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軍 ]——(2006-8-7) / 已閱12248次
輕緩刑事政策在適用中存在的誤區及對策
河南省浚縣人民檢察院 王利軍
2006年“兩高”工作報告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輕輕重重輕重結合的刑事政策，實質就是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社會治安的總體形勢一度比較嚴峻，我們強調“嚴打”比較多，貫徹“嚴打”刑事政策已有許多精辟的闡述，在此不再贅述。筆者僅結合檢察工作實踐并借鑒國外先進做法，探討一下輕緩刑事政策的適用問題。
一、輕緩刑事政策在西方國家中的實踐
一是非犯罪化，多數國家對個別輕罪實行了非犯罪化。如德國1975年對刑法典進行一項改革，排除了違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質，把違警罪只作為對法律的一般違反，只處行政罰款，而不處刑事罰金；奧地利于1975年將墮胎罪予以非犯罪化；1962年美國模范刑法典草案從刑法的非道德觀念出發主張將同性戀、賣淫及通奸罪除罪化。二是辯訴交易，是指在審判前，控訴方和被告方經過準備，然后雙方進行談判，如果被告方滿足控訴方的要求，則控訴方或者撤銷指控，或者降格控訴，或者要求將來從輕判處。三是暫緩起訴制度，是指某些已經達到提起公訴標準的犯罪行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狀況、刑事政策以及訴訟經濟的考慮，通過設定一定的暫緩起訴期間暫時不提起公訴，而是在暫緩起訴期間終結時再根據犯罪嫌疑人的悔過情況等作出最后處理決定的一種訴訟制度。四是廣泛適用罰金刑和緩刑。罰金刑現已成為許多國家刑罰體系中的主刑，并且將其作為短期自由刑的一種替代措施，逐步擴大適用范圍，使之適用于輕罪行為。在某些國家罰金刑已取代短期自由刑而成為制裁輕罪的主要方式。與此同時，緩刑作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條件執行的心理強制作用和依靠社會力量幫助犯罪人復歸社會的一種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應用。五是廣泛適用假釋和社區服務刑。假釋一直作為克服監禁刑弊端、降低罪犯改造成本和疏通監獄擁擠的手段在行刑實踐中為多數國家所采用；社區服務的刑罰方法最早出現在英國，指法院判決被告人從事一定時間的公益勞動的非監禁刑。七是刑事調解制度，即通過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在中立的第三者調解下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質精神損失得到補償，亦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會，并贏得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諒解。
二、我國輕緩刑事政策適用中的誤區
1、立法上的誤區：一是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了三種不起訴制度，沒有暫緩起訴制度的相關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檢察院對不起訴的適用控制很嚴，甚至為了盡量少用或不用不起訴而采取了建議公安機關撤回起訴的方法來終止訴訟，致使不起訴制度運行不暢，適用率較低，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暫緩起訴制度僅在我國的一些基層檢察機關試行，又遭到了理論界的眾多質疑。二是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辯訴交易制度，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類似于辯訴交易的司法操作，有學者還歸納了四種事實上的辯訴交易類型：（1）量刑減讓式的辯訴交易（2）不起訴式的辯訴交易（3）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刑罰的交易（4）特殊情況下的辯訴交易。隨著犯罪形勢的變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和正義，推行認罪協商實有必要。三是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律中，只有自訴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規定，在公訴程序中則無。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刑事和解已逐漸突破原來的輕微刑事案件領域，甚至滲透到刑事案件的其它領域如盜竊、強奸等，尤其是在部分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較漢族地區刑事和解現象更為普遍。
2、實踐中的誤區：一是無逮捕必要的適用率過低。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無逮捕必要”無明確標準，同時檢察機關執法人員受“求穩怕錯”的陳舊執法思想的影響，加至公安機關片面強調逮捕數量，刻意追求逮捕率等原因，不少地方出現“無逮捕必要”被嚴重忽視的現象。據統計，某基層檢察院2004年共辦理公安機關提請批捕案件147件250人，經審查批捕130件208人，批捕后的案件經審查起訴和審判，不起訴3件3人，起訴后被法院判處緩刑的26件36人，判處管制的10件10人，單處罰金的2件2人。不起訴、緩刑、管制和單處罰金占捕后起訴案件的31.5%。這種“前捕后放”的現象給人造成執法標準不統一的感覺，暴露出檢察機關在“無逮捕必要”的運用上控制過嚴，與法院判決不接軌，與司法實踐不相協調的缺陷。二是不起訴適用率過低。《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據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實踐中對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控制很嚴，適用較少，有的地方要求不訴率從嚴控制在5%幅度之內，有的地方實行了2%的不訴率臨界線黃牌預警制，有的甚至將不訴率納入公訴部門“五率”考核（“五率”指無罪判決率、撤回起訴率、不起訴率、抗訴成功率和追訴糾錯率）的一項重要指標，以不訴率的高低作為考評公訴工作的優劣。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觀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訴”濫用陰影的困擾，擔心一旦放開對不起訴的控制，會重蹈“免予起訴”的覆轍，造成“不起訴決定”的濫用，滋生司法腐敗，影響司法公正。客觀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03條規定，對于相對不起訴決定被不起訴人申訴的，人民檢察院的處理方法是維持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不起訴決定由審查起訴部門提起公訴，缺乏根本糾正錯誤的處理方法，導致實踐中被不起訴人不敢提出申訴。相對不起訴救濟程序的立法缺陷，也使檢察機關內部不得不采取限制適用的措施加以彌補。這種限制相對不起訴適用的做法不能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也使司法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了司法效率。
