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曉東 ]——(2006-6-19) / 已閱24304次
建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面對著收益和成本的雙重影響，如何增加其收益，降低其成本就是我們所應重點考慮的問題。由于提高收益屬于實踐中操作性很強的因素，這里就不展開討論。我們主要分析的是，為了盡可能降低組織內部合作的成本，如何正確選擇農戶合作的途徑，即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路徑選擇問題。我國在1950年代以來，由國家推行的農村合作化運動走的是一條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路徑。歷史經驗已經證明，雖然從方向上組織個體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是正確的，但采取由國家強制實施的、運動化的方式來搞合作化，嚴重違背了自愿互利原則，違背了經濟規律[8]。所以說，雖然強制性農村合作化路徑可以降低農民合作的組織成本，但是由于它以國家和政府的意志為主導，難免違背農民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事實上難以取得滿意的結果。誘致性農村合作化路徑以農民為主體。在選擇合作化組織時，由于農民是自愿的，目的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談判地位甚至獲得某種壟斷意義的好處。因此，一般來說，選擇誘致性農村合作化路徑最符合農民群體自身的利益要求。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小規模農戶占主導地位的農村，組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一個相當緩慢、漸進的過程，維護這個組織的有效運行也是管理者必須面對的全新課題。
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變遷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兩種類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由政府憑借其強制力組織實施的制度變遷，通過政府命令和法律的引入來實現，其主體是國家或政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由個體或群體在尋找獲利機會時自我倡導、組織和實施的制度變遷，它具有盈利性、自發性和漸進性的特點，其主體是個體或特定的組織。
我們明顯地發現，強制性制度變遷因由國家對潛在利潤實現的期望而引起，而不是初級行為主體自發地以經紀人的身份去追逐潛在的獲利機會，因此其利益增加還會受到剝離。1949-1957年間國家因追求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農業剩余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灌注，用漸進的辦法收回農民的所有權、大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大公社時甚至收回了農民對生活的自主安排權利，都是強大國家運用暴力潛能剝奪初級行為主體的主要表征。
但是初級行為主體自發實施的制度創新，同樣存在制度供給滯后，乃至出現現有的制度創新會因規模不經濟等原因而難以實現預期收益的難題，后者明顯表現在新中國成立前根據地的農業合作制度誘致性變遷中。
這說明，在中國農業合作制度變遷中，誘導性變遷易導致制度供給不足；強制變遷因忽視初級行為主體利益實現而造成的問題，表現的相當充分。
但是我們仍然看到了破解這兩個問題的可能。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創新是以誘導性為主的，但這場變遷也體現了一種新趨勢，即國家和初級行為主體協同配合而不是國家單方面實施制度創新。這場變遷中每一階段，農民的首創精神在新的主流意識形態激勵下，得以相當充分的勃發起來，使制度變遷得以通過初級行為主體收益增長而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在極大程度上矯正了“建國初期的合作化”制度變遷的做法，相應也必然的提高了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但更重要的是，國家理性的把自己作為制度創新的最終決策者，力爭通過與日趨強大的初級行為主體談判去選擇并實施制度安排，由此，我們看到，一種上上下下的協同配套實施制度創新的良性發展的趨勢。只是國家提供的制度安排依然不足，制度供求依然沒能趨向平衡。
由于矯枉過正，國家的過分冷靜，正是造成改革開放后的制度供求依然不均衡的重要原因。拿合作制度來說，國家仍然只限于承認初級行為主體的創新，卻沒有再創新所必需的配套制度安排：如未在與合作制度密切相關的服務管理組織與機制、法律等保障機制方面加大創新力度。這就形成了一方面制度創新只能局部推廣，經濟發展中所需的制度安排遲遲難以形成，沒有一種制度安排可以代替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基本制度基礎上的創新以遠遠超出基本制度所能容納的范圍，從而形成了一種制度結構的離散矛盾甚至替代，而不是系統有序的狀態，這使制度創新雖然形式眾多，但卻遠未達到其預期的經濟績效。
無論怎么說，我們認為，制度變遷已呈現出國家與初級行為主體協同創新、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復雜互動的新格局，這正是制度供求接近均衡狀態的良好開端。[9]
諾斯指出：“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10]這是說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性質。一旦人們選擇并走上了某一路徑，就會認為這是惟一正確的路徑并沿著它一直走下去，同時還會自覺不自覺地排斥其他改革路徑。所以，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進行路徑選擇時，必須持非常謹慎的態度。
通過以上對強制性和誘制性路徑優劣以及路徑依賴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兩條路徑都不是理想的路徑，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缺陷。
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制度的發展不可能走單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道路或誘制性制度變遷道路，因此，根據諾斯——林毅夫模型，我認為在我國發展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當吸納二者的優勢，摒棄二者的缺點，走一條以農民自愿為基礎，政府誘導型的合作化道路。
五、確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建議
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采取何種模式，這是農業經濟制度創新的又一問題。從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看，在農村發展合作經濟組織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符合農業標準化和市場化要求的。其中比較典型的模式是臺灣式的農業產銷班和日本式的農協。
臺灣的農業產銷班是臺灣生產同類農產品的農民自愿組織起來的最基層的農民合作組織。它的職能主要是農產品的共同運輸、銷售和生產資料的共同采購。產銷班形式的農業合作，擴大了營銷規模，增強了農民的議價能力，降低了運輸、銷售、采購的成本，提高了農業的競爭力，增加了經濟效益。產銷班作為過渡時態的農民合作組織有它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國一些地區可以借鑒的模式。日本農協即農業協同組合，它集合作經濟組織、行政輔助機構和政府壓力團體三位于一體。這種組織形式使農協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形成巨大勢力，有效地維護了農民利益，同時也大大地減少了政府的社會管理成本。
日本農協是綜合性的合作社組織，開展多項事業，以金融為主體，進行信用、供銷、技術等綜合經營[11]。同時根據需要也存在多種形式的專業經營組織。因為日本是典型的小農式生產經營模式，與我國現階段的農業經營模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們雖然不能照抄照搬，卻可以借鑒其經驗。
