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4-11-11) / 已閱425次
漫談《刑法學》第六版偽科學屬性之侵犯財產罪（一）
第一節侵犯財產罪概述
一、侵犯財產罪的類型
…………
“根據成立犯罪是否要求造成整體財產損失，可以將財產犯罪分為對個別財產的犯罪
和對整體財產的犯罪。對個別財產的犯罪，是指對被害人的個別財產（如財物、債權、無體財產權等）進行侵害的犯罪。其將點是，只要行為使被害人喪失了個別（特定）財產。即使同時使被害人獲得了相應的利益，也成立犯罪。盜竊罪、侵占罪等都屬于對個別財產的犯罪。例如，即使甲在進入乙的辦公室盜竊乙價值5000 元的手機時，將自己的 5000元現金（乃至更多）放在乙的辦公桌上，也對手機（個別財產）成立盜竊罪。不能以甲自愿給乙 5000元現金為由，否認乙的財產損失。因為盜竊手機的行為違反了乙的意志，乙對手機的占有是值得刑法保護的。甲自愿給乙5000元現金的行為，不能阻卻其違反被害人意志的竊取行為的違法性。當然，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諾或者推定的承諾，則由于沒有違反被害人的意志而不成立盜竊。例如，A 去商店買手機時，店員不在場，A 將標價2000元的手機拿走，同時將自己的2000 元現金放在柜臺里的，不成立盜竊罪。但這并不意味著盜竊罪有時是對整體財產的犯罪，而是因為 A 的行為并不違反被害人的意志，因而不成立盜竊罪。對整體財產的犯罪，是指對被害人的財產狀態整體進行侵害的犯罪，或者說是使被害人的整體財產狀況惡化的犯罪。對整體財產的犯罪的認定方法是，將財產的喪失與取得作為整體進行綜合評價，如果整體財產沒有減少就意味著沒有損害，因而否認犯罪的成立。國外刑法中規定的背信罪屬于對整體財產的犯罪。本書傾向于認為，我國刑法中的財產罪都是對個別財產的犯罪。”
二、侵犯財產罪的對象
（一）財物是否僅限于有體物；（二）財物是否僅限于有價值之物；（三）財物是否僅占限于動產；（四）財物是包括違禁品；（五）財物是否包括葬祭物；（六）財物是否包括人的身體；（七）財物是否包括債權憑證；（八）財物是包括虛擬財產
三、侵犯財產罪的保護法益
（一）以詐騙罪為中心的財產法益
１、法律的財產說；２、經濟的財產說；３、法律的、經濟的財產說（折中說）
（二）以盜竊罪為中心的財產法益論
１、國外的本權說、占有說和中間說；２、我國的所有權說
（三）本書的立場
１、兩類學說的結合；２、本書的基本觀點
評述：上述內容的前提條件是：法律規范（罪狀）是人類的作品，或者說是文字符號，具有不確定性。法律規范（罪狀）是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全的體系。先有法律條文，后有具體案例。法學理論研究的唯一對象，是法律規范（罪狀）的文字符號，法學理論研究就是玩文字游戲。因法律規范（罪狀）具有不確定性，法律適用需要法律解釋，法律解釋就是充分說理。包括張教授在內的我國法學教授鼓吹的全部法學理論，全部法學著作和核心期刊論文，都是建立在法律定義——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或者說是文字符號，具有不確定性——基礎上的。法學院的學者教授，對法律定義都是深信不疑，視為公理。然而，現代法學中的法律定義——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或者說是文字符號，具有不確定性——是偽命題。因為像法律這種具有不確定性的人類作品，沒有誰能夠創作出來。上述一大段內容的法學理論研究的結論，也就是玩文字游戲的產物，因法律定義是偽命題，研究對象是偽命題，張教授的上述法學理論研究的結論，毫無疑問也是偽命題。
實際上，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是對具體案例中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的抽象描述，具有確定性，即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法律規范（罪狀）是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先有具體案例，后有法律條文。法學理論研究的唯一對象，實際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法律規范（罪狀）的適用，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相同事物相同處理。法律規范（罪狀）具有確定性，根本不需要法律解釋。我國刑法修正案所有條文，均可實證先有具體案例，后有法律條文，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因此，法律規范（罪狀）具有確定性，從而徹底顛覆現代法學教科書上的理論根基，即法律定義，現代法學理論體系崩塌了。
