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鐳 ]——(2006-4-18) / 已閱16652次
如何完善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職能
作者： 王 鐳
刑事訴訟法第八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這充分表明除偵查、訴訟職能以外，訴訟監督是檢察機關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職能。理論界甚至認為“他是一種強大或者獨立的權力，體現的是一種超然性與權威性”。訴訟監督權能否得以有效行使也決定了檢察職能的完善與否。而從目前情況看該項職能并未充分發揮。以審判監督為例，由于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及實踐中的錯誤操作，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職能在實際運作中尚未達到最佳狀態。因此，筆者僅就個人觀點針對現行審判監督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及完善途徑作一闡述。
一、當前審判監督存在的問題
作為公訴機關，人民檢察院不僅擔負著代表國家指控犯罪的職能，同時具有對整個訴訟過程實行法律監督的職權。刑事訴訟法第169條、181條亦對此作了有關規定，但上述有限的條款尚不足以有效的規范和保障檢察機關審判監督職能的行使。
（一）、庭審前的程序性監督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隨著審判體制的不斷發展進步，審判機關的就審就宣率不斷提高，其中部分法院的就審就宣率已經達到70%，當庭審理，當庭宣判，這就從時間上給我們的審判監督提出了新的課題，從而也使加強庭審前的監督職能成為迫在眉睫的需要。首先，“刑訴法”第16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但是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394條卻明確規定：“對違反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庭審后提出糾正意見這種程序上的滯后性對于就審就宣的案件來講就使檢察機關對于庭審中影響實體審判的程序違法喪失了監督職能。其次，就審就宣率的提高與部分復雜案件的難以當庭決斷形成矛盾，解決方法必然是法官庭審前即對案件進行了解、審定、復核證據。這樣，先判后審、先定后審的情況必定時有存在，也就是說，庭審前的程序性活動將部分決定庭審后的實體判決。第三，不可否認庭審前的受理及送達行為違反程序法的也是審判監督的范圍。以上情況有理由使我們相信，對于庭審前的程序監督是審判監督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現行“刑訴法”對于庭審前審判監督的規定卻是一個真空地帶。尚未有任何法律規范、保障這一環節，這是目前亟待解決的課題。
（二）、庭審中公訴權與監督權集于公訴人一身制約了審判監督職能的有效行使。
“刑訴法”實施之初，檢法兩家曾就審判席與公訴席的高低有過一番爭論。究其原因，如果作為公訴人，只是控辯的一方，而法官是庭審的指揮者，具有庭審指揮權與仲裁權，其位置理應最高；而作為庭審的監督者，檢察機關的公訴席與審判席同等高度也無可厚非。根本原因在于公訴人控訴與監督的兩種身份，不可避免的引起矛盾。實際操作中，公訴人的控訴職能必然會制約監督職能的行使。首先，控、監兩項職能不是相容而是互相排斥，正如足球場上的裁判決不能由比賽的任何一方出任一樣。作為公訴人，檢察人員要代表國家指控犯罪，與辯方進行對抗，其目的就是要指控犯罪；而作為監督者，則要求檢察人員站在一個公正的立場上對整個庭審程序的合法性予以評定。二者目的不一致必然導致職能行使過程中的互相牽制。其次，公訴人出庭的根本職責是要以事實和法律指控犯罪，這樣不可避免的會出現監督職能服務于控訴職能的情況。在激烈的庭審中，控辯雙方各執己見，都要竭力爭得審判長對自己所持觀點和理由的認同，使訴訟向有利于己方的態勢發展。這樣，檢察人員可能會自覺不自覺的對有利于自己的程序性違法視而不見，以保障訴訟的成功。這無異于放棄了監督權的行使。第三，控檢職能合一有悖法理，將本應超然于控辯雙方的監督職能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控訴職能集于一身，必然會破壞控辯所需要的公平基礎。
（三）、對判決裁定的監督缺乏有效的強制力保障。
雖然“刑訴法”181條已規定了對于錯誤的判決、裁定人民檢察院可以以抗訴予以監督，然而在缺乏有效的強制力作保障的前提下，該款規定卻顯得過于蒼白無力。庭審后，人民檢察院發現判決出現錯誤，只能通過抗訴這一途徑，但是檢察機關抗訴能夠成功的案例只是十之一二（對于抗訴難成的原因，筆者已在抗訴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文中詳細闡明，這里不作贅述）。那么對改判以外的案件檢察機關如何行使審判監督職能呢？我們曾試圖以口頭糾正意見或糾正違法通知書的形式予以監督，但是什么樣的情節可以發糾正違法通知書，通知書發出后沒有反饋或意見不被采納又該怎么辦？由于法律未作明確規定，檢察機關一家之詞也沒有約束力和強制性。也就是說，對判決、裁定的有效監督亟待立法賦予檢察機關實際的強制性監督保障，否則此項監督無異于隔靴搔癢、紙上談兵。
（四）、對簡易程序的審判監督職能尚屬空白。