三、確保輕緩刑事政策正確適用的若干建議
1、應引進暫緩起訴措施，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暫緩起訴，是指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對于觸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據其犯罪性質、年齡、處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節和犯罪后的表現等情況，依法認為沒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作出的暫時不予提起公訴的制度。首先，暫緩起訴制度符合刑罰個別化和輕刑化的刑事政策。其次，暫緩起訴制度是起訴便宜主義在我國司法中的體現。最大限度兼取起訴法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主義的長處，從而使訴訟程序更為合理和科學，是符合國際通行做法的，體現我國刑事法律與時俱進思想的一項制度創新，有利于實現刑罰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再次，暫緩起訴制度有利于經濟合理使用司法資源。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的減少縮短了訴訟時間，減輕了訟累，節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資源，可以使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最后，暫緩起訴制度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了從實質上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體現寬松刑事政策思想，檢察機關應當取消人為對不起訴適用的限制措施，擴大不起訴范圍，同時盡快引進暫緩起訴措施。
2、應借鑒恢復性司法理念，確立刑事調解制度。恢復性司法是對刑事犯罪通過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以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弭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社區等有關方面的參與，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替代性司法活動。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國家起訴和對被告人判刑為主要模式的，這種模式不僅帶來監獄壓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嚴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所應具有的本體地位。恢復性司法作為一種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對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乃至鄰里糾紛給予關注，盡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階段介入，通過化解人際關系，減少社區矛盾來預防犯罪。這種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調解制度作為一種處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方法，給沖突雙方解決沖突提供了機會。對此類輕微犯罪案件，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應當允許當事人和解后由偵查機關撤案或由檢察機關作不起訴處理，這樣做好處有三：一是有利于緩解矛盾，穩定社會，促進公民之間的寬容、和解；二是有利于幫教和改造罪犯，減少危害社會的犯罪因素；三是有利于司法經濟，緩解目前司法機關案多人少和監管場所緊張的狀況，利于集中精力查辦大案要案。
3、應擴大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高法對刑訴法第174條可適用簡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如解釋中被告人對于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的不應當適用簡易程序一項，公訴部門將案件起訴基于的標準就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刑訴法第46條明確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將被告人認罪與否作為能否適用簡易程序的理由顯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議取消這一要件，以便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同時，對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的案件，能夠簡化審理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的案件，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
4、應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是犯罪構成中的特殊主體。這兩類主體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輕罪，通常其主觀惡性不深。同時，未成年人犯罪與他們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有直接關系，特別是培養一名大學生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社會成本很高，若僅因一次情節較輕的犯罪而對其簡單地科處刑罰，將他們拋向社會，必然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并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檢察機關應盡可能地在與學校達成共識、征詢被害人的意見、并與公安機關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對涉嫌輕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進行非刑事化處理，具體途徑就是退回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此舉在政策層面上，符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法律層面上，也符合“兩高”相關的司法解釋。
總之，檢察機關應當結合國情，擇善從長，有選擇地借鑒他國在輕罪刑事政策領域的一些制度和措施，并在輕罪犯罪案件的非監禁處置領域形成一個總攬全局的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