回到上述引文。因為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意思是罪狀是行為實體，是行為整體，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具有動態的行為過程，具有完整的來龍去脈，所以，盜竊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顯然，上述引文中所例舉的甲盜竊乙手機（留下相同金額的現金）不構成盜竊罪。因為盜竊罪狀（對應罪刑法定原則）決定了，必須全面評價甲動態的行為過程，全面評價甲行為完整的來龍去脈，不能片面評價甲盜竊手機的一個方面，必須將盜竊手機和留下現金兩個方面一起作為甲行為動態的行為過程或者完整的來龍去脈，進行全面評價，不得斷章取義，不能以偏概全。所以，張教授所謂的“本書傾向于認為”我國刑法中的財產罪是對個別財產的犯罪，是玩文字游戲，是無稽之談，是胡說八道。
關于侵犯財產罪的對象。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具有確定性。顯然，侵財罪狀中的財物，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本質特征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不可拆分的。因此，侵犯財產罪的對象，必須結合具體案例中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獨立提出財物是否僅限于有體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是否僅限于有價值之物，財物是否僅限于動產，財物是否包括違禁品，財物是否包括葬祭物，財物是否包括人的身體，財物是否包括債權憑證，財物是否包括虛擬財產等，都是在玩文字游戲，都是偽命題，都是無稽之談。因為，單獨的財物概念，與侵財罪罪狀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的“財物”概念不是一回事，不能相提并論。打個比方，假如大象對應侵財罪罪狀，大象的眼睛，對應侵財罪罪狀中的“財物”，那么大象的眼睛，必須放在大象（罪狀）這個有機整體中予以考察，不能獨立拆分出來。否則，將大象的眼睛，從大象有機整體中剝離出來，提出大象的眼睛是什么，大象的眼睛如何分類，大象的眼睛涵蓋那些范圍，等等，它們都是超現實的偽命題，都是玩文字游戲。
關于侵財罪的保護法益。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換言之，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是行為整體，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是事實。顯而易見，法益不是事實概念，而是價值概念，是法學家附加在法律規范（罪狀）這個事實基礎上的價值。眾所周知，價值與事實不一樣，事實不以人的意志轉移，存在普遍適用的標準，而價值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沒有普遍適用的標準。刑法學家企圖對法益這個價值概念創建普遍適用的理論學說，這種想法是天真的，注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刑法學》第六版討論侵財罪的保護法益，毫無疑問是討論偽命題，全部內容都是自說自話，都是無稽之談，所謂本書的立場或者本書的基本觀點，都是張教授瞎琢磨，都是張教授的個人認為、想當然、自以為是，都是無病呻吟，毫無意義和價值可言。
綜上，《刑法學》第六版第二十二章侵犯財產罪中第一節侵犯財產罪概述中的全部內容，都是偽命題，都是無稽之談，毫無價值和意義可言，全部刪除。
“合法占有相對于所有權人而言，也是保護法益。例如，劉氏兄弟二人做服裝生意，在某制衣廠加工一批服裝，加工費每件9元，二人應當付給制衣廠加工費4萬余元。但雙方因產品質量發生爭議，二人拒不支付加工費。制衣廠扣押400件馬甲不予發貨。二人于某日凌展雇傭—輛三輪車將價值8800元的400件馬甲運走。該行為構成盜竊罪。”
