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榮和 ]——(2006-10-25) / 已閱29839次
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問題
韓榮和
提要：隨著新聞業的發展，公眾人物、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法律糾紛問題已經突顯出來。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探討，從理論上講，即是探求名譽權、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輿論監督權之間的協調和平衡。本文從分析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背景入手，結合筆者對該問題的理解與認識，進一步闡釋了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以及公眾人物名譽權的特征，并引入名譽權與隱私權的關系探析，從而得出該問題的實質所在。文章最后提出解決問題方案：公眾人物名譽權的保護與制度設計建議。在文章論述的基礎上提出解決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幾項原則，以供立法與司法實踐參考。
關鍵詞：公眾人物 名譽權 隱私權 權利平衡
一、提出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背景
在我國，開展輿論監督工作一直比較艱難，輿論監督的成本也一直比較高昂。據統計，我國新聞訴訟中媒體和記者的敗訴率高達80%，而美國只有8%。2002年12月28日，范志毅訴上海《東方體育日報》侵犯名譽權一案塵埃落定。經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范志毅敗訴。自1985年以來，此類官司國內曾有十幾起，無一例外均以媒體敗訴告終。因此，此案的判決更彰顯其時代的意義。據證實，這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第一次提出“公眾人物”這一概念。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利于愈加凸顯的公眾人物、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矛盾的緩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眾言論自由權的行使和新聞業監督職能的發揮。
國外的司法實踐于60年代便開始關注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問題，如美國新聞法治進程中的典型案例——“沙利文V《紐約時報》”案。196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該案確定了這樣的原則：公共官員除了必須證明新聞失實外，還要證明媒體含有實際上的惡意，即實際惡意原則的確立。接著在1971年“羅森布魯訴大都會新聞有限公司案”的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將這一原則擴大到批評公眾官員以外的公眾人物。[1]
通過對比，在我國研究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司法實踐的要求是理論探討的源動力。
二、對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理解與認識
（一）公眾人物概念的解析
公眾人物亦稱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圍內為人們所廣泛知曉和關注，并與社會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人物。其以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公共利益相關性為構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體現了公眾人物的特性。
從理論上公眾人物可以有多種分類：以行為人主觀意愿為標準，可區分為自愿性公眾人物和非自愿性公眾人物。自愿性公眾人物是指在主觀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為公眾人物并在客觀上成為公眾人物的人。[2]例如體育明星、影視明星、高級官員等人物，在主觀上具有希望或放任自己被一般社會公眾所熟知，在客觀上已經為公眾熟知，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所謂非自愿性公眾人物，是指往往沒有追求或放任出名或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結果的主觀意圖，而是由于具有新聞價值的重大事件的發生，經過新聞媒介的傳播而成為公眾熟知的與這件事件有聯系或牽連的人。非自愿公眾人物還可以具體劃分為附屬性公眾人物、偶然性公眾人物和轉化性公眾人物。[3]該種分類的意義在于，為自愿性公眾人物和非自愿性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的區別對待提供依據。這種區分也已成為法制健全國家處理名譽權、隱私權與新聞輿論監督權、公眾知情權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
