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海 ]——(2006-12-20) / 已閱26811次
司法文書留置送達中的若干問題及其對策
林海
現實生活中，有些當事人因懼怕敗訴或被執行，對法院送達的訴訟文書產生錯誤認識，認為簽收了法院送達的材料，可能會留下對自己不利的憑證，從而拒絕簽收；有些當事人認為簽收送達材料是自己的特有權利，任何人都無法替代，“一概不收”便不會發生法律效力，法院就沒有辦法，企圖規避法律；有的當事人因種種原因對法院存有抵觸情緒，故意回避、拖延簽收文書……。正因為上述各種思想和行為的大量存在，法律對這些當事人的訴訟文書的送達單獨作出了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受送達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屬拒絕接收訴訟文書的，送達人應當邀請有關基層組織或者所在單位的代表到場，說明情況，在送達回證上記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達人、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把訴訟文書留在受送達人的住所，即視為送達。”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八十二條又補充規定： “受送達人拒絕簽收訴訟文書，有關基層組織或者所在單位的代表及其他見證人不愿在送達回證上簽字或者蓋章的，由送達人在送達回證上記明情況，把送達文書留在受送達人住所，即視為送達。”
2 0 0 3年1 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一條又規定：“被邀請的人不愿到場見證的，送達人應當在送達回證上記明拒收事由、時間和地點以及被邀請人不愿到場見證的情形，將訴訟文書留在受送達人的住所或者從業場所，即視為送達�！�
以上送達方式的規定，就是我們通常稱為的“留置送達”方式。所謂留置送達，是指應當接受文書送達的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理由，而拒絕受領應對其送達的文書，送達人將應送達的訴訟文書置于送達處所，其與實際交付受送達本人具有同樣法律效力的一種送達方式。
留置送達主要適用于受送達的自然人以及其同住成年家屬，或者法人、其他組織負責收件的人無故或者借故拒絕簽收訴訟文書(調解書除外)的情況，帶有一定的強制性。其應當具備的必要條件有：一是受送達人或有義務接收訴訟文書的人，拒絕接收訴訟文書，或拒絕在送達回證上簽字或蓋章；二是必須有見證人或見證人已知曉送達事宜，無見證人予以見證或知曉的情況下不適用留置送達；三是見證人應當是有關基層組織或者所在單位的代表，以及其他見證人；四是留置送達的地點僅為受送達人的住所或從業場所。
筆者從幾年的案件質量評查過程中以及其他兄弟法院統計的數據中發現，司法實踐中需要留置送達的訴訟文書約占送達總數的1 O％左右，且出現增長的勢頭；但由于此類案件量大、見證人難找，為避免激化矛盾、提高送達效率、縮短審理時間等等原因，實際操作中往往大量采取郵寄送達；或將訴訟文書留于受送達人住所或從業場所，并在送達回證上記明情況；或請受送達人所在基層干部、親朋好友或鄰居代為轉交等變通方式送達，真正意義上的原原本本的按照民訴法及司法解釋所規定程序和方式進行留置送達的案件微乎其微。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舊有的留置送達規定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和當前審判實際工作的需要
現行91年的《民訴法》制定時，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改革之時，各方面工作都處于探索之中，為適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立法對留置送達方式條件作了比較嚴格的規定。但時值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我國人口流動數量成倍增長，人們“的居住和工作環境得到大幅度改善，業余生活和社會活動也日益豐富起來，固定電話、移動通訊工具已普及到百姓人家；同時本位主義和個人利益思想也日益蔓延，惡意逃避法律責任的大有人在，社會誠信原則受到挑戰，加之法院訴訟案件量較91年時成幾十倍的增加。諸種情況交織，導致送達出現直接送達難、留置送達繁、委托送達拖、郵寄送達貴、公告送達亂的現象，嚴重地損害了法律的威嚴和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法院留置送達不能的情況比比皆是．，立法滯后的弊病逐漸顯露出來。因此，舊有的有關送達的立法規定，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臺的兩個司法解釋對原有的留置送達條件的規定作了適當的放寬，但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留置送達難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達少之又少。
2．留置送達法定條件過于嚴格，見證人難找，留置送達形同虛設