評述：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是對具體案例中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的抽象描述。顯然，法律規范（罪狀）等價于無爭議的典型具體案例，具有動態的行為過程，或者具有完整的來龍去脈。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的本質特征，毫無疑問，罪狀涵蓋千姿百態、形形色色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具體案例（表現形式）。舉個例子，蘋果，蘋果作為一種水果的本質特征，蘋果涵蓋過去、現在、將來所有千姿百態、形形色色的蘋果的具體個體。法律規范（罪狀）亦一樣。又由于法律規范（罪狀）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是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所以，法律適用，遵循透過現象看本質相同事物相同處理的普遍規律。
回到案例。選擇一個無爭議的典型的盜竊案例作為參照對象，全面評價行為人動態的行為過程，透過現象看本質，結果發現：本案劉氏兄弟二人偷偷運走被扣押的400件馬甲的行為與無爭議的盜竊案比較，雖然行為具有相當性，但是結果不相同，被害人并未直接損失400件馬甲財物。400件馬甲財物本來就是行為人劉氏兄弟的。故兩案不具有可比性，劉氏兄弟二人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
“（8）存款的占有歸屬，是國內外刑法理論均有爭議的問題。“存款”具有不同含義：一是指存款人對銀行享有的債權；二是存款債權所指向的現金。本書的基本觀點是，存款人占有（享有）了存款債權，因此，利用技術手段將他人存款債權轉移于行為人賬戶中，當然成立對存款債權的盜竊罪。至于存款債權所指向的現金，則由銀行管理者占有，而不是存款人占有。例如，乙將存款誤劃入甲的儲蓄卡，甲利用儲蓄卡從自動取款機取出的相應現金，甲對現金成立盜竊罪，盜竊的對象是銀行管理者占有的現金，而不是乙占有的現金（因為乙根本沒有占有現金），也不是存款債權。再如，Ｂ公司需要從向Ａ支付一萬元現金，由于公司沒有現金，公司管理者將公司的儲蓄卡（內有十萬元存款）交給Ａ，讓Ａ自行取款一萬元后歸還儲蓄卡，但Ａ從自動取款機取出了十萬元現金據為己有。根據本書的觀點，Ａ對銀行管理者占有的９萬元成立盜竊罪。”
評述：所謂的存款占有的歸屬，是國內外刑法理論均有爭議的問題。這個爭議問題，其實是個偽命題。在過去還沒有電腦的時代，銀行存款占有是沒有爭議的。現在存款占有之所以出現爭議，是因為現代電子銀行的出現，刑法學家只會玩文字游戲，不知道什么叫透過現象看本質，所以，現代電子銀行在他們眼里成了名副其實的新生事物，于是存款的占有歸屬就成了爭議問題。實際上，現代電子銀行就是過去人工銀行的新的表現形式，現代電子銀行辦理銀行業務的方法、步驟，就是按照過去銀行工作人員辦理銀行業務的方法、步驟設計的，現代電子銀行只是替代了銀行工作人員而己。詳情請參考《以案說法：電信詐騙掐卡定性研究會是盲人摸象》等文章。也就是說，現代電子銀行只是過去人工銀行在新時代的翻版，是換湯不換藥。所以，存款的占有，毫無疑問是銀行占有，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謂的國內外刑法理論均有爭議，都是瞎爭議，都是偽命題。
所謂的‘存款’具有不同含義，也是偽命題。因為持卡人將現金存入銀行，該存款行為本身就是交易行為，是投資行為，持卡人將自己的現金存入銀行，收取利息，而銀行接受持卡人的存款，用于放貸給他人收取更高的利息，銀行吃利息差。顯然，提及存款，務必將銀行（單位）考慮進來，銀行是交易主體。現代電子銀行，都是銀行電腦系統替代銀行工作人員的。銀行電腦系統，是獨立代表銀行意志的電子代理人或者交易主體，２４小時在線在崗，隨時與持卡人進行存款、取款、轉賬等交易行為。持卡人將現金存入銀行，就是通過存款交易行為，將現金轉化為持卡人對銀行的銀行債權。根據約定，持卡人的銀行債權，可以隨時通過取款交易行為轉化為現金。由于刑法學家搞不明白，存款、取款、轉賬等都是持卡人與銀行之間的交易行為，搞不明白現代電子銀行的屬性，于是，刑法學家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想法，即存款具有不同的含義的偽命題。例如，張教授所謂的‘利用技術手段將他人存款債權轉移于行為人賬戶中的，當然成立對存款債權的盜竊罪’。顯而易見，張教授對現代電子銀行一竅不通，所謂盜竊存款債權純屬無稽之談。