另外，還可以把公眾人物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這是從公法的角度，以對公共官員的特殊要求為標準而做的劃分。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把公眾人物分為完全的公眾人物和有限的公眾人物，從而從時間屬性上判別公眾人物。
（二）名譽權與隱私權關系探究——隱私權的獨立性
以上的論述，有時把隱私權作為名譽權的內容，這直接受我國現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影響。我國的立法并未確立隱私權制度，只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對未經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將隱私權作為名譽權的一項內容。然而從學理上分析，名譽權與隱私權卻是相互獨立的人格權。它們的區別主要如下：
第一，客體不同。隱私作為隱私權的客體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秘密信息，具有真實性，其包含了個人的財產、住宅、社會關系等秘密，這些均與名譽權無關。名譽權則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公眾的評價。由此決定了隱私權與名譽權不能相互吸收，只能是各自獨立的存在。第二，主體不同。隱私是一種精神利益，[4]法律保護隱私旨在使人心情舒暢，使個人的心靈安寧不受侵犯，維護人格的尊嚴。因此法人不能享有隱私權，法人不是隱私權的主體，但法人有名譽權。第三，性質不同。名譽權是權利主體根據社會評價所享有的權利，而隱私權是針對個人事務的。隱私權人享有對自己的個人隱私享有利用和處分的權利，而名譽權是根據客觀社會對當事人的評價，此項權利不能由當事人拋棄。第四，侵權方式不同。侵害他人名譽權，一般是通過傳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譽的虛偽事實而影響第三人及社會公眾對受害人名譽的評價。而侵害他人隱私權則不以向第三人傳播為要件，也不論所傳播消息是否有利于受害人。第五，侵權的法律后果不同。侵犯名譽權后侵權人應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法律后果。但由于隱私是真實的秘密信息，一旦被披露出去，就為眾人所知，其影響就不可避免的形成，此時該信息就不能稱其為隱私，故不能適用消除影響的責任形式。第六，免責條件不同。被告可以證明自己所謂的事實具有真實性用以抗辯原告的侵犯名譽權之訴，從而免除責任的承擔，而隱私權侵害沒有這個免責要件，正是當事人的真實個人私生活秘密信息被披露，才造成侵權事實。綜上，隱私權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格權利的特點，應成為獨立的人格權利。
然而承認隱私權的獨立性，并不否認隱私權與名譽權間的相互聯系。在很多情況下侵犯隱私權與侵犯名譽權會發生競合，例如：甲（男）和乙（女）曾談過戀愛，且甲曾在戀愛前與他人發生過兩性關系，后甲向乙提出分手。乙對此懷恨在心，將甲與別人發生過兩性關系的事實四處散布，使甲精神失常。在此種情況中，行為人不但擅自披露了他人隱私，且此種侵權行為造成了受害人的社會評價降低，從而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所以行為人的行為既侵害了受害人的隱私權又侵害了其名譽權。這可以理解為隱私權與名譽權在權利保護方面具有一些相似性或存在一些重合區域。這只是從一般公眾的角度分析隱私權與名譽權的疊加情形，如果研究的對象是公眾人物，那么兩種權利發生競合的情形就更多了。因為公眾人物代表著一定的公共利益，其總是極力維護自己的公眾形象。由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重要性與敏感性，公眾人物的名譽變得容易受到傷害，顯得很脆弱。具體體現在對公眾人物私人秘密信息的認定、獲得與傳播上。如果不適當處理公眾人物的秘密信息，就會使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受到損害，進而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法律上公眾人物的隱私與隱私權的范圍，以及它們對公眾人物社會評價的影響便成了討論公眾人物隱私權與名譽權競合情形的關鍵。
一般情況下披露公眾人物的隱私并不必然導致公眾人物社會評價的下降。而擅自披露以下三種隱私的行為可能與侵犯公眾人物的名譽權競合。第一，不道德的隱私。不道德是違悖社會公德或職業道德的行為，是不符合社會倫理綱常要求的行為，如婚外戀。一旦公眾人物不道德的隱私為社會公眾所知曉，其公眾形象必然在社會公眾的心目中降低。這是道德對社會公眾和公眾人物的作用與反作用。第二，違背善良風俗的隱私。善良風俗與道德存在重合的領域，但風俗具有更強的區域性，具有更濃厚的傳統文化色彩，其與道德存在明顯的區別。遵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善良風俗是一個人良好操守的表現。公眾人物尤其應當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會的善良風俗，它對形成自己的公眾現象同樣重要。