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職能針對的是所有訴訟案件，但實踐中不乏例外。隨著部分輕微刑事案件的增加，適用簡易程序開庭的案件亦有所上升。對于這部分案件，檢察人員不必出庭，審判人員可以獨任審判，雙方均能減輕負擔，故此也樂而為之。然而如何對簡易程序的庭審實施監督呢，無論從立法還是司法的嘗試中均是空白。事實上，由于簡易程序案件情節輕微，開庭和量刑中隨意性較大，審判監督對于此類案件不是不需要而是更為重要。對于簡易程序的監督不但有利于約束檢法兩家嚴肅、公正執法，也更能體現檢察機關審判監督職能的完善保障。總之，審判監督職能沒有得以有效行使，這從憲法及“刑訴法”將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這一立法本意上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二、有效完善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職能
法律賦予了檢察機關審判監督職能，但是如何正確有效的行使這一職能，筆者認為還應從立法、司法及自身素質等方面不斷完善以使該項職能得以最佳程度的發揮。
（一）、完善立法保障，強化監督力度。
針對筆者前文所提到的審判監督中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有關部門應盡快完善立法機制，在程序法上為審判監督職能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制約機制以強化審判監督的力度。
第一，對于庭審中審判人員違反程序法的行為，檢察人員對其予以認定以及提出休庭糾正違法的決定權應以司法細則的形式加以固定。也就是說，對于庭審中審判人員的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程序違法行為，檢察人員應當庭予以認定，并提出休庭，以便在判決作出前提出糾正違法建議。當然，在實際操作中對于具體的違法情況，檢察人員在認定上應極為慎重，注重內容的正確性及監督方式的尺度。另外，對于糾正違法意見書的種類、等級都應予以明文規定，如程序違法與事實認定不清、普通程序違法與嚴重程序違法的區分應加以解釋。人民法院在收到糾正違法意見書后7日以內應將糾正情況函告發文的人民檢察院；如果糾正違法意見不被同級法院接受的，是否可以層報上級人民檢察院發出二級糾正違法意見書建議上級法院督促下級法院糾正違法行為。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于下級院的糾正違法意見是否正確認定后應予以支持或撤消。這種審判監督制約機制的明文確定，將使審判監督有章可循，有利于進一步加大監督力度。
第二、在對審判監督細化規則提供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應將公訴人的公訴權與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權分離，使其各行其職，更為有效合理的發揮職能作用。可以在起訴部門內部分設訴訟監督組，組織專門人員行使訴訟中的審判監督權；在庭審中設置審判監督席，由監督人員出席法庭，專職掌握庭審的程序合法性，對控、辯、審三方的訴訟行為予以監督。這樣的益處一是使公訴人沒有其他負擔，全身心的投入到激烈的庭審中去，據理力爭，使其代表國家指控犯罪的職能得以完美體現；二是使庭審監督不為任何一方所左右，體現了審判監督的公開與公正性。
第三、對于簡易程序的庭審監督，法律應予以明確。要解決簡易程序的審判監督問題，首先要對“刑訴法”第175條規定的檢察機關可以不派員出庭的條件作出明確解釋，限制不出庭的案件，要求檢察人員盡量出庭。無論是英美法系的美國，還是大陸法系的德國、意大利，對于簡易程序，檢察官都必須出庭支持公訴，對此我們應加以仿效。出席簡易程序的庭審，不僅可以有效的行使審判監督職能，還可以有力的支持訴訟，實行控審分離，更可以不斷提高公訴人的實踐公訴能力。其次，對于簡易程序的判決，應認真審查，結合庭審情況詳細斟酌，對于量刑不準的要及時提出糾正違法或者抗訴的意見。
（二）提高自身素質，拓寬監督視野。
有效的行使審判監督職能，和高度的法學理論基礎與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是分不開的。不斷的提高檢察人員的自身素質，增強審判監督能力是有效行使該項職能內在保障。
首先，應熟練的掌握程序法的有關條款，包括檢法兩家關于刑訴法的實施細則及司法解釋，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在庭審中提出異議應有理有據，才能以理服人。
其次，不斷的加強出庭公訴能力，包括庭審中的訊問、舉證方法及應變能力。庭審中的情況瞬息萬變，豐富的庭審經驗是有效監督的前提基礎。
第三，公訴人應培養自己在整個審查起訴過程中嚴格依造程序法辦案的習慣。正人先需正己，如果自己尚有違反程序法的行為，那么又何談監督別人呢。
（三）、加大抗訴力度，完善監督成效
在立法保障尚未完善的當前情況下，對錯誤判決的成功抗訴仍然審判監督的根本途徑。所以檢察機關應爭取主動，加大抗訴力度，提高抗訴的成功率。使其審判監督職能得以充分發揮。
憲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權利，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化的具體體現。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職能得以有效發揮象征著刑事審判的公平化與公正化，象征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制化，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天并不遙遠。
王鐳 沈陽鐵路運輸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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