現代電子銀行相當于銀行工作人員２４小時不間斷在崗在線，將他人賬戶中的存款轉移到自己賬戶中，銀行轉賬是行為人與銀行雙方之間的交易行為，不可能成立盜竊罪。只可能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乙誤將存款劃入甲的儲蓄卡。顯然，甲的行為，符合民法上的不當得利的本質特征，即不當得利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只是不當得利。根本不可能符合盜竊罪的本質特征。甲從柜員機上取款，是甲與銀行雙方進行交易行為，正是交易行為才能實現銀行債權轉換為現金的，甲因而獲取現金，何談甲對現金成立盜竊罪？何談甲的盜竊對象是銀行管理者占有的現金？這完全是主觀臆測出來的無稽之談。
Ａ從自動柜員機取款，超出授權范圍進行取款交易，超額取款九萬元。因為取款是持卡人與銀行之間的交易行為。Ａ超額取款行為，明顯是無權代理，符合民法上的無權代理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根本不可能符合盜竊罪的本質特征。根據民法規定，Ａ只需要承擔民事責任。張教授所謂的“本書的觀點，Ａ對銀行管理者占有的９萬元現金成立盜竊罪”，同樣是主觀臆測出來的胡說八道。
“（三）盜竊行為
盜竊罪的行為是盜竊（竊取）他人占有的財物。盜竊，是指違反被害人的意志，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為自己或第三者（包括單位）占有。
1.盜竊行為不必具有秘密性
盜竊行為雖然通常具有秘密性，其原本含義也是秘密竊取，但如果將盜竊限定為秘密竊取，則必然存在處罰上的空隙，造成不公正現象。所以，國外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均不要求秘密竊取，事實上完全存在公開盜竊的情況。本書也認為，盜竊行為并不限于秘密竊取。
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盜竊是指秘密竊取公私財物，同時指出，只要行為人自認為被害人沒有發覺而取得的，就是秘密竊取。但是，其一，通說混淆了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的區別。既然是"自認為"，就意味著"秘密"是主觀認識內容。而不是客觀構成要件內容。其二，根據通說，同樣在客觀上都是公開取得他人財物的行為，當行為人自認為被害人沒有發覺時成立盜竊罪，自認為被害人發覺肘就成立搶奪罪。但本書不贊成這種由"自認為"決定行為性質的觀點。其三，完全可能存在這樣的情形;行為人在以平和方式取得他人財物時.根本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被他人發覺。根據通說，便無法確定該行為的性質。通說也可能認為，此時應根據客觀上是否具有秘密性區分盜竊與搶奪。但這又與通說的定義（"自認為"秘密）相矛盾。其四，僅憑行為人"自認為"秘密或公開決定行為性質，也容易造成定罪的困難，因為在許多情況下難以判斷"自認為"的內容。其五，既遂犯的故意內容與客觀構成要件的內容是一致的（構成要件規制故意的內容），一方面，凡屬于客觀構成要件要案的事實（包括法定刑升格的事實，下同），就屬于故意的認識與意志內容（客觀的超過要素除外）。如就故意殺人既遂而言，其客觀要素是殺人行為致人死亡，與此相對應，故意內容是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致人死亡，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死亡結果。另一方面;凡是不屬于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事實，就不可能成為故意的認識內容與意志內容。例如，殺人可以是公開的，故不要求行為人自認為在秘密殺人。反之亦然。但是，通說一方面認為，客觀的盜竊行為既可以是公開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另一方面又要求行為人必須"自認為以不會使被害人發覺的方法占有他人財物";換言之。即使行為在客觀上表現為公開盜竊時，行為人主觀上也必須認識到自己是在秘密竊取。這便不可思議! 既然盜竊罪在客觀上可以表現為公開盜竊，那么，主觀上認識到自已是在公開盜竊的，也不妨礙盜竊罪的成立。其六，公開盜竊的情形大量存在。例如，行為人進入他人住宅后，明知臥床不起或者膽小的占有者盯著自己，但依然搬走他人的電視機。再如，行為人明知停車場管理者看守著他人的自行車，仍然偷走自行車。既然如此，刑法理論就必須面對現實，承認公開竊取行為構成盜竊罪。其七，刑法規定了入戶盜竊構成犯罪，但沒有規定入戶搶奪構成犯罪。按照通說，如若行為人非法入戶后秘密竊取被害人數額不大的財物，構成盜竊罪;但倘若行為人非法入戶后公開拿走被害人數額不大的財物，由于是入戶搶奪，反而不構成犯罪，難以認為這樣的結論符合刑法的公平正義性。
