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東 ]——(2006-5-17) / 已閱20664次
論女性單獨作為強奸罪的直接實行犯的可行性
鄭東
摘要：關于強奸罪的立法都是事先假定強奸罪的被告人是男子, 被害人則只能是女性。這幾乎是世界關于強奸罪傳統立法的通例。傳統刑法理論也認為, 強奸罪的實行主體只能是男子, 女子以成為強奸罪的教唆犯或幫助犯, 但不能單獨構成強奸罪。但是，隨著女權主義運動和性革命, 被害人由傳統地僅指女性改變為也包括男性受父權制社會的影響。這篇文章就是要談談從法學研究上女性單獨作為強奸罪的直接實行犯的可能性。1
關鍵詞： 女強奸犯（直接實行犯） 平等 犯罪構成 社會危害性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女性的地位與日俱增，許多女性一改傳統社會中楚楚可人、唯唯諾諾的溫柔形象，河東獅吼般沖破了男人的身體防線，越來越多的男性遭到女性的性侵犯，但法律的天平卻在這里遺憾地偏失。我國《刑法》第236條對強奸罪作了規定，它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行為。根據法律的規定，強奸罪的對象必須是女性，強奸罪的主體“必須”是男性（女性最多只能是間接實行犯）。同時強奸罪客觀上必須有違背婦女意志，并采取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的行為，違背婦女意志是構成強奸罪的本質特征。我們不難看出，如果一名十四周歲以上的男性如果遭到了女性的性侵犯，那么法律是不會制裁女性的。
女強奸犯（直接實行犯）在法律上空白的原因
首先是立法上的不平等。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認為這里的平等在法律上體現的不僅僅應該是法律適用上的平等，也應該是立法上的平等。反觀國外，人們不再強調強奸罪的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性別。如加拿大1983 年強奸/ 性罪行法律改革時, 就淡化了對強奸罪被告人、被害人的性別要求; 德國1975 年刑法典的強奸罪還是僅指“強迫婦女”, 但其1998 年新版刑法典就只規定“強迫他人”; 法國1810 年刑法典未對強奸罪下定義, 傳統刑法判例和刑法理論認為強奸罪的施害者須是男性, 受害者須是女性, 但1994 年重訂刑法典第222 - 223 條將強奸罪的受害者明文規定為“他人”, 意即包括男人和女人。意大利現行刑法“609 條- 2 性暴力”也只是將強奸罪的受害者規定為他人, 不再突出其性別角色。我國臺灣地區《妨害性自主罪章》也將強奸罪的對象由“婦女” 擴充至“男女”。強奸罪被告人和受害人性別的淡化, 意味著人們不僅認為男子對女子可以構成強奸罪, 而且認為女子對男子、男子對男子、女子對女子也可以構成強奸罪。2不過在當時（刑法制定時）的社會條件下，我們的立法者們沒有規定女強奸犯也是可以原諒的。
其次是我們思想觀念的原因。傳統觀念中，男人是不可能被強奸的。男人一直都是社會的主導，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屬，她們在三綱五常的壓迫下根本不能影響和動搖男人的地位，更不用說造成傷害了。即使在現代，男女平等了，女性“解放”了，即使男性能被強奸，大家也會對這種強奸提出巨大的質疑。男人被強奸后會對他個人造成多大的具體傷害？這種行為所導致的社會危害性是否足以啟動刑罰制裁機制？男性作為強奸罪的主體對我們的道德觀有多大的打擊？這諸多的觀點和疑慮也造成了女性強奸犯在法律上的空白。
女強奸犯（直接實行犯）存在的可能性
在現行法律下，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女性不可能成為強奸犯的直接實行犯，但是女性強奸犯（直接實行犯）在法學研究上有沒有存在的可能呢，應不應該構成犯罪呢？我們可以從犯罪構成的四大方面來分析，首先，相對應于一般強奸犯，我們不難得出女強奸犯所犯強奸罪的犯罪客體應該是刑法應當保護的男性的性自由權，雖然女性強奸男人的風險投資要比男人強奸婦女高得多，因為至少受強暴的男人沒有因為自己被奸而導致懷孕的后顧之憂，但是這不能也不應該成為男性性自由權的不到保護的借口；犯罪客觀方面，也應該主要表現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違背男性自愿，強行與之發生性交的行為。很多人認為，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異，女性不大可能“強奸”男性。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和藥物的開發研究，女性完全可借此在違背男性意愿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性侵犯”。