關于我國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具體模式，需要考慮到許多復雜的現實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以市場取向為主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農村合作事業也在不斷發展壯大，涌現出了各類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其中以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較為突出。對于具體的組織模式，筆者想通過借鑒別國的成功經驗，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針對誘致性變遷具有漸進性的特點，我們應采取穩健的態度對待合作問題。我們要吸取上個世紀50年代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農村發展的實際與合作經濟發展根基比較薄弱這一現實，遵循事物的客觀規律，尋求適合我國農合組織發展的模式。不能一哄而起、急于求成，不能強求在我國一開始就嚴格遵循合作社的原則去發展合作經濟組織，在短時期內就創建起大規模的農村合作網絡，而是要根據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要求循序漸進地開展合作活動和進行合作經濟組織的建設。如可先發展一些小范圍的專業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等，只要能為農民帶來直接利益，能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就可以鼓勵其發展，然后再對一些典型經驗進行宣傳推廣，以吸引農民，引導農民。
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避免搞“一刀切”。由于我國廣大農村的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傳統不同，因此各地合作組織的發展也必然有各自的起步基礎、突破口、產業特點，有各自面臨的矛盾及解決主要問題的途徑，因此各地發展農合組織的模式也必然各有差異。
第二，針對誘導性變遷是一個持續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過程的缺陷，要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我國現階段農業經營體制是分散的小規模家庭經營，因此巨額的投資不可能通過農戶自身的積累來完成，而在很大程度上應該靠國家的財政投資和優惠的金融政策來實現。建國以來，我國農業通過“剪刀差”、高稅負等形式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三農”問題已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大難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結合合作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就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日本的經驗表明，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對農協的穩步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就我國而言，政府應切實對農業進行政策傾斜，加大對農業投入的力度。此外在信貸、稅收、物資供應方面和市場準入等方面給予合作經濟組織必要的優惠。如把農村信用社真正辦成農民自己的銀行，以解決農民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對合作社的盈利采取免稅或是低稅率的政策等。
第三，進一步完善有利于發展農合組織的制度環境。既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提供收益來降低社會成本、減輕社會負擔，同時它又有較高的組織成本，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那么國家就有必要對其予以多方支持，而且要推進專業協會的發展，擴大其縱向一體化服務邊界，國家的支持就更是必要。為此，國家既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降低專業協會的服務供給成本，也要對那些同一性特征明顯、從而公平供給較多、組織成本較高的協會予以特殊扶持，以激勵其供給更多的公平來降低社會成本。這也是降低制度發展成本(尤其是國家的經濟、政策扶持成本)的一個辦法。
為了形成有利于農民合作的制度環境，需要政府從意識形態上進行轉變與調整，尤其要擺脫對集體經濟路徑的依賴，著眼于農民合作組織的長期發展，制定和完善有關農民合作制度創新的法律法規，以革除種種不利于農民合作的制度因素，有效降低合作組織制度的發展成本，增加組織創新的收益[12]。
第四，大力宣傳、普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有關知識。合作經濟組織制度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制度，是致力于社會的經濟弱小階層也能參與對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新收入流的分割，因此合作制度與人民公社體制并無共性可言。但是，人民公社體制給我國農民產生的危害，加大了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組織成本。一方面，社會科學和有關專業知識的進步會降低制度發展的成本。另一方面，大力宣傳、普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有關制度知識會降低傳統和習慣對農民的負面影響。
總之，我國在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中，特別是在立法時，既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又要尊重經濟規律，發揮我國農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
參考文獻：
[1]國魯來，《合作社制度及專業協會實踐的制度經濟學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1，（4）。
[2]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課題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立法專題研究報告(一)》[J]，農村經營管理，2004，（9）。
[3]馮開文，《合作制度：變遷與創新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
[4]蔡秀玲，《農業小規模經營與交易成本初探》[J]，當代經濟研究，2003，(1)。
[5]彭德琳，《新制度經濟學》[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6]楊公樸，夏大慰；《現代產業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7]高偉，《我國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必要性和模式選擇》[J]，南方經濟，2002，(8)。
[8]曉亮，《論中國的合作經濟》[J]。理論學刊，2003，(1)。
[9]馮開文，《合作制度：變遷與創新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
[10]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
[11]張素羅，《日本農協的發展經驗、改革趨勢及其對我國農業經營組織化的啟示》[J]，農業經濟，2002，(4)。
[12]夏英，《我國農業組織制度如何應對加入WTO的挑戰》[J]，農村經濟問題，2002，(2)。
作者簡介： 朱曉東（1977、9—— ），男，河北館陶縣人，河北經貿大學2004級經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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