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光華 ]——(2006-9-18) / 已閱63148次
一般認為，“信息是客觀世界中物質和能量運動的形式，以及自組織系統對這個形式的能動的反映”。 學者們對信息能否單獨作為一類犯罪對象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歧是將信息單獨劃歸為一類，還是將其劃入物的范圍。信息，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其本身是受法律保護的，作為信息的載體，當然是一種物質的存在，如光盤、磁盤等。信息必然體現了一定的社會關系，信息本身并不是社會關系，而只是社會關系的承擔者。但我們卻不宜說信息的表現形式是光盤等，因為信息本身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其載體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作為其載體的物質的價值相對來說是十分有限的，刑法所要保護的是信息而非其載體。有論者認為，在盜竊國家秘密時，盜竊的對象就是信息。現在許多計算機犯罪的行為對象，其實也是信息。因此把信息列為行為對象，更符合現代科學發展的要求。 也有論者將信息視為物的一種，從而也將其認定為犯罪對象。 筆者認為，信息除了前述的一些特殊性之外，從法學理論上講，物的范圍也是不包括信息的。因此將信息作為一種單獨的犯罪對象是有利于法律學科中的有關概念的統一規定，也有利于對信息進行專門系統的研究。
（二）犯罪對象的分類
根據不同的方式及犯罪對象自身的不同特征可以將犯罪對象分為不同的種類，筆者將犯罪對象作如下分類：
1、單一犯罪對象與復數犯罪對象
以刑法上某一犯罪行為所作用對象的個數為標準，可以劃分為單一犯罪對象和復數犯罪對象。有的犯罪只有一類犯罪對象，這種犯罪對象就是單一犯罪對象，如盜竊罪、搶奪罪等，這類犯罪的犯罪對象只有財產一類，這種犯罪在刑法分則中占相當大的一個比例。復數犯罪對象是指根據刑法分則的規定，在某一犯罪中存在兩類或兩類以上的犯罪對象。如搶劫罪，其犯罪對象就是雙重的，包括體現人身權利的犯罪對象——被害人和體現財產權利的犯罪對象——具體的財物。
2、法律直接規定的犯罪對象與根據法律推定的犯罪對象
這是根據刑法對犯罪對象規定的方式不同所規定的。有些犯罪的犯罪對象我們可以直接從刑法的規定得知，如故意殺人罪中的“人”、盜竊罪中的“他人的財物”。但有些罪的犯罪對象，刑法并沒有直接規定，而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推定，如偽造貨幣罪、偷越國（邊）境罪等罪的犯罪對象。
3、直接的犯罪對象與間接的犯罪對象
這是根據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之間的聯系方式所進行的分類。有的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此犯罪對象即為直接的犯罪對象。如故意殺人罪中，行為人的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就是“被害人”，其侵害的客體也是人的生命權，這里“人”就是直接的犯罪對象。而在有些犯罪中，犯罪行為直接指向的并不是犯罪對象，也就是說行為不直接作用于犯罪對象，而是間接作用于犯罪對象。如在偽造貨幣罪中的犯罪對象——真幣在《刑法》中并沒有直接規定，并且從具體的偽造貨幣案件中我們難以看出犯罪行為直接對真幣進行了何種作用、影響，但偽造貨幣行為最終還是真假難辯，妨害了真幣的流通、使用，從這個角度看，偽造貨罪的犯罪對象是真幣，犯罪行為正是通過偽造貨幣從而達到間接地對于真幣的流通、使用。
4、影響定罪的犯罪對象與影響量刑的犯罪對象
這是根據犯罪對象是對定罪還是對量刑發生影響所進行的分類。決定罪與非罪或此罪與彼罪的是影響定罪的犯罪對象，例如，根據《刑法》的規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罪，其犯罪對象是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用其他款物的，就不構成該罪。決定刑罰輕重的是影響量刑的犯罪對象，如奸淫幼女就比強奸婦女要從重處罰。有的犯罪對象對量刑的影響刑法沒有直接規定，而在司法實踐中量刑的時候需要考慮，如在其他情況都相類似的情況下，搶劫孤寡老人的財物就比搶劫一般人的財物要從重處罰。
三、犯罪對象與相關范疇的關系
刑法理論體系一個有機聯系的相互協調的統一體，內部各相關概念之間必定存在一些聯系。犯罪對象與其他諸如犯罪客體、犯罪行為、犯罪結果、行為對象等概念之間的關系的進一步明確，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犯罪對象，同時，也有助于刑法理論體系的協調、完善。
（三）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
1、犯罪客體的定義
犯罪客體，在我國刑法理論中是犯罪構成的四大要件之一。關于犯罪客體的概念，一般認為，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 筆者對此觀點持贊同的態度。近幾年來，我國刑法學界部分學者對犯罪客體的通說提出異議，認為“社會關系說”已經過時，主張以“社會利益說”、“權益說”、“社會關系與利益說”、“社會關系與生產力說”、“犯罪對象說”等取代“社會關系說”。這確實豐富和深化了犯罪客體理論，但它們不論哪一種觀點，都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因而筆者認為不足取，限于篇幅的原因，在此不再闡述。