拋開藥物方面不提，利用職權的威逼利誘或者以身體色誘都可以發生“誘奸”。假想一個例子，一個身殘志堅，特別帥氣的男性拖著都沒有工作的一家人，而自己的收入成為全家唯一的生活來源，這時，單位的女上司以開除他作為威脅而強行要與其發生性關系，那么這個男性被強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犯罪主體，我覺得只要是按照刑法規定能夠負刑事責任的女性完全可以成為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地位的提升，在性要求、性欲望無法得到滿足且自己無法控制時，女性同樣容易做出犯罪行為(強奸行為)，如女老師“誘奸”男學生；妻子虐待丈夫；女上司性騷擾男下屬等，所以此罪的主觀方面只要女性具備直接故意就可以了，且完全可能發生。綜上所述，女性在立法上不應該被排除在強奸犯的直接實行犯之列。
女強奸犯（直接實行犯）的社會危害性
當然，按照罪責刑項適應性原則，如果女性強奸男性要作為犯罪來論處，不得不考慮的一個標準就是此罪的社會危害性。不可否認，女性強奸男性的社會危害性普遍來說沒有男性強奸女性的社會危害性大，但是男性受害者因此所留下的傷痛確是現實存在的。來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一：張誠擁有名牌大學的學歷，兩年前從踏進單位第一天起，上司劉艷就對他格外關照。她還說，如果聽她的，她會提他當科長。他起初有過猶豫，但是在前途面前妥協了…… 在一個辦公室的角落里，劉艷不顧張誠的抗拒，軟硬兼施“強暴”了他。后來，劉艷希望張誠隨叫隨到，在臥室里強行綁了他，開始用皮鞭抽打，并用滾燙的蠟油滴在其私處。他痛得失去了知覺，男性本能的自尊驅使他掙脫桎梏。 張誠痛苦地說:“我想告她，可是不知道怎樣說給別人聽。我想死，又不甘心。幾天前心愛的女朋友離我而去，我想我現在是對女人充滿恐懼，可是誰又能告訴我該怎么辦？”
案例二：受害者母親王女士說：“我兒子高宇1989年出生，他相貌英俊、體格健美，可是一年前，兒子被一個年輕的女教師盯上了……聽兒子說，去年夏天的一個中午，他被一個名叫蘇麗的女教師帶進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蘇麗將門反鎖上，讓他坐到沙發上，然后將身體靠向他，并說如果按她說的做，她可以保送兒子到省重點高中……兒子說當時自己又驚又怕，可后來，蘇麗越發肆無忌憚，幾乎每隔兩三天就要叫兒子去她的房間。”王女士說，正處在青春期、對異性充滿了好奇心的兒子無力擺脫這個年齡比他大一倍的女人的“性控制”，長期處于身心扭曲狀態的他在課堂上越來越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成績急速下滑。我想到派出所報案，律師告訴我，在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中，對于蘇麗這類性侵犯，沒有相關法律可以制裁。” 走投無路之下，王女士最終選擇了“私了”，她接受了蘇麗賠償的1萬元精神損害金。
上述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男性被害者被女性強奸所帶來傷痛是現實的，具有社會相應的社會危害性，我們在立法上也應該加以概括，當然，考慮到所受的傷害沒有女性受害者的大，我們可以在量刑上給予考慮，如我國刑法現行規定的強奸罪應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女性強奸男性的女性強奸可以判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我們可以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讓法官按照強奸罪的法定刑從輕或減輕處罰。
綜上所述，女性強奸犯（直接實行犯）在現實中是客觀存在的、其社會危害性也是巨大的，我們應該盡快呼吁我們的立法機關應該及早在我國刑法中加以相應的修改，不能讓女性強奸犯（直接實行犯）繼續成為我國法律的空白。
1 本文所指的“女性強奸犯”均指女性作為強奸罪的直接實行犯。
2 見蘇彩霞著的《域外強奸罪立法的新發展》 刊于2001年第二期《法學雜志》
參考書目：
《美國刑法強奸罪之研究》（邱玉梅 陳如春著） 見《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年 06期
《社會危害性在犯罪構成理論中的地位探析》（胡利敏 韓嘯著） 見《河北法學》2005年 01期
《女性可否成為強奸罪的直接正犯》（華旭東著） 見《人民檢察》2005年 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