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本書觀點照搬了德國、日本的學說。亦即，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故對公然搶奪的行為大多認定為盜竊，于是承認公開盔竊。但我國刑法規定了搶奪罪.故只需要將秘密竊取行為認定為盜竊、將公開取得的行為認定為搶奪罪即可。 其實，中華民國刑法與中國臺灣地區現行"刑法"也規定了搶奪罪，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盜竊罪包括公開盜竊。例如，民國時期的學者指出∶"竊盜，指奪取他人財物之行為而言。所謂奪取，即喪失他人之所持有，而移入自已所持有是也。"在我國臺灣地區，不要求秘密竊取成為刑法理論的通說。如林山田教授指出;"竊取只要以非暴力之和平手段，違反持有人之意思，或未得持有人之同意，而取走其持有物，即足以當之，并不以系乘人不知不覺，且以秘密或隱密之方法為必要。因此，動產之所有人或持有人雖于行為人竊取時有所知覺，或行為人之竊取行為并非秘密或隱密，而系另有他人共見之情況，均無礙竊取行為之成立，而構成竊盜罪。不難看出，即使刑法規定了搶奪罪，也不妨礙承認公開盜竊。主張盜竊僅限于秘密的觀點，其實忽略了"搶奪"應有的內涵，事實上，公開取得他人并非緊密占有（完全脫離身體）的財物的行為，不可能符合"搶奪"的特征。”
評述：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是對具體案例中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的抽象描述，具有確定性，即法律規范（罪狀）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顯然，法律規范（罪狀）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是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法律規范（罪狀）等價于無爭議的典型案例；罪狀是本質特征，因此罪狀代表全部，即罪狀涵蓋全部具有相同本質特征的千姿百態、形形色色的具體案例；先有具體案例，后有法律條文，法律規范（罪狀）具有確定性，確定性就是罪狀的唯一的字面含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律規范（罪狀）具有動態的行為過程，或者說具有完整的來龍去脈，必須遵循全面評價原則，絕對禁止以偏概全、斷章取義；法律規范（罪狀）是規制行為人的，毫無疑問，罪狀是以行為人為中心，遵循主客觀統一原則定義出來的。前述法律規范（罪狀）的屬性，都是從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直接推導出來的，毋庸置疑，板上釘釘。我國刑法修正案所有條文均可實證先有具體案例，后有法律條文，法律條文源于具體案例，例如我國刑法第三百零八條之一。
《刑法學》第六版的上述“充分說理”的基礎或者邏輯起點，都是建立在法律定義——法律規范（罪狀）是人類的作品，或者是文字符號，具有不確定性——是真命題基礎上的。關鍵是，像法律（罪狀）這種具有不確定性的人類的作品，根本就沒有人能夠創作出來，換言之，法律（罪狀）是人類的作品，或者是文字符號，具有不確定性，是偽命題。張教授及其徒子徒孫，可以自己試試，沒有具體案例，能不能創作出來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法律條文。由于法律定義是偽命題，因此上述“充分說理”就瞬間崩塌了。具體論述如下：第一點，盜竊罪狀，所對應的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所對應的是主客觀統一的盜竊行為。行為人的“自認為”被害人沒有發覺而取得的，就是指自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盜竊行為。因為盜竊罪狀是以行為人為中心，遵循主客觀統一的原則定義的。所以，行為人自認為是盜竊行為就可以構成盜竊罪了。