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圣寅 ]——(2008-1-1) / 已閱19286次
僵化的上層建筑完全支配經濟系統，把完整的經濟系統人為地縱橫上下支離破碎，一切經濟活動都置于行政的控制之下，其本身就否定了經濟自身運動的規律。國家體改委秘書長王仕元1993年4月在京舉行的“市場經濟與機構改革研討會”上指出：“改革的實質在于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就要改革過去那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講，計劃經濟是審批經濟，而‘審批’就是權力。這不是說其他國家搞市場經濟沒有‘審批’的問題，但那是公開透明的，還有法律約束。”在行政性經濟的狀態下,校經濟沖散了大經濟循環,加之生產資料“公有制”和一些企業領導“委派制”，一方面導致了企業“只負盈不負虧”的官僚主義放任心態，另一方面造成大肆揮霍浪費、貪污受賄現象。一些企業成年累月地在如何偷稅漏稅、如何疏通“關節”、上等級、獲×獎，當“企業家”上下功夫、動腦筋，產品的偽冒假劣泛災。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實質上就是改革控制中國一切社會職能的行政體制。這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權威何偉教授在1993年5月召開的“企業扭虧研討會”上指出：“企業虧村老是解決不好，這提醒我們需要從體制上好好找一找原因。”
《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條例》的制定，說明我們的認識比過去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我們的認識還不能停留在這個階段，應當觸動舊體制深層次的問題。否則，企業虧損問題不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虧損本來是企業的事，但是，現在是國家比企業更著急，企業不急是因為虧損照樣活，從一個側面說明，虧損現象的后面是一個體制問題。
企業虧扭虧問題是個系統工程，最終勢必要觸及到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這個核心問題。產權管理制度的改革涉及到許多方面，不僅僅是靠企業自己努力就能解決了的，它涉及到整個體制如何改的問題。扭虧如果不切中產權這個核心問題，就問題說問題，我看難以解決。
企業改革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我們過去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能做得只剩下對舊體制的徹底改變。決不能口頭上承認市場經濟，實際上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我們解決問題的對策，除了抓住機遇外，就是領導部門要下決心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否則我們要付出更長時間、更大代價才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如果仍把國家所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標志，那是對社會主義的錯誤認識，不能再用傳統的觀念來看待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總之，扭虧問題的關鍵是體制改革，而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觀念的轉變問題。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1993年2月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不是‘熱’與‘不熱’的問題，而是‘改’與‘不改’的問題。從文化的角度講，改革的核心就是解放思想。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模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而各個大大小小的“寶塔”層次里需要的就是這種行政經濟，當官者養尊處優、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有人俸伺；黎民百姓的生老病殘無人過問，忠誠老實人的生活日況愈下，坐受物價上漲之苦。
因此，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統一認識，按照政企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下決心對現行行政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進行改革。綜合經濟部門的工作重點要轉移到加強宏觀調控上來。撤開某些專業經濟部門和職能交叉重復或業務相近的機構，大幅度裁減非常設機構。”同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相適應，必須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緊密結合的要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當代的危機，既沉積于歷史，又起因于現實，既流布于心理、自然、社會各個領域，又縱深于現象、生成、結構學各種層次。真正深刻的改革開放，不能僅停留在某些政策的改變和體制的非常規修修補補表層上，而必須以觀念的改革和思想解放為先導。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1993年2月題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系統結構》中專文：政治文明，一是民主建設；二是體制建設，改革政體；三是法治建設。