根據法律規定，實施留置送達時，須邀請有關基層組織或所在單位的代表到場。一般認為“基層組織”是指居委會或村委會，那么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是否屬于基層組織，立法沒有明確；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或居無定所的外出打工人員、城鎮無業人員、流動性大的小攤小販們的“基層組織’’是誰，難以確定。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八十二條中的“其他見證人”是指哪些，如何界定?另外，接受法院邀請到場見證是否是其法定義務，法律均沒有作出相關具體規定。如此，有關基層組織或者所在單位的代表及其他見證人由于無法定義務必須接受邀請和見證，是否到場見證、是否簽名或蓋章，其配合協作程度完全取決于其自由和法律意識。況且一個地區的基層組織很多，而送達人對可能涉及到的有關基層組織無法確定，辦公場所不熟悉，辦公地點經�！拌F將軍”把門，人影全無；在農村受送達人住所距村委會較遠，村社干部相對較分散無固定辦公地點和時間，流動性大，尋找需花費大量時間，并且基層組織也不是有邀必到，往往不能及時派代表見證，而必須重新約定留置送達時間，或者由于某種原因不愿派代表見證而借故推辭。特別是有的基層組織自身不具有威信，有的工作很渙散，害怕當見證人，也怕當事人報復。所以，邀請見證人十分困難。即便見證人到場，因其法律意識不強，怕得罪人，怕承擔責任，怕“惹事上身”，怕當事人無理責難，不愿惹麻煩，拒絕、推諉見證或簽字。很多情況下，被邀請人以了解訴訟情況，故意東問西問延誤時間，更有甚者還以各種方式給受送達人通風報信，導致當事人關門閉戶趁機逃走，訴訟文書送達工作難以完成，而送達人對此卻無能為力，陷于法律規定和實際現狀兩難的被動局面。
3．留置送達效率相對較低，司法資源浪費，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求
一般來說，一件民事案件，從受理到結案，至少存在兩次以上的送達行為。每一訴訟文書送達時，送達人員不可能事先得知當事人是否拒收，法院也不能每一次送達都帶著基層組織去送達，基層組織也沒有那么多的人力來配合法院搞送達。遇到有抵觸情緒拒簽收的當事人，送達人員往往要做很多解釋工作，有的時間長達1個至2個小時以上，最終當事人還不一定會簽收。尋找見證人吧，難!即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有關基層組織或所在單位代表或其他見證人，由于種種原因不愿到場見證、不及時配合，導致留置送達不能依法完成；此外，加之當事人惡意躲避，有成年家屬但是否同住又難以確定。留置送達的低效率勢必造成法院送達工作繁瑣，司法成本增加，有限的司法資源大量浪費。目前，各地法院受理的案件逐年呈上升的趨勢，新類型案件、疑難復雜案件和群體案件不斷出現，而辦案人手不見增加多少，工作量很大，而法律又規定了嚴格的送達時限和條件。一方面要求不斷追求司法效率，快審，快結；一方面又要求嚴格遵循法律規定的送達程序，尤其是在留置送達問題上，使審判人員陷入兩難局面。因此，傳統的高成本、低效率的留置送達方式已經與公正與效率的主題不相適應，與司法資源的最大效益化配置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審判工作的要求不相適應，改革勢在必行。
4．送達處所和簽收人的規定比較狹窄、單一，不便于司法實踐執行操作
立法將留置送達的處所局限在住所或從業場所，送達范圍相當有限，畢竟住所地與居住地(經常居住地)、生活場所、工作或從業場所還有一定的區別。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工作生活的地點不會僅局限于住所和從業場所，與其經常生活和工作有密切關聯的場所還很多。部分當事人居住、工作環境很復雜，處所不止一處；有的甚至居無定所，無職無業，流動性大(如外來打工人員，臨時推銷員等)；公司、企業或其他組織住所的與實際經營地不一致、 “皮包公司”、或“名存實亡”給法院送達訴訟文書造成了很大困難。往往送達過程中，發現受送達人(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本人時，大多數其不是在住所的或從業場所，如出現受送達人不聽從解釋拒簽收訴訟文書之情形，送達人該如何操作，難道一定要等到受送達人回到住所或從業場所時再進行送達嗎?因此，立法將留置送達的處所局限在較小的范圍內，操作性較差，不利于法院送達工作的開展。
對于簽收人，我國民事訴訟法送達規定中包括受送達人及其同住的成年家屬或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組織的主要負責人或者該法人或組織辦公室、收發室、值班室等負責收件的人。如此狹小的簽收人范圍使得司法實踐中當事人故意逃避或拒絕簽收的現象屢見不鮮。筆者曾多次遇到受送達人為了躲避法院執行，當看見法院來人送達法律文書，就叫其未成年的孩子守攤，自己故意躲開。事后當法院對其執行時，就以未收到生效裁判文書或相關執行通知文書等為由，以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執行為借口，拒絕履行義務。
我國法律對留置送達作出規定，體現出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由于所規定的條件過于嚴格，程序繁瑣，司法操作性差，實踐中真正完全符合法律規定進行適用的很少。因此，重新構建我國民事司法留置送達制度迫在眉睫。筆者現針對如何解決民事訴訟中留置送達難的問題，談一點個人粗淺的看法和建議。
第一、弱化或取消見證形式的要求，簡化留置送達的手續