2、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關系概說
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的關系，理論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認為：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直接作用的具體物或具體人，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具體物是社會關系的物質表現，而具體人則是具體社會關系的主體或參加者。犯罪分子的行為作用于犯罪對象，就是通過犯罪對象即具體物或者具體人來侵害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 熊選國博士也指出：“犯罪對象，是指犯罪分了在犯罪過程中對之直接施加影響的，并通過這種影響使某種客體遭受侵犯的具體的人或物。” 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聯系在于：作為犯罪對象的具體物是具體社會關系的物質表現，作為犯罪對象的人是具體社會關系的主體或參加者。犯罪分子的行為作用于犯罪對象，就是通過犯罪對象即具體物或具體人來侵害一定的社會關系。 基于此，刑法理論界又產生出了相矛盾的觀點：犯罪客體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構成要件，而犯罪對象未必。任何犯罪都會使犯罪客體受到危害，而犯罪對象則不一定受到損害。傳統刑法理論一方面承認犯罪對象是犯罪客體的客觀表現，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客體，另一方面又認為有的犯罪可以沒有犯罪對象而只有犯罪客體，也就是說，有的犯罪客體可以不通過犯罪對象來表現自己。傳統刑法理論認為脫逃罪、偷越國（邊）境罪沒有犯罪對象，但卻存在犯罪客體。同時有的犯罪，犯罪客體受到侵害而犯罪對象卻可能絲毫無損。著名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也指出：“實際上，對于某些行為來說，就是不存在其作用的對象，根本沒有必要硬給按一個對象。” 這些觀點，看似有道理，并且在我國刑法理論界基本上成為通說，筆者認為，這種主張從邏輯上是難以成立的，既然任何犯罪的構成以侵犯一定的社會關系或合法權益為條件，亦即只有侵犯了一定的社會關系或合法權益，才能談得上犯罪，并且犯罪對象又是犯罪客體的客觀表現，那么，不作用于或影響一定事物的犯罪又怎么會存在呢？如果說有些犯罪沒有犯罪對象，那么對這些犯罪的客體要件即某種社會關系或合法權益的侵害究竟通過什么東西體現或表現出來？難道還存在社會關系或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不須通過一定的中介或承擔者表現或體現出來的情況嗎？基于此，筆者認為，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客體，犯罪對象是犯罪客體的客觀表現，即具體的承擔者，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對象，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是本質與現象的相互對應關系。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是統一的，它們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可分離的，因為社會關系必須有所依附才能表現自己，沒有具體的對象，社會關系無從產生，當然就談不上犯罪客體問題，而離開了社會關系，對象也就失去了社會性質而只是一個自然存在物，根本無法與犯罪發生關系。
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作為同一事物的本質與現象，在存在范圍上也必然是一致的。傳統理論中認為犯罪客體是任何犯罪構成的要件，而有些犯罪沒有對象的觀點，實際上就是沒有明確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聯系，從而導致不正確的結論。那種認為刑法中存在沒有犯罪對象而有犯罪客體的犯罪的觀點，其必然結論是這些犯罪的犯罪行為無須通過犯罪對象而直接侵害刑法所保護的權利或利益，這樣不但使犯罪對象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而且也使犯罪客體成為了無從說明的“空中樓閣”。作為犯罪客體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無法直觀把握的東西，它不能自己表現自己，必須通過物質的、感覺的東西來表現自己，必須通過具體的犯罪對象來表現自己的存在，離開犯罪對象，犯罪客體就會變成不可捉摸、難以認識的不可知之物。
（二）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
關于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的關系，一般都認為犯罪對象并非存在于任何犯罪中，中外刑法理論都對此有較為一致的認識。如對于日本刑法中的不退去罪、重婚罪，我國刑法中的脫逃罪等，傳統的刑法理論一般都認為不存在犯罪對象。