政體改革，最關鍵、最重要的在于改革我國的權力機構，從而改革我國的社會結構。結構不變，縱然全部換上好人選，仍難免人變質、路回頭、重蹈覆轍；縱然有完善的制度，只缺相應科學的結構，制度仍將變成一具不能自動的木偶。這是因為，權力是信息，制度是信息通道，結構是通道的聯結網。因此，體制改革，與其“揚湯止沸”步入“釜底抽薪”。
在當前經改偏右政改偏左的情況下，政體應進行下列改革：
⑴以權治權、依法治權，優化權力結構。
擬推行孫中山創制的“治權”（即理發、司法、行政、考試、監察）和“民權”（即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分權制衡機制。其原理是：科學的社會結構——有效的民主政治——公平的自由競爭——促進激活社會結構運作動力。
“占有者不再擁有管理權”，分權伴隨著分工，是現代化社會大趨勢。絕對的集權必然造成絕對的濫權。從以上角度看，政體改革實行黨政分開，是不是就找到了中國政體改革的療效之途？我認為：不論是把權集中到“黨”，還是集中到“政”，如果它是唯一的最高權力，濫用權力源就無法制止。
也只有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條件下，經濟靠依法公平競鎮，政治靠民主參與，領導人的產生考人民選擇，才能克服行政經濟下的經濟靠指劃、政治靠運動、領導人靠指派的弊端，才能防止經濟失控，政治失范、文化生態和社會動蕩。
因此，“治權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機制是未來改革開放秩序運作的基本軌跡。
⑵人大會，必須是真正代議制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立法形式使人大享有至高無上的立法、審議、批準、彈劾權，以推進以人大為權力中心的政體改革。徹底改變人大法定權利大得無邊，實際權力小得可憐的現狀。
⑶以法的形式賦予政協相應的制約決策權力，其職能類似于“參議院”，進行權力制衡。
⑷推行首長競選制
首先根據《憲法》制定《中國競選法》，依照法定程式，推行人事要員競選制。這是真功夫，不要怕，也不會亂。因有體現人民意志的法律保障，定會得到全國的廣泛支持和用戶。
實質上，依法公平競選，是對給類人才能力分級精粹的篩選，其是較公正的，沒有神秘感，透明度最高，也便于公民監督，確能體現民主的意愿，覺醒人民參與改革的主體意識。事實上，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是公開的真實、實證的操作和現實的創新。我認為，人事上的公開競選就是科學精神在人才適用上的具體反映。
各級黨派、政府、管理要員，都要經過人民的自由選擇，而競選制便是人民行使神圣自決擇優權的一個最佳途徑。總之，深化政體改革，就是要依靠群眾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使廣大勞動人民積極參加所擬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
⑸執法、監督系統的人財物實行“條式垂直”領導管理體制。
而目前這些部門都生長在各級同級黨委政府的懷抱里即人財物都牽制于同級黨委政府，因此，在執行法紀、進行監督遇到黨委政府的官員時，也必然是軟弱無力的。如目前困擾行政訴訟的最大障礙是司法不能高度獨立。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⑹出臺新聞、言論、版權法
即言論、新聞、版權只對法律負責。監督系統管理體制推行“條式垂直”管理或直接隸屬于最高權力機關，對人大負責并報告工作。
⑺制定《決策法》
即依法調整黨和國家各級各系統的重大決策，把決策活動納入法治的軌道，加大責任追究，接受法律的治理，從而實現決策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學化。
以法的形式確立決策責任，以促使決策者自我約束機制的形成，加強對決策的法律監督，監督系統是現代化決策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用法律標準評價決策正誤，加大決策責任，避免決策階段無制約、執行之后不負責，即“只決策、不負責”的官僚主義放任心態，使決策責任在決策者身上得到共振，以保障決策的科學化。
⑻制定《人才法》
根據人才的類型、規律、結構和作用進行人才立法，借以建立起社會各階層的、規范的人才擇優機制和人才評價尺度，這是實現全部教育投資（人財物）效應的根本措施。
⑼制定《廉政法》，設置類似廉政公署。
制定廉政法，依法規范各級公務要員，在法定的時間內對自己的財產狀況、財產來源、政治背景向相應的機關有序公開報告，否則，將招致法律的追究。并設置由不同數個多黨派組成的質詢委員會，以牽制只對法律負責的廉政公署，實行“條式”垂直管理。
⑽以立法的形式設置多元主體的民意測驗機構和公民建議征集、激勵制度，并賦予測驗結果和改革建議具有相應的合法性。
社會轉型需要民主、法制、自由、科學和人才，這一切都要求，必須加速政治文明程度的建設。
政體改革，才是社會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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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山東省菏在澤市中級人民法院(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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