為155萬元，這一點被告外服公司的抗辯是充足的，即貸款主管單位不是貸款單位，1997年度工商年檢報告與其他年度工商年檢報告及驗資報告均不相符，而原告關于其用105萬元還款之說，與服務公司、貿易公司1990年4月的《協議書》約定相悖。被告外服公司提供的年檢報告和驗資報告前后一致，即外服公司投資為384萬元，被告× × 公司投資256萬元。綜上所述，應當確認原告隱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投資額為128萬元。
原告作為上海× × 商樓的原投資者之一，在其以投資人名義實施籌建工作過程中，依據政府行政的決定，變更為隱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實際投資人，該行為發生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實施前，并不違反當時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被告× × 公司、被告外服公司對原告隱名投資均是明知的，三方在此基礎上，分別自愿簽訂了兩份目標一致的合資協議，且各方均依約履行了投資義務和享受利潤分配的權利，因此，不能簡單地以隱性投資未經工商登記而否定原告的投資人資格，否則就違背了事實；同樣，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隱名投資為無效行為，否則就違背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誠實信用的法律原則。被告外服公司明知原告對× × 商樓投資而予以接受，明知其向× × 商樓派遣董事、享受利潤而不予阻止，應視為默認，現被告外服公司以服務公司與貿易公司的協議對其無約束力為由抗辯原告的投資人地位，本院不予采信。1998年9月第二人即× × 商樓與被告× × 公司發生訴訟前，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樓對原告的實際投資人地位并無爭議，不存在侵犯原告在第三人權益的行為或狀態，而第三人× × 商樓與被告× × 公司的訴訟進入執行階段后，出現了原告在第三人處權益受損的可能性，因此被告外服公司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抗辯原告主張權利，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起算的規定。綜上所述，原告要求確認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權一半屬其所有之說，應予支持。但具體數額，應以本院查明的事實為準。
【律師點評】
本案涉及到的是隱名股東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著隱名股東的現象，尤其是近年來因隱名股東引起的糾紛頻繁發生。所謂公司中的隱名投資是指一方（隱名投資人）實際認購出資，但公司的章程、股東名冊或其他工商登記材料記載的投資人卻為他人（顯名投資人）的法律現象。
在公司法律實踐中，對于公司中的隱名投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法律關系：（1）隱名投資人、顯名投資人與公司的法律關系。如果顯名投資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虛構的，對于以顯名投資人名義認購公司資本的情況，由于顯名投資人不存在，因此在與公司的法律關系上，可以直接認定隱名投資人是股東。但是，如果顯名投資人實際存在，此時如何處理上述關系，司法實踐中對此存在兩種看法：實質說和形式說，前者主張將實際投資人視為股東，而不論投資人以誰的名義認購公司資本；后者主張將名義上的投資人視為股東，而不論實際投資人是誰。我們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太過絕對，股東資格的確定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從穩定公司法律關系和保護善意股東的需要出發，如果隱名投資人未直接以股東的名義行使權利的，則以顯名投資人為股東；如果隱名投資人已經直接以股東的名義行使權利的，則應認定為隱名投資人為股東。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隱名的目的是規避法律，以隱名投資人為股東將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在此情況下，如果作為其原因的瑕疵能夠彌補，應繼續承認其股東資格有效；如果作為其原因的瑕疵無法彌補，則隱名投資人的股東資格應為無效。（2）隱名投資人、顯名投資人與第三人的法律關系。在隱名投資中，保護真正的權利人和保護善意的第三人是相互沖突與矛盾的。構建這一法律關系時如何平衡這一矛盾體是頗費思量的事情。不過在保護交易安全已成為現代民商法的整體發展趨勢的情形下，我國公司法修改之時，順應了這一發展趨勢，以保護善意第三人為價值取向。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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