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璐 ]——(2006-11-4) / 已閱18545次
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亟待完善
王璐
內容提要：當今世界經濟已是一個國際經濟的大舞臺，縱觀當今世界五百強企業當中，我國企業寥寥無幾，這與我國這要一個大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適應的，更何況我國已加入了世貿組織，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企業如不盡快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提高企業效率，那是非常危險的。而產權制度的創新是提高企業效率的根本之所在。因此，探索一條適合迅速提高中國企業效率，符合中國國情的產權制度創新之路是當務之急。總體上講，本文試圖從產權理論的角度，通過借鑒和吸取國外企業治理的豐富經驗，探討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創新的實踐。
關鍵詞：產權、治理結構、股票期權
中國國有企業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然而企業效率低下問題卻一直尚未得到解決，這種效率低下的直接表現是國有企業的虧損情況持續惡化，通過分析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產權結構的不對應性，它是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問題。
一、產權的定義及其特征
產權是基于法學和經濟學融合交叉而產生的關于財產的一組權能，是指不同主體對其資產投資于企業而形成的企業財產所享有的權利，它是決定企業采取何種治理結構，及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在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如何進行有效配置的前提與基礎。
產權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組權利，包括了財產權與非財產權；2、人力資本出資者是產權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3、產權決定企業治理結構，其本質是將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在股東與經營者之間進行有效的配置，提高企業效率。
二、產權制度對提高企業效率的作用
企業同市場一樣是一種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企業之所以能對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是基于企業通過層級決策制并實施了對資源配置的正確決策。決策作為智力范疇，屬于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企業資源配置中一項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因為生產是實時進行的，有關事件（如機器故障、技術創新或市場條件的變化）無法在訂立初始生產協議時被預測到。有人將這種“有關事件”稱之為“不確定性”（奈特，1921），有人將此又解釋為“合同不完全性”（哈特，1995）。由于這種“不確定性”或合同的“不完全性”的存在，致使我們無法事先對資源配置做出完全有效正確的決策。對資源配置的決策是否正確，這關系到企業的效率與市場的競爭能力，乃至企業生死存亡之根本。
在古典制企業中，這種對資源配置的決策權是由企業的所有者實施的，因在這種企業中，所有者就是經營者，因此，所有權結構是單一的，即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合一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安排是對應的。這種所有權結構應該說是比較有效率的。由于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都由一個人—業主來實施，因此，他有追求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動力與積極性并為之而努力拼搏。但在現代制企業中，企業的產權結構為多元的權利結構；所有者享有股權；公司法人（實際上是由董事長、總經理等代表）享有法人財產權。這種產權結構在西方經濟學中被稱為“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這種產權結構的設計，為那些具有企業家才能但不富有與那些富有但不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的合作奠定了基礎。我們可以認為，現代股份公司是能力與財力之間的一種合作，這種合作為那些有能力無財力的人提供了從事經營活動的機會，同時為那些有財力無能力的人創造了賺取“利潤”的機會。應該說，這種由企業家與資本家合二為一的模式是一種較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企業產權制度，不僅解除了資本所有者因企業經營不善，殃及其全部財產的后顧之憂，同時，為職業經理登上企業的經營管理舞臺鋪平了道路，有效地調動了股東與經營者的積極性，從而為擴大企業規模與提高企業效率，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中國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呈不對應性狀態
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沒有參與分享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主要通過控制權來實現在職消費、成就感、權利欲的滿足等收益。由于這種控制權收益具有不可有償轉讓性和不可補償性，一旦失去控制權本身就意味著失去一切相應的收益，這就要求經營者必須長期持有控制權（長期“在位”）。[1] 事實上，這是很難做到的，即使能夠做到，也不能保證企業經營者的經營才能不弱化甚至消失。[2] 這種通過控制權而實現的收益，導致了經營者由于害怕失去它而反對企業被兼并，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內部權力斗爭而不是生產經營；同時有可能采取不惜代價向上級主管部門領導行賄等做法，來保住自己對企業的控制權，這將導致腐敗問題的產生。因此，僅靠控制權提供激勵是根本不夠的，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對經營者具有激勵作用，但它是導致國有經濟中存在大量無效率現象的主要原因。[3] 這種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處于一種分離或不對應狀態，因此將其稱之為“產權結構的不對應性”。在我國，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合理配置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產權結構的不對應性導致企業效率低下問題十分突出。