由見證人見證法院送達是我國法律規定的獨有形式，也是造成留置送達難的客觀障礙之一。從對比其他各國相關法律制度，以及從我國近年的審判實踐來看，見證這種形式顯屬多余。從立法的本意來看，見證是為了維護被告方(或被執行方)的訴訟權利，防止法院濫用留置送達，體現出立法者對法院工作人員的不信任，對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作出了過高的估計，但現實情況卻非如此。繁瑣的留置送達手續，影響了法院訴訟文書送達工作高效、有序的開展；影響了審判工作的正常進行。
值得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一條規定雖是對《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八十二條的補充，但對見證人的限制已有較大的突破。但遺憾的是，此條規定僅適用于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而未明確可以適用于普通程序的案件，且仍然是將邀請見證人作為留置送達的必要條件。
當前，法院工作人員的司法素質較制定民訴法的80年代初，已有明顯的變化，改由法院依職權將訴訟文書留在受送達的地點即視為送達的條件基本成熟，目前司法實踐中多數法院也是這么操作的，絕大多數受送達人以及社會各界也是認同和接受的。只不過為了防止法院留置送達職權的濫用，應當同時規定留置送達必須由兩人以上共同進行，并將送達的時間、地點及受送達人拒收事由在送達回證上記明，且由共同送達人簽名以附卷備查。有條件的，還應將拒收或拒簽的情況制作成音像資料附卷保存。
第二、放寬留置送達中對留置場所和有權簽收人的范圍，解決部分送達難問題
筆者建議逐步放寬乃至取消對留置送達場所的限制，增加留置送達的靈活性。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 “如無法律上的理由而拒絕收受送達，應即將應交付的書狀留置于送達地點。”其對留置場所的規定靈活而實用。同樣，我國臺灣的民事訴訟法也是將留置送達的場所規定為“送達處所”。這種對留置送達場所的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送達的效率。筆者認為，只要有依據(如錄音、錄像、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的證言筆錄、送達現場的照片等)能證明送達人實際見到了受送達人或有義務簽收訴訟文書的人，在其無法定事由拒簽收的情況下，送達人已將訴訟文書留置于受送達人身體可直接觸及之處(即送達地點)，或者已明確告知其訴訟文書內容，并由兩人以上送達人在送達回證上將拒簽收事實和送達過程予以注明，即視為完成留置送達，而不局限于住所或從業場所。
在受送達本人短時間不在住所或從業場所的情況下，哪些人有義務可以簽收訴訟文書，我國法律所規定的范圍過于狹窄。對此，立法時可以借鑒美國對送達簽收人的規定，即送給受送達人住所的“適齡適智”的人、經授權的人、受雇人員。如果受送達人是自然人，留置送達范圍不再局限在其同住成年家屬范圍。我國民事法律規定了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進行與其智力相適應的活動，已滿1 6周歲但不滿1 8周以自己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后者當然可以進行任何民事活動，前者也可進行部分民事活動。因此，可以向與該受送達人同住的已滿1 6周歲但不滿1 8周歲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智力無障礙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送達；對于法人及其他組織，�？梢允紫认蜇撠熓占娜藛T送達，在送達不能的情況下可以向其任何工作人員、受雇人員送達。
第三、充分利用錄音、影像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留置送達的方式
送達的立法目的就是通過傳送訴訟文書的方式，向受送達人告知其的在訴訟活動中具有的相應權利和義務。司法實踐中，我們可以通過拍照或攝像、錄音等方式將送達過程客觀準確的保存下來，作為法院送達的依據。送達人在送達訴訟文書時，只要發生受送達人或有義務簽收的人拒絕簽收之情形，送達人便可以將送達過程包括送達時間、人物、場所以及其他在場人等以拍照或攝像的形式記錄下來，制作成照片或錄像帶、VCD光碟，存入卷宗或相關檔案中。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法院采用的照相見證留置送達形式，河南省太康縣法院以聲像形式固定相關證據和送達事實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些都是探索留置送達工作很好的例證，從而避免了法院送達工作的許多被動和不便。
總之，我國留置送達作為送達程序的一個重要送達方式，其產生的必要性勿容置疑，但立法上偏重了訴訟公正價值的成分，而忽略了訴訟效率的價值成分，造成了兩者價值上的失衡，造成了當前司法實踐中留置送達形同虛設的不良局面。解決留置送達難和繁的問題已成為廣大司法工作者的迫切要求。因此，筆者建議，立法者在正著手修改《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留置送達方式中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間價值沖突和合理平衡問題，真正體現出“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