近段時間以來，已經有許多學者從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之間的關系入手，逐漸承認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對象，不存在無犯罪對象的犯罪行為，也不存在無犯罪行為的犯罪對象。
筆者贊成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之間存在相互對應的關系，即一切犯罪行為都有犯罪對象，有的犯罪行為針對的是多個犯罪對象，如搶劫罪的犯罪對象就包括人和財物，有的犯罪行為針對的是一個犯罪對象，還有的時候是多個行為侵犯同一犯罪對象。理由如下：
首先，正如在前述的關于犯罪對象的內容中所指出，傳統的刑法理論的觀點之所以會得出有的犯罪行為沒有犯罪對象，是與其將犯罪對象的形式限制在物和人的范圍內這一點分不開的，作為客觀存在的犯罪對象應不僅限于人和物兩種，還包括行為規范、信息等。
其次，之所以出現許多犯罪行為沒有犯罪對象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混淆了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的聯系方式。有的犯罪行為與犯罪對象之間的聯系是直接的，我們很容易便看出該行為存在犯罪對象，如殺人罪中的“人”就是殺人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對于這種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的對應關系，不應該存在疑問。但有的犯罪對象并不是受犯罪行為的直接作用，而通常是犯罪行為對犯罪對象進行間接的作用或影響，例如在破壞交通工具罪中，作為體現其犯罪客體的交通運輸安全是通過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及重大公私財產安全體現來承擔的，但犯罪行為直接指向的是交通工具，并沒有直接指向交通工具以外的其他，但該罪的犯罪對象并不是交通工具本身，犯罪行為與犯罪對象之間的聯系是間接的，而并不是不存在犯罪對象或者說該罪的犯罪對象是交通工具罪本身，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刑法設立該罪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保護交通工具本身，而是為了保護交通運輸安全。
第三，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在社會活動中任何行為主體的實踐活動都是基于一定的客觀事物的活動，必然是具有一定對象性的活動。很難想象，缺乏一定的客觀對象，人們的認識活動從何而起，人們的行為從何而為。犯罪行為雖然是一種反社會的行為，但其行為原理卻同一。有犯罪行為，就必須有犯罪對象。沒有犯罪對象，犯罪行為就無所指向，也就沒有犯罪行為的發生與存在。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任何對象，都是行為化的對象，離開了犯罪行為，犯罪對象就不可能存在；同時任何行為都是對象化的行為，離開了犯罪對象，犯罪行為就是無的之矢。
第四，從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之間的關系出發，肯定犯罪客體是犯罪構成共同要件的同時必須肯定犯罪對象為犯罪構成的共同要素而非選擇要素，這是我國犯罪構成理論體系自身嚴謹性、協調性的需要。否則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將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
（三）犯罪對象與行為對象
“行為對象”一詞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少有提及，即便有些曾經使用過行為對象一詞，其意也如同傳統意義的犯罪對象的代名詞而已。何謂行為對象，筆者將通過具體的罪名展開進一步的論述。
對于偽造貨幣罪，按照我國刑法理論的觀點，其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的貨幣管理制度，由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關系可知，作為國家的貨幣管理制度的承擔者不可能是假幣，而只能是真幣。只有真幣才能體現國家的貨幣管理制度。真幣才是我國刑法設立該罪需要保護的對象。犯罪分子實施該行為的目的最終也是為了用假幣冒充真幣。這與我國現行刑法理論的一般觀點有所不同，按我國刑法理論目前的觀點，偽造貨幣罪的犯罪對象是假幣。顯然，根據以上分析來看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著名刑法學者張明楷也認為：“行為人偽造貨幣是為了使用，使用就是讓假貨幣冒充真貨幣，即以假貨幣作用于真貨幣。所以，真貨幣是該罪的犯罪對象，真貨幣才體現國家的貨幣管理制度”。
