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安洲 ]——(2006-7-5) / 已閱44624次
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
云南大學法學碩士研究生 石安洲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無可估量的損失。但是，它也從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引起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刻思考。在蘇聯解體十幾年之后，對其解體的原因進行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從中科學地總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發展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是十分必要的，它將成為我們難得的反面財富。
. 一、打擊腐敗事關國家長治久安
“蘇共干部隊伍腐敗，黨內出現一個特權階層，激起人民的不滿……”這是關于蘇聯解體原因又一觀點首先應當肯定這個觀點有正確和值得重視的一面。執政黨的作風問題，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
現在學界一般認為蘇聯特權階層人數約為50-60萬（有的還認為應當加上其家屬，這樣大約為300萬人，這個“特權階層”陣容就相當龐大。但恐怕不應株連家屬）。俄語“特權階層”這個詞原意是“名稱匯錄”，有的譯成“官階名錄”，有的干脆意譯為“特權階層”。但由什么人組成？享有什么樣的“特權”？尚未有人對此做出準確論述。
真正的“特權階層”，是指那些利用職權“以權謀私”的人。他們有多少人？占所謂“特權階層”50-60萬人的比例多大？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這方面材料。當然，不能低估這些人在敗壞蘇共威信、影響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僅僅用“一粒耗子屎壞了一鍋湯”來闡明其對蘇聯解體的影響。如果我們連“特權階層”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計他們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
實際上，在蘇聯社會的分配體制中，一方面確有分配不公問題，如“特權階層”，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鍋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之間區別不大，甚至腦體倒掛。1985年，工業部門中工人和技術人員平均工資之比為100∶110；農業為100∶135；建筑業則倒過來，為100∶98。具體說來：運輸部門月均工資220.3盧布，郵電部門為159.5盧布，教育部門為150.0盧布，科研部門為202.4盧布，國家管理部門為166.2盧布。⒁而整個國家行政、經濟部門的職工平均月工資是190.1盧布�？梢钥闯龅拇_全國各個工種之間、在各種領域工作的人之間工資差別不大。
所以，對這個命題的正確解讀應當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蘇共黨內的腐敗、乃至特權階層產生這個弊端的嚴重性，它激起群眾的嚴重不滿，對蘇聯解體有著深層次影響；同時，這個特權階層到底有多少人？蘇共黨內的腐敗究竟發展到什么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學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區分分配體制中必要的“差別”與“特權”之間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資、待遇等差別當作特權。
二、維護國家統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最重要教訓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為保持社會安定、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也是由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共產黨作為社會先進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先鋒隊，決定著社會的發展方向，這就是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先進的群眾性政黨，它以各種機構、基層組織聯合了數以百萬計的黨員，成為社會中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力量；作為一個完整統一、一體化的政黨，它吸引了各行各業絕大部分管理人員和專家；作為各民族優秀分子的政黨，它將各地區、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發揮著促進各民族人民大團結、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為動員、聯系群眾的政黨，它通過對各種群眾組織的政治領導，通過自己普通黨員的一致行動，努力爭取廣大群眾對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持，化解各種不滿和矛盾。蘇聯的教訓正是在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從“革新”黨向削弱黨、取消黨的方向發展，使國家和社會失去了凝聚力量，導致社會混亂，最終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其結果是在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里，由于聯合了各民族先進分子的共產黨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泛濫，使國家陷入分裂狀態。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關系到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關鍵所在。而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進而完善黨的領導。蘇聯長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影響了政治體制中其他各種設置積極發揮各自的作用，同時蘇共在自身建設上的一系列問題，又使黨處在不斷的蛻變過程中。
蘇共的自行瓦解最后又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終結、蘇聯的解體，這一事件證明加強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是何等的重要，黨的自身建設是何等的重要。只有當黨能夠始終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只有當黨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進性、科學性、及時揭示并把握和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才能真正實現黨的領導，才能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使之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像蘇共以前那樣閉關自守、與外界隔絕是行不通的，像戈爾巴喬夫時期那樣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價值觀，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于必須適應新的情況實現改革開放方針，而這種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即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出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
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律制度，調動地方積極性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必須承認在國家的政治體制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著艱巨的改革任務。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體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本身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它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
蘇聯蘇維埃制度的弊端不僅在于以黨代政使蘇維埃實際上處于無權境地，不能擔負起領導國家的重擔，而且還在于從總體上說未能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特別是未能處理好中央與以各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系問題。一切權力集中于中央造成過分的中央集權，其結果是地方的積極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造成新的民族問題，形成民族隔閡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決的民族問題與地方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問題更加復雜化。
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加強和不斷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眾參政、議政和監督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使之規范化和法制化；應充分發揮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權各自的優勢，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吸引少數民族參政、議政，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實現民族和睦、維護國家統一的根本保障。同時，對于少數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制造民族矛盾、民族糾紛、分裂國家的勢力，應毫不手軟，堅決給予回擊。在這方面，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教訓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謂的民主束縛住手腳，對民族主義一味姑息、遷就，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打擊不力，最終只能造成嚴重的民族沖突和國家的解體。
四、進行經濟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縮小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經濟基礎