四、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模式選擇的思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個外來語，又可譯作公司治理機制或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是直譯，之所以在其后面加上“結構”或“機制”之類的詞匯，可能是“公司治理”作為一個名詞不大符合漢語表述習慣。
“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在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條件下的現代企業中，通過對股東與經營者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合理配置，提高企業效率的一種法律制度。其本質是如何通過一種財產（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權利的安排實現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對應配置，提高企業的效率與效益。
（一）企業治理結構演理的思考
從現有理論與實踐看，企業治理結構大致有傳統的“股權至上”模式、傳統的“勞動控制”模式、歐洲的“共同決定”模式、日本的“經理協調”模式、“社會責任”模式及“共同治理”模式。[4] 這些模式所依據的體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經濟權利分配也不同，因此，企業具體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異。上述企業治理結構模式綜合起來大致可分為兩大類：“股權至上”模式與“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1、對“股權至上”治理模式的評析。“股權至上”理論已貫串于公司治理結構安排的公司立法之中，具體表現為：第一、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股東大會，它由全體股東組成，決定公司的一切重大經營決策。股東大會在行使權力時，遵循資本平等的原則，同股同權，同股同利。每個股東對公司決策事項的影響力取決于其所持股份數額的多寡。第二，董事會的成員由股東選舉產生，股東與董事會成員之間構成信托或委托代理關系；董事會選擇經理人員，再由CEO任命一般的管理人員，相互之間是委托代理關系。當董事違反股東利益時，股東可以行使對董事的罷免權。第三，一定數量的股東組成監事會，行使對公司經營管理人員行為監督權。我國《公司法》基本采用了“股權至上”模式，在公司治理結構的設置上明確規定了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利機構，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監事會對董事、經理違法、違規及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進行監督。
2、對“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的評析。由于“股權至上”模式強調企業要為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服務，忽略了經營者、雇員的人力資本在企業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其利益的有效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勞資矛盾及貧富差距的擴大化。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逐漸發展形成了一種新的公司治理結構。這種理論認為，公司的發展離不開各種利益相關者，由于這些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績效都做出了貢獻，那么公司治理理所當然要為利益相關者服務，合理配置其權益，股東僅僅是其中之一。“利益相關者”模式在實踐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首先，何謂“利益相關者”？這個概念尚不確定，缺乏可操作性；其次，讓經營者對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負責任，等于他們對誰都不負責，或者就是讓他們以整個聯盟的利益為借口、為約束，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再次，以利益相關者為抑制惡意收購，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助長經營者的敗德行為，最終使社會受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公司治理結構的選擇安排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模式，究竟采用何種形式，與各國的文化根基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二，公司治理結構的設置從強調“股東利益至上”逐漸轉化為注重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表明，在現代企業中，人力資本作為一種資本形成已被人們所認可；第三，企業治理結構安排是否有效率取決于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或剩余控制權）的配置能否對應，在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對經營者與員工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及員工持股計劃，讓他們參與企業決策，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是實現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相對應、從而有效地解決兩權分離導致的內部控制而造成對股東與企業利益損害的有效措施。
（二）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模式選擇的基本思路
“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雖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它畢竟是今后企業治理的發展方向。我們應借鑒共同治理模式的有效經驗，對中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進行改革。其基本思路為：對中國國有中小企業實施“MWS型”共同治理模式；對中國國有大型企業及上市公司實施“SM型”共同治理模式。