公眾人物違背善良風俗的行為是社會公眾所不能容忍的，因為他們應是善良風俗的代表。如果公眾人物有不符善良風俗的隱私，其將不再受社會公眾的支持與擁護，其社會評價必然下降。第三，其他社會公眾不可容忍但不違法的隱私。如果是公眾人物的違法行為，那不為法律所肯定，也不屬于隱私的范疇。而且該種隱私以不為公眾所容忍為限，如果社會公眾接受了公眾人物的隱私，那其社會評價便不會下降。綜上，行為人披露某些隱私的行為，既侵犯了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又侵犯了其名譽權，此時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并不會受到法律的當然保護，而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三）名譽權、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輿論監督權的沖突——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實質所在
公眾人物因其公眾性和公共利益性，與一般社會公眾不同。他們對輿論監督可能對其名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忍受。但他們也應當享有完整的隱私權，可是社會的興趣和知情權的對象正是公眾人物的隱私。并且在某些情況下，名譽權與隱私權的保護發生競合。因此產生了名譽權、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輿論監督權的沖突。也是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具體體現為：
1. 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隱私權的立法旨趣在于公民有權隱瞞、維護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護，防止任何人非法侵犯，其為私權利。知情權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情的權利，有權依法知悉和獲取信息，其為憲法權利即公權利，依據這樣兩個權利，人們一方面希望知道更多別人的事情，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讓別人知道，兩者之間既產生相當的矛盾與沖突。[5]他們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權利與私權利之間的矛盾。矛盾的焦點體現在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之間的沖突。
2. 名譽權保護與新聞輿論監督之間的沖突。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憲法權利。言論自由、新聞輿論監督權與名譽權相沖突，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客觀現實。一方面，因為透過大眾傳播媒介作出的新聞傳播、評論等可以向人們告知各種情況，提供形成民意的渠道，監督政府的行為，從而在整個民主政治的運作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新聞輿論監督主要保護的是國家政治和社會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新聞界的行業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保護人格權是保障個人的人格尊嚴、自由的重要手段，人們彼此互相尊重他人的人格權，并能自覺捍衛自己的權利，將會為民主和法制的實現奠定基礎。[6]因此名譽權保護和新聞輿論監督之間的沖突表現為私人人格和感情方面的利益與社會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之間的沖突，法律必須尋找相對明晰的界限。
三、沖突解決方案：公眾人物名譽權的保護與制度設計
通過對公眾人物名譽權的問題的理解與認識，對于權利沖突的解決應分兩種情形。首先是在只涉及公眾人物名譽權，而未涉及隱私權的情形下，應當充分保護公眾人物的隱私權。理由是：公眾人物因其職務要求或職業的原因，在新聞媒介助力的作用下為社會公眾廣泛知曉，他們是當今民主制度的產物，他們代表和維護著一定的公共利益或行業利益，因此公眾人物名譽權的保護是以保護公眾人物人格尊嚴、獨立與自由為旨趣。只有充分保護公眾人物的名譽權，才能實現社會資源向公眾人物傾斜的社會目的，從而實現一定的社會公共目的。其次是名譽權與隱私權一致競合的情形，不再意味著保護公眾人物名譽權的絕對優先性，而是對公眾人物名譽權保護的弱化。以下從兩個方面針對第二種情形探討解決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方案。
(一) 建立獨立的隱私權制度
