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偉苗 ]——(2006-7-5) / 已閱28071次
對依法治國有關問題的認識
鐘偉苗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正式載入憲法。1999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并明確提出了“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2004年4月，國務院又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目標任務，即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今年，中央政法委又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政法各部門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
由上可以看出，黨和政府正在堅定不移地逐步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進程。
作為一名司法工作人員，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中，通過學習培訓正確認識和理解有關依法治國的深刻內涵十分重要，這是形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前提，是正確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基礎性工作。下面筆者就依法治國的有關問題談點粗淺的認識。
一、關于依法治國的深刻內涵
依法治國具有深刻的內涵。按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讀本》的闡述，依法治國理念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受到追究。（二）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準則的觀念；必須首先維護憲法的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三）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法治區別與人治的重要標志，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具體要貫徹職權法定原則、有權必有責原則、用權受監督原則和違法受追究原則。
對依法治國深刻內涵一定要作全面正確的理解，要堅決防止和克服實踐中甚為流行的一種不符合依法治國實質內涵的“法制工具論”。所謂“法制工具論”的實質就是指把法制置于人治之下，從根本上否定法制的前提性和普遍約束力，視法制僅僅為管理的工具，當管理手段缺乏時，要求增加管理職權的立法呼聲十分強烈；當管理手段受到法制限制時，則對法制棄之唯恐不及。事實上我國歷史上并不缺乏運用法律手段治理國家的先例，著名的如戰國的商鞅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和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等，如果按照“法制工具論”的觀點推論，我國歷史上的這些“變法”都可以稱為“依法治國”了，這顯然是十分荒謬的。因為我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把國家機器擺進去而受法律制約。如果“法制工具論”能成立，那么中國共產黨在1997年才提出“依法治國”的治國基本方略，其先進性也就無從體現了。
依法治國的“國”字，應該是指國家機器和公民二個層面。如果認為只指公民，那就是“法制工具論”。歷史和事實無數次地證明，如果不先治好國家機器和官員，那國家是很難治好的。因此，依法治國的重點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
二、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行政
我國現行約35000多件法律法規規章中，約占80%的屬于行政法范疇。而且行政權具有最為活躍、最為廣泛的特點，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有人戲稱行政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事實上，行政權也是最容易膨脹、最需要控制，又最難控制的國家權力�，F實中存在這樣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一）行政權大量地侵犯國家立法權。如有關行政主體超越職權立法、部門利益“法制化”；行政主體不依法行政等。（二）沒有行政組織法，行政主體職能交叉造成管理混亂。如行政機構職能配置缺乏法律論證，職能設置不科學造成交叉；設置許多沒有法律依據的臨時機構行使行政職權等。（三）行政執法與經濟利益掛鉤。（四）地方政府行為存在大量行政違法。（五）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導致行政程序不規范、不統一。（六）有的領導干部學法不守法。
在現實社會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做法是，政府機關在依法行政的口號和旗幟下，偏面地強調加強行政權、保障行政權、擴大行政權，在制定的行政依據中大量地塞進反映本部門、本地區利益的內容，有的甚至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還強令下級遵守和執行，又美其名曰“嚴格執法、依法行政”。這是具有嚴重危害性的行政違法。是“法制工具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典型表現。
行政權的特點和上述現實狀況表明，行政主體能否依法行政成了能否實現依法治國的關鍵之所在。
三、對依法行政基本涵義的理解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義是指行政主體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從事行政行為，不得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從這個基本涵義出發可以引伸出以下三條：第一，“法”本身一定要體現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說法本身必須是合憲的。第二，行政活動一定要借助法律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依法進行的行政行為會遭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阻力）。第三，行政活動要受到法律的規制，以體現公開公平和公正，防止行政權力被濫用。
對自然人和行政相對人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對國家機關和行政主體及行政人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這是法治社會普遍適用的原則。但是不是意味著，行政主體的任何行政行為都得遵守“法有明文規定”，否則就是不依法行政呢？其實也并非這樣的簡單。在行政法學界有三種學說比較有名。（一）全部保留說。要求全部行政行為都得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二）權力保留說。要求權力性行為要有法律依據（權力由法律保留給自己），非權力性行為不需要法律依據。（三）侵益保留說。侵益行為要有法律依據，授益行為不需要法律依據。目前行政法學界對第二種學說大多持贊同態度。筆者也同意權力保留說。例如，行政機關召開機關工作會議，這當然也屬于行政行為，但此行為不涉及該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是一種非權力性的行為。非權力性的行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只有象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規范等涉及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關系的行政行為即行政權力性行為才需嚴格遵循“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規則。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是關系到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大問題。
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