所謂的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混淆了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都是玩文字游戲玩出來的偽命題，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第二點，“自認為”決定行為性質，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因為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是以行為人為中心定義的。需要指出的是，“自認為”的對象，是主客觀統一的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不是所謂的主觀方面及其內容。所謂的主觀方面及其內容，所謂的客觀方面及其內容，都是偽命題。只有主客觀統一的行為實體、行為主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主觀方面的內容，全部鑲嵌在客觀方面中了。《刑法學》第六版竟然不贊成“自認為”決定行為性質，公開對抗罪刑法定原則，明顯就是亂彈琴。第三點，根據當時的主客觀情況，站在行為人的立場，全面考察動態的行為過程，透過現象看本質，確定行為性質，易如反掌。即使行為人零口供，僅有主客觀統一的客觀行為，全面考察行為人動態的行為過程，同樣可以確定行為性質。所謂行為人根本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被他人發覺，便無法確定行為性質，是主觀臆測的偽命題。第四點，其實，決定行為性質的，是行為實體、行為整體、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確定行為性質，必須全面評價動態的行為過程，或者完整的行為來龍去脈，而不是僅僅依據“自認為”。即使沒有行為人的“自認為”，例如零口供，也是可以定性的。當然，如果行為人的“自認為”與客觀行為相矛盾，則必須直接否定“自認為”，根據動態的行為過程直接認定行為性質。只有當“自認為”與動態的行為過程相吻合，主客觀統一，才能依據“自認為”確定行為性質。所以，第四點也是偽命題。第五點，其中所謂的故意內容，客觀構成要件內容，客觀構成要件要素，故意的認識與意志內容等，都是玩文字游戲玩出來的偽命題，所以，第五點全部內容都是從偽命題到偽命題，都是無稽之談。所謂的通說一方面認為，客觀的盜竊行為既可以是公開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另一方面又要求行為人必須‘自認為以不會使被害人發覺的方法占有他人的財物’。這里的通說同樣存在問題，只有主客觀統一的盜竊行為。所謂公開的客觀盜竊行為，所謂秘密的客觀盜竊行為，都是偽命題。用偽命題證明偽命題的錯誤，毫無意義。第六點，所謂的公開盜竊的情形大量存在，也是偽命題，根本不是事實。張教授從來不辦案，實務經驗值為零，不知道張教授的“大量存在”從何而來？第七點，既使不構成盜竊罪，也是違法行為，同樣可以進行行政處罰。即使認定盜竊判處刑罰，也不一定重于行政處罰。打個比方，認定盜竊罪定罪處罰，單處罰金五百元，與認定搶奪違法行為，行政拘留十五天，并處一千元以下的罰款，你能說不符合公平正義？
綜上，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盜竊罪狀等價于無爭議的典型盜竊案例。據此，盜竊罪要求盜竊行為具有秘密竊取的本質特征，是板上釘釘，毋庸置疑。其中，包括自認為的秘密竊取。
我國臺灣省的相關規定，沒有可參考價值。因為臺灣省也是照抄照搬西方現代法學，只有相關規定，沒有事實依據。相反，法律規范（罪狀）源于具體案例，等價于無爭議的典型案例，是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關鍵是，“公開盜竊”，全面評價“公開盜竊”動態的行為過程，“公開盜竊”唯一符合搶奪罪狀的本質特征，不符合盜竊罪狀的本質特征。假如人為地將“公開盜竊”認定為盜竊罪，將模糊盜竊罪與搶奪罪的界限，人為制造司法難題。什么才是他人緊密占有的財物？從緊密占有到非緊密占有，根本沒有界限可言。毫無疑問，張教授玩“公開盜竊”學說，不是充分說理，而是玩文字游戲，強詞奪理。由于公開盜竊學說是偽命題，張教授的上面論述務必全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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