“蘇聯社會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影響了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發展，從而阻礙了社會進步，導致蘇聯解體”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是70年的蘇聯社會一個典型特征。隨著社會進步、新技術革命浪潮到來，這種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這就是今天必須對以蘇聯模式為特征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說由于存在這些弊端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尚缺乏說服力。這個觀點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這個體制的“弊端”，沒有注意到這個體制還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蘇聯解體多年后，俄羅斯學者痛定思痛，才認識到當時蘇聯的這個體制既有需要改革的“專斷”、“集權”的一面，也有任何國家體制運行都必須的“權威”、“集中”的一面。這兩種成分交織在一起�！凹瘷唷敝泻斜匾摹皺嗤⒓小钡某煞郑欢凹小弊叩綐O端又成了“專斷”，必須辯證分析這個體制。顯然，僅僅用“專制”等單一特點概括整個體制的實質是不準確的。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錯誤在于全盤否定這個體制，鼓吹“無限制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結果是“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會的混亂。真正要總結出蘇聯這個體制的弊端難點在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或經濟體制，應當“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這個“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蘇聯解體的深刻根源是蘇聯經濟模式的歷史局限性阻礙生產力發展而又長期未得解決。60年代以前，蘇聯社會經濟高速增長，人造地球衛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何等燦爛奪目，不僅聯盟內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爭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發生了信仰危機。然而自70年代始，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西方發達國家獲得了新的機遇，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而蘇聯傳統體制不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經濟增長緩慢，逐步進入停滯和衰退時期。經濟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與離心的新變化，蘇聯面臨信仰和解體危機。
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和平和發展的時代，經濟發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學的中心，必然是人們向往的圣地和聚集的焦點。一個國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歷史上如此，現而今也是如此。經濟的活力同時也是政權的活力、國家的活力和黨的活力；經濟的凝聚力同時也是政權的凝聚力、國家的凝聚力和執政黨的凝聚力。在社會主義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民族平等的條件下，邊境地區人心的向背和人員的流向，民族地區的向心和離心歸根結底取決于經濟的決定性力量，取決于社會生產是否發展、綜合國力是否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考慮效率，同時也要兼顧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團結的基礎。進行經濟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縮小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經濟基礎。
五、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思想僵化
“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論創新”這也是目前社會上流傳較廣的一種說法。同樣不能說這種觀點不對，但似乎僅僅說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在蘇共70年的思想領域內，既有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也有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往往各種思想交織在一起，有時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至于什么時期什么傾向占上風，則要具體分析，絕非用“教條主義”一種表現就可以概括蘇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說成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列寧正是突破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發動的有關具體論斷，成功進行了十月革命，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20世紀20年代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大發展。30-50年代，蘇聯在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社會。不管后人如何評價斯大林模式，但在當時它至少解決了橫亙在蘇聯前進道路上的兩個最主要問題：一是生存，二是發展。它面臨資本主義的包圍、特別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它除工業指標外，所有社會發展指標處于歐洲最落后國家地位，要解決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事實證明：蘇聯不僅完全戰勝了法西斯，也較好地推進了國家現代化進程。正如俄羅斯科學院烏拉爾分院副院長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將俄羅斯推向現代化和完成現代化，他提出了這個任務，也找到了這條道路。蘇聯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的成績就是具體證明。俄羅斯正是在斯大林領導下融進了世界現代化總進程”。俄羅斯著名學者、農業集體化研究的權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認蘇聯社會現代化成就，他說：“俄國革命前的現代化進程僅僅是注重經濟的增長。蘇聯時期的現代化與之不一樣，在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體制。國家保證了有計劃的發展經濟、科學和文化，實行了普遍就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以及實際上的免費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會保障�！雹驯仨氈赋�，在此期間蘇共指導思想中確實存在甚至是嚴重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理解和教條主義傾向，如斯大林對停止新經濟政策、對重工業優先等政策的解釋等。但關于“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趕超發展戰略”等理論，也體現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俄國實際的思想路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如果說這一時期蘇共指導思想中是教條主義占上風，僅僅表現為“教條主義”單一特征，恐怕無法解釋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導下取得這樣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20世紀50-80年代，蘇共的意識形態領域也是各種思潮交織。既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一面，戈爾巴喬夫等人就自稱是“蘇共20大的產兒”。我們曾經把其思想特征概括為“修正主義”，現在看來當然有不確切之處，但能否僅僅用“教條主義”概括當時的主要思想方式，還值得商榷。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指導思想的最明顯特征是背叛和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蘇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修改蘇聯憲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就是最明顯的證明。這一時期當然也有“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戈爾巴喬夫等人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當然要吸收全人類的，包括資本主義國家有益的經驗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對資本主義的一切頂禮膜拜，甚至把其糟粕當成精華，后果必然是毀滅性的。
當然，我們絕不應當低估教條主義在阻礙蘇共思想創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終貫徹把馬克思主義結合本國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學風，在關于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推進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論上的僵化問題始終沒能有大的改進，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進一步發展。但同樣更應當清楚蘇共垮臺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總之任何事物從產生之日起，按照對立統一規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兩面。蘇共在取得偉大成績的同時，自身某些弊端的積累（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教條主義、特權階層、脫離群眾……）也日益嚴重，其中每一種弊端的發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說“這些弊端是導致蘇共垮臺的根本原因”則略嫌簡單。因為同時蘇共自身還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蘇聯仍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并不是某個社會在某個時期存在弊端就一定滅亡，人有重病一定會死。前俄羅斯聯邦部長、現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直屬國家行政學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諾夫堅決否認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說法。他認為，盡管當時的社會存在導致解體的因素，但同樣存在能夠消除這些因素、維護國家統一的足夠有力的機制。這里的關鍵，是看其領導人在制定大政方針時如何發揚成績、糾正時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