隱私權是指自然人對自己私生活信息進行獨立支配的一種人格權。[7]從名譽權與隱私權的對比看，隱私權具有獨立性。建立獨立的隱私權制度是解決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制度性前提，其直接目的是將隱私權與名譽權區別保護，同時對二者競合時作特殊處理。建立獨立的隱私權制度的意義在于：首先，可以消除行為人在隱私權與名譽權競合情況下的尷尬，使該情形下侵權行為的認定具有法律依據。其次，有利于名譽侵權行為制度的建立。名譽侵權一般包括侮辱和誹謗行為，大都表現為以虛假的信息影響受害人的社會評價。而侵犯隱私權，行為人傳播的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果單獨建立隱私權制度，那么名譽侵權行為制度將更完整，更具有體系性。最后，增加了公眾人物權利保護的層次性，使權利保護的平衡找到依托。假設新聞媒體報道了某公眾人物真實的情感故事，該公眾人物并不能已侵犯名譽權主張自己的權利，因為媒體并沒有傳播虛假信息，也沒有侮辱的行為。此時該公眾人物可以侵犯隱私權為由主張權利保護。而且隱私權制度的建立使我們可以在制度層面上探討公眾知情權與隱私權沖突、名譽權保護與輿論監督的矛盾。
（二）權利保護的平衡：名譽權、隱私權與知情權、輿論監督權的協調。
權利的保護出現沖突時，我們應當劃清他們的界限，應當遵循權利協調和利益衡量的規則，即權利的保護應當達到根本上的平衡，均等的保護不是法律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平衡”[8]，法律上的平衡是由其所依據的利益來決定保護的范圍、力度。
1.對隱私權和知情權沖突的協調
恩格斯曾提出一個處理個人隱私與新聞報道相互關系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個人隱私一般受到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陰私與最重要的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的時候，個人的私事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權的保護，應成為歷史記載的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9]這一論述，說明了個人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間的一般關系，可以作為處理隱私權和知情權沖突的一般原則。而在公眾人物中，如果是政治性公眾人物，即公共官員，其本身代表著一定公共利益，其隱私權的空間由其職務要求所定。對于自愿性公眾人物，因其主觀上追求成為公眾人物，那么其必須把更多的隱私坦露于社會公眾。對于其他類型的公眾人物可參照一般社會公眾的隱私權內容，從而達到權利協調的目的。然而在對隱私權與知情權沖突的協調過程中，除了遵循公共利益原則，還需人格尊嚴原則優先，即在涉及公眾人物的隱秘信息時，不得以傷害其人格尊嚴為目的。
2.正當輿論監督與侵害名譽權的界限
新聞工作者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從輿論上監督公眾人物，揭露、批評一些違背人民利益的錯誤言行和不良現象，如果這些批評屬于正當的輿論、批評的事實是真實的，則被批評者不能以其名譽受到損害為由而要求他人承擔侵害名譽權的責任。當然，正當的輿論監督批評在效果上會影響到被批評者的名譽，但事實上社會對他們的評價下降以及名譽的貶損，并不是新聞批評造成的，而是他們自身的不良行為造成的。
一般認為，正當的輿論監督與侵害名譽權的界限如下:第一，要準確認定報道的事實。新聞報道中批評、揭露的事實必須客觀、真實。由于報道失實必然的侵犯了公眾人物的名譽權。第二，報道的言辭不能從人格上進行攻擊，進行侮辱、誹謗，即使評論中所依據的情況屬實，但是用有惡意的詞句，造成公眾人物名譽權的損害的也要承擔民事責任。第三，看行為人的主觀態度，行為人在撰寫新聞時是有一定主觀目的的，如果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報道的事實中有侮辱、誹謗被監督人的內容，并客觀上造成了被監督人的社會評價降低，應認定侵害名譽權的行為即實際惡意原則的體現。
事實上，名譽權、隱私權保護與新聞自由、輿論監督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是十分困難的。從當前的法治現實來看，應當在它們設定一個“度”，這個“度”因主體身份是公眾人物還是非公眾人物而不能絕對劃一，這個問題的把握只能由法官通過自由裁量權來衡量。
基于以上的論述，筆者提出幾條解決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原則以供立法與司法實踐參考。區分只涉及公眾人物名譽權情形與涉及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名譽權情形：第一種情形應對公眾人物的名譽權給予充分的保護，第二種情形應適當限制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或視具體情況（是否損害了公共利益），應向保護公眾的知情權適當的傾斜；區分自愿性公眾人物與非自愿性公眾人物：名譽權保護向非自愿性公眾人物傾斜，這是自愿性公眾人物因其主觀追求而向社會公眾作出的名譽利益的讓與；區分政治性公眾人物與社會性公眾人物：如果只涉及公眾人物的名譽權，應對政治性公眾人物的名譽權給予充分的保護，如果是涉及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名譽權問題，名譽權保護向社會性公眾人物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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