1、國有中小企業應實施“MWS型”共同治理模式。“MWS型”共同治理模式是指工人與經營者及投資者共同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企業治理結構。其實質是要將企業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在股東、經營者及員工之間進行合理配置，以調動各方當事人的積極性，提高企業效率。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實施員工持股制是一種較為有效的舉措。應該說，現階段，采用員工持股制對我國國有中小企業進行改革，是一種成本較低，又相對行之有效的措施。其目的是想通過產權改革，使廣大員工與其他所有者結合成利益共同體，通過讓廣大員工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的制度，增加員工對公司長期發展的關切度和管理的參與度。從而形成企業內部動力機制和監督機制，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2、國有大型企業應實施“SM型”共同治理模式。“SM型”共同治理是指企業的經營者與股東共同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企業治理結構。其實質就是要將企業的剩余索取與控制權在股東和經營者之間進行合理配置，以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提高企業效率。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國有企業起主導作用的關鍵部分。這類企業不僅資產規模大，而且技術含量高，采取職工持股的方式難以行之有效，否則就如同杯水車薪，不可能改變企業的治理結構，并且國有大型企業大多屬于技術密集型企業，需要有專業化和規范化的人者進行科學管理。因此，對這類企業的治理，關鍵在于如何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而將企業剩余索取權配置給經營者分享、讓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在股東和經營者之間盡可能地相對應，這是提高中國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和企業效率的十分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創新法律研究
根據《公司法》的規定，中國國有企業基本上進行了公司制改造。改制后的國有企業可以分為兩大類：有限責任公司（包括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實施股票或股份期權激勵，這是將企業剩余索取權配置給經營者十分有效的措施，也是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創新。
（一）中國引入股票期權激勵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于與國際薪酬制度接軌；
2、有利于中國企業治理結構的變革與完善；
3、有利于緩解并解決中國企業家危機問題
（二）關于中國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制度若干問題的立法思考
1、如何確定受權人。誰是股票期權的受權人，這是實施股票期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從國外的實踐看，股票期權受權人主要是公司的關鍵人。在我國企業中，關鍵人應主要包括公司的經理人員、董事會成員等高層管理人員及技術和業務骨干。
2、如何解決對股票期權實施的有效監管。實施股票期權的目的是為了激勵經營者更好地為企業與股東利益服務，根據國外的經驗，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措施是實施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3、關于對股票期權所得的征稅問題。中國引入股票期權激勵制度，在制定稅收政策與規定時，應將受權人在行權日股票市場價與行權價之間的差價作為資本所得納稅（要有一定的限制條件），并且應延遲到出售股票時與資本增值收益一并納稅。
（三）修改《公司法》若干條款，為中國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1、中國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存在的法律障礙。首先，根據我國《公司法》第23條與78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為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的實繳的出資額與實收股本總額。這表明我國公司的設立采用的是實繳資本制。這種制度排除了公司在股票發行時預留一部分股份作為股票期權激勵股票的可能性。而且《公司法》明確地告示公司不得回購股票，如果回購必須予以注銷回購部分的股份。這實際上明確地否定了公司回購股票作為股票期權激勵股票的可能性；其次，我國《公司法》第147條規定，經營者所持股票不能轉讓，股票期權難以產生激勵作用。
2、關于修改《公司法》的幾點建議。由于我國《公司法》的上述規定，使中國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存在許多障礙，因此，適當修改《公司法》，從而推進股票期權激勵制度在中國的早日實施，是極其必要的：首先，將實繳資本制改為折衷的授權資本制；其次，允許公司回購股份不減資；再次，允許受權人對其持有的股票期權在達到約定的時間后的任職期間每年可以適當比例售出。
六、結論
中國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與制度創新，它們已從原來的作為政府附庸的國有國營企業逐漸轉變為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為提高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我們有必要將剩余索取權配置給經營者和員工分享，使其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相對應，而員工持股與股票期權激勵制度的實施，是將剩余索取權配置給經營者和員工的極為有效的措施。
注釋：
[1]張維迎：《控制權損失的不可補償性與國有企業兼并中的產權障礙》[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周其仁：《“控制權回報”和“企業家控制的企業”——“公有制經濟”中企業家人力資本產權的個案研究》[J]，《經濟研究》，1997年第5期。
[3]張維迎：《控制權損失的不可補償性與國有企業兼并中的產權障礙》[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楊瑞龍：《企業共同治理的經濟學分析》[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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