對于假幣在犯罪構成理論中應該給予何種的地位呢？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偽造貨幣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偽造正在流通的貨幣式樣、票面、圖案、顏色、質地和防偽標記等特征，使用描繪、復印、影印、制版印刷和計算機掃描打印等方法，非法制造假貨幣、冒充真貨幣的行為。很顯然，假幣屬于該罪成立中客觀方面一個不可或缺的要件，但卻不是犯罪客體的表現，也即不是犯罪對象。筆者在此將其界定為行為對象。行為對象是構成一些犯罪不可或缺的，屬于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直接指向的客觀事物，其功能在于界定行為，使其成為某種行為之所以成為特定行為的標志。它必須具有由感官直接感知的特點，只有這樣，作為構成行為的要素，才可以直接把握，服務于對犯罪的認定。在行為對象的確定上，只要不影響對行為的認定，我們就沒有必要一定在每個犯罪中都找出行為對象。例如脫逃罪、偷越國（邊）境罪等，從認定行為的角度，也可以說沒有行為對象。筆者在這里還要作一個區分，對于“行為”作用于假幣，這個“行為”屬于犯罪客觀方面的行為，是沒有經過主客觀綜合評價的一種中性的行為，還不能認為是犯罪行為，是僅就客觀方面而言的行為。只有將這種客觀方面的行為與主體、主觀等要素結合起來認定，我們才能最終認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而偽造貨幣罪的犯罪對象被認為是犯罪行為作用的對象，這種“行為”是經過了主客觀綜合評價的“犯罪行為”。兩者是不同類的“對象”，前者是屬于客觀方面的行為的對象，后者是經過了主客觀綜合評價的犯罪行為的對象——犯罪對象。
通過以上介紹，我們對行為對象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對于行為對象的概念的提出，很好地解決目前刑法理論對于假幣這一構成偽造貨幣罪不可或缺的客觀方面要件，但又沒有明確的定位提出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決的方法。那么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兩者之間的關系又如何呢？對于二者關系的把握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犯罪對象、行為對象。
筆者認為二者的關系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1、二者的性質不同。犯罪對象是用來說明經過主客觀綜合評價的犯罪行為的，其目的在于進一步認識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受到了犯罪行為的侵害，而對行為對象是認識犯罪行為的一個必經階段，因為要達到對犯罪行為的完整認識就必須認識犯罪的客觀方面，認識行為對象。所以犯罪對象的功能在于說明犯罪行為，而行為對象的功能在于認定犯罪的客觀方面是否與刑法的規定相符合。
2、二者與犯罪行為的聯系程度不同。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的聯系方面有兩種：直接的聯系方式，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其犯罪對象就是客觀上的行為直接作用的對象——被害人；間接的聯系方式，如偽造貨幣罪，從表面上我們確實不能直觀地看出犯罪行為侵害了真幣，只有對犯罪行為的初步判斷之后我們才可能認識該罪的犯罪對象——真幣。但行為對象與犯罪行為（從更嚴格的意義上來講是屬于客觀方面的行為）的聯系應該是直觀的、直接的，因為對行為對象的認識我們并不需要綜合主客觀要件。如正當防衛殺人、故意殺人、過失殺人等我們都可以從客觀方面看出行為對象是人，并不需要經過主客觀的綜合評價。
3、存在的范圍不同。如前所述，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對象，犯罪對象是犯罪客體的客觀表現，是成立任何犯罪所不可缺少的要件，是否任何犯罪都存在行為對象認為？筆者對此持否定態度。這是否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關于“任何行為都是對象化的行為”的原理相矛盾呢？筆者認為并沒有。例如，有的犯罪行為，如脫逃罪，僅從客觀方面來分析，確實是很難讓人找出其脫逃行為所作用的對象，以至于理論界通行的觀點都認為該罪沒有犯罪對象。當然也有人認為該罪的犯罪對象是高墻電網等，但如果是在押送車上逃跑又如何解釋其犯罪對象呢？況且，在犯罪客體遭受侵犯的時候犯罪對象卻沒有絲毫的變化，這也難以讓人信服。任何犯罪的犯罪客體都是有一定的客觀表現的，脫逃罪也不例外。那么該罪的客體——國家司法機關對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正當的監管秩序是通過什么來體現的呢？這種秩序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分子要保持其既定的狀態，如果其違背了該既定的位置（狀態）即認為構成犯罪，則認為成立該罪。因此該罪的對象是行為人本人，而不是其他。這種正常的監管秩序是通過其本人保持既定的位置、狀態來體現的（關于脫逃罪的犯罪對象下一章筆者將專門論述）。但由此產生一個這樣的矛盾，為什么對于有的犯罪行為來說，沒有行為對象卻有犯罪對象呢？我們知道，事物有真相和假相，當我們認識脫逃行為為時，僅從客觀方面看，我們確實很難看出其行為指向何人、何物或者說作用于什么，但客觀方面的行為經過了主客觀綜合評價而初步認定為犯罪行為之后，我們便認識到了其犯罪對象，這說明同一行為，當我們僅從客觀方面看時，有時候其并沒有任何指向，但對該行為經過主客觀綜合評價后，我們發現其有犯罪對象，這說明行為對象沒有只是一個假相，是我們認識脫逃行為必經的一個階段，只有經過主客觀綜合評價后我們才能發現真相——該行為的犯罪對象。所以同一行為，在人的不同的認識階段有不同的現象——假相、真相，這并不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規律的，相反，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認識客觀事物的必經的過程。
