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宏道 ]——(2007-4-4) / 已閱9309次
從邱興華案看我國法律制度的完善
邱興華被判處死刑并且交付執行了。本案，作為個案來說，應該是塵埃落定。就像老百姓有句俗話：“死了，死了，一死就了。”可是，邱興華死了，似乎因此引起的許多法律問題，不但沒有“了”，反而被許多法律人繼續議論著。這是因為，邱興華一案引發的法律思考，已經大大超過了其個案的價值。
其中議論最多的是關于司法鑒定。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應該承擔刑事責任，除去考察其犯罪行為以外，最重要的是確認行為的主體是否“適格”。如果行為人不適格，就是說，如果經過辨認，行為人屬于不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那些人，那么，就應該判定其無罪。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十八、十九條，分別規定了不承擔刑事責任和減輕刑事責任的情況，就是從法律上界定行為主體的身份。
是否應該承擔刑事責任的條件，是明確的。問題是，誰，依據什么樣的權利和程序提出對主體是否適格的認定，如何進行認定。眾多的議論，包括法學家的公開信，都請求對本案被告人邱興華進行司法鑒定的主張。我認為，這些，作為民意來說，并無不當。但是，從操作上來說，卻并無法律上的依據。
因為，我國法律沒有規定偵查、審判、公訴之外的人可以啟動司法鑒定。因此，我認為，關鍵是促進立法的完備。呼吁的重點，應該放在促進立法，促進立法保障人權。
很多人比較了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啟動司法鑒定的立法情況。這對補充和完善法律制度，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我認為，以刑事案件來說，有一種觀點是非常不可取的。這就是站在公權利的角度上看，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當作不過是研究、審理犯罪案件的一個“物體”，他們沒有什么社會人的屬性。因此，就不去認真考慮他們作為一個“人”的權利。
比如，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多次規定，對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不予支持。這就是嚴重的忽視了人，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社會人，他（她）的精神不受侵害的權利。假如精神上受到了嚴重的不法侵害，我認為就應該給予補償。一個極端的，但是也是很常見的案子就是強奸犯罪。這種犯罪常常是沒有財產損失的。附帶民事，無法提出經濟方面的請求。但是，精神損害卻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甚至是給當事人及其親屬造成終身不能彌補的精神創傷。因此，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請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是十分合理的。但是，站在公權力的角度上，可以不這樣理解。有的法學家解釋說，立法者認為，國家已經替你追究了罪犯的刑事責任，你的精神上的損害，就得到了撫慰，不需要再請求什么精神損害賠償金了。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是很不適當的。
說到邱興華一案引發的司法鑒定問題，也是具有類似的緣由。立法方面缺失當事人啟動司法鑒定的制度，也同樣是忽視了作為一個“人”，應該享有的權利。現在，公、檢、法，可以啟動司法鑒定。很多人羅列了啟動司法鑒定的法律規定，偏偏是和鑒定結果有最大利害關系的被告人無權請求鑒定。
在刑事案件中，不應該要求被告人“自證其罪”。法律賦予律師和刑事案件辯護人的職責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見刑訴法第三十五條。）被告人可以為自己辯護，當然也可以力圖證明自己“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這就必然可以合理地推論：他們具有請求進行司法鑒定的權利。
邱興華一案，有關人員提示了邱興華有可能是一個精神病者，給出了一些線索，因此，對他進行司法鑒定，是有必要的。通過司法鑒定，確認其是否具備一個刑事罪犯的主體身份，是審判工作的前提。但是，在偵查、起訴、審判機關都沒有提出鑒定的情況下，由于法律上的缺失，使得其律師提出的司法鑒定只有“請求”的地位，沒有必需進行鑒定強制性。這樣，這種請求，不僅是蒼白無力的，而且從根本上說，就是不可能接受的。試想：偵查、起訴、審判機關不是缺乏對法律規定、法律條文的了解。他們不是不了解，而是很了解。是在了解規定的情況下，仍然認為不啟動司法鑒定。那么，這種請求，顯然就是一個無用的提示。
在犯罪主體存疑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進行了判決，確實是使人感到我們的“游戲規則”是太不完善了。所以，有人說，這種個問題不解決，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有罪推定”。
限于法律環境，限于立法上的不完備，沒有對邱興華進行司法鑒定就判決其有罪。人們從法律條文上無法追究哪個部門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即使是眾多的民意、法學家的呼吁，也無濟于事。這確實是讓人感到無奈。
也許會有人說，偵查、起訴、審判機關應該從良知出發決定對邱興華進行鑒定。沒有提出，沒有進行，他們應該承擔良知方面的責任。我覺得，這種想法，是沒有意義的。法律，就是法律。必需通過完善立法，使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在法律上有明確的保障，而不是靠內心的自我約束，立法才是完備的。這就是法制和人治的根本區別。因此，期望良知，期盼良心的譴責和良心的驅動，作用實在是有限的很。我們不能將希望寄托在這里。
邱興華是被執行了。我希望，我們國家在這個案件中引發的、暴露的法律缺失問題，能夠盡快給予解決。這不是為了具體的哪一個人的利益，是為了所有人、為了社會的利益。立法，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必然是有一個過程的。這是包我在內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我們的希望是，這個過程不要太長，不要太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