4、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合。如前所述，行為對象只是我們從客觀方面去認識的。而犯罪對象則是經過主客觀評價后再認識的。兩者的范圍并不完全一致，這在不同類的犯罪中會有不同的體現。如，故意殺人罪中我們僅從客觀方面觀察就發行故意殺人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就是被害人，而經過主客觀綜合評價后，我們便知其犯罪對象是也是被害人，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具有同一性。但有時也會出現兩者不一致的情形，如偽造貨幣罪僅從客觀方面看其行為所直接指向的對象是假幣，但當我們對該行為有一個質的把握、認識時，我們發現其實質是侵害了真幣，即該罪的犯罪對象是真幣。這說明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在范圍上不盡一致，有時會出現重合。犯罪對象有時和行為對象一致，有時和行為對象不一致，這同樣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的，事物具有真相和假相，有時我們并不能直接就認識事物的真相。
（四）犯罪對象與犯罪結果
犯罪對象內容的科學界定，有助于認清犯罪結果及犯罪對象與犯罪結果之間的關系，對于犯罪結果的正確認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犯罪對象的概念及其二者之間關系的正確認識。在認識了犯罪對象之后，我們有必要再進一步重新認識我國刑法理論中的又一重要概念——犯罪結果，以此為基礎，正確認識犯罪對象與犯罪結果的關系。
1、有關犯罪結果的定義的諸觀點簡述
何謂犯罪結果，刑法學界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德國學者麥茲格（Mexger）認為：“犯罪之結果是指一切客觀構成要件之現實，因之，結果包括行為人之身體動作及由此所引起之外界結果，如殺人罪之結果為行為人扣槍機發射子彈，使被害人被子彈命中而死亡。扣槍機為行為人之身體動作，子彈之發射、命中及被害人死亡均為外界結果，對于他人之精神亦可能引起結果，例如傷害引起被害人痛苦，猥褻引起他人之厭惡，均屬外界結果。”特拉伊寧對犯罪結果的研究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視，首先，他認為犯罪結果是一切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客體和結果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沒有作為構成要素的客體，便沒有犯罪，同樣沒有作為構成要素的結果，也沒有犯罪。因此，如果承認客體是構成的必要要素，但卻否認結果具有這種意義，那么就要陷入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中。
我國刑法理論界關于犯罪結果也未取得一致的認識，主要有如下的代表性觀點：（1）犯罪結果是犯罪行為對犯罪客體已經造成的物質性損害，即犯罪行為對客體造成的精神性損害排除在犯罪結果概念之外。 （2）犯罪結果包括物質性損害和精神性損害，即犯罪結果就是犯罪行為對犯罪客體所造成的實際損害。 （3）犯罪結果是犯罪行為作用于犯罪對象所引起或可能引起的、從客觀方面反映社會危害性的一切事實現象。 （4）犯罪結果包括危害行為對客體的損害及現實危險。 （5）對犯罪結果應作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的犯罪結果是指由危害行為所引起的一切對社會的損害，既包括直接結果，也包括間接結果；狹義的犯罪結果是指刑法規定作為某種犯罪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亦即犯罪行為對某罪直接客體造成的危害。
如前所述，任何犯罪行為都會使犯罪客體受到侵害，同時也會使犯罪對象遭受侵害，犯罪對象、犯罪行為、犯罪結果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犯罪行為——犯罪對象——犯罪結果。基于此，筆者認為犯罪結果是指犯罪行為作用于犯罪對象所引起的，能夠反映犯罪客體遭受損害的，具有刑法上的意義的一種客觀現象。
2 、犯罪對象與犯罪結果之關系
在上述對犯罪結果定義的界定基礎上，筆者認為，犯罪對象和犯罪結果的關系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1）犯罪對象是犯罪結果的客觀載體
前面已經論述，任何行為都是對象性的行為，有犯罪行為必有犯罪對象，犯罪結果是犯罪行為作用于犯罪對象而產生的，犯罪對象是犯罪結果的客觀載體。
（2）同一犯罪對象在不同的犯罪行為的作用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犯罪結果
例如，同樣是侵犯財產所有權的犯罪，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使得財產所有權滅失，作為該罪的犯罪對象的形態必定發生了變化。而盜竊罪中財物本身可能未必發生重大改變，只是作為犯罪對象的財物的位置發生了變化。這說明同一犯罪對象因具體的犯罪行為的不同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犯罪結果。這與我們在前面論述的同一犯罪對象可能承擔不同的社會關系的觀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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