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08-8-16) / 已閱16822次
1860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望海樓設立教堂，吸收惡棍入教，拐騙人口，強占民地，激起民憤。1870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嬰堂虐待死嬰兒數十名，聚眾到教堂說理。法國領事豐大業持槍往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并開槍恫嚇，又在路上向天津知縣劉杰開槍，擊傷隨從一名。群眾怒不可遏，打死豐大業，焚燒法、英、美教堂及法領事署。事件發生后，法、英、美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威海一帶示威。清政府對侵略者屈服，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將愛國人民當作兇手查辦，殺死20人，充軍25人。賠償教堂洋樓修造銀二十一萬兩，殯葬銀兩二十五萬兩。
還有一例，1895年5月28日，成都人民過端午節舉行擲果會，英美傳教士將擲果小孩捕入教堂，民眾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激起眾怒，當晚即將英美傳教士住宅及教會醫院焚毀，并將天主堂內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檢驗。接著有數十地發生反洋教斗爭。法、英、美各國派軍艦在長江示威，并向清政府恫嚇。清政府媚外投降；將四川總督劉秉璋，樂山、灌縣、大邑、冕寧及新津等各縣知縣撤職，又將朱瑞亭等六人殺害，其他17人充軍。并賠成都各教堂銀七十萬兩、川南各教堂銀二十萬余兩、四川其他英、美各教堂十萬余兩。另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揚州教案、曹州教案、清浦教案、酉陽教案等，結局大致都是如此。
弱國無外交。今天看來，這一系列教案給我們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清政府的軟弱無能。但在這一系列教案解決的同時，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內外交困下的清政府的司法主權問題。以天津教案為例， 1858年，法國通過《中法天津條約》在華取得了領事裁判權，因此，法國侵略者在天津為所欲為，有恃無恐。天津教案中，廣大愛國官民對法國領事及傳教士的犯罪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此類華洋沖突事件，根據領事裁判權“華民如何科罪，應以中國法論之。”法國侵略者無法親自對中國人民定罪，但在嘗到戰爭帶來的甜頭后，早已摸透了清政府的心理。便動用軍事力量，強行要求清政府懲辦“兇手”，對中國人民定罪。而清政府為取悅侵略者，更置家國主權和司法主權于不顧。
且不說清政府如何喪權辱國，單說清政府對愛國人民的“懲辦”，便與當時的清朝法律規定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關于民眾聚眾事件，嘉慶十五年（1810年），嘉慶為有效彈壓不法鬧事，通過頒布條例，嚴厲規定：“刁民……約會抗糧……借事罷考、罷市，……（或）同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監侯”。[12]但愛國人民的行為實在難以適用此法規。再來看看刑法的規定，“凡斗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并絞（監侯），故殺者，斬（監侯）”。[13]那么，即便打死了激起民憤的法領事，至多也就是“斬監侯”，還要待每年秋審與朝審后在決定行刑與否。也決不可能“即行正法滋事人二十人，發配安置二十五人”，并“所殺領事及英法各國人以殯葬銀兩二十五萬兩”。二者之間相差可謂不小。
對于愛國民眾焚燒的教堂洋樓，根據《大清律例》“并記所燒之物減價，盡犯人財產折銼賠償，還官給主”。那么，燒毀的幾座教堂和洋樓價值又怎能高達銀二十五萬兩？顯然是侵略者在趁機明目張膽的掠奪錢財。對于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我們先來看看《大清律》是怎么規定的，“至刁民滋事，其同城武職不行捉拿，及地方文職不能彈壓撫恤者，俱革職；該管之上司文武官徇庇不即申報，該督撫、提鎮不行題參，俱交部議處”。[14]即何處出現聚眾滋擾鬧事，主管該處的督撫、文武職官均應承擔職務連帶責任，但充其量也不過革職。而在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和知縣卻被處以僅次于死刑的發配充軍。以上無理和過分的片面要求，是法國侵略者通過清政府強行達到的。在外交和軍事巨大壓力下，清政府根本無法按照清朝律例審判，完全按照法國侵略者的要求草草結案。清政府和其司法機關再一次充當了列強的工具。可想而知，清政府連國家主權都已喪失貽盡了，司法主權更無從談起。
領事裁判權和觀審、會審制是帝國主義統治和奴役中國人民、侵犯中國司法主權的制度。在中國一直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數不盡的苦難和恥辱。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新中國之后，才永遠廢除了這種反動制度。總之，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生產力落后的結果，是清政府腐朽沒落、屈膝投降的結果。現在我們研究和學習這段歷史，就一定要以史為鑒，努力學好科學文化知識，把我們的國家建設的更加富強，牢記只有國家的強大和獨立，才有司法的獨立。
參考書目
[1]《中國司法制度新論》 熊先覺 中國法制出版社 第4-5頁
[2] 《辭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第235頁
[3] 《辭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第483頁
[4] 《中國近代法制史》 范明辛 雷晟生 陜西人民出版社
[5] 《大清律集解附例》
[6] 《中國近代法制史》 范明辛 雷晟生 陜西人民出版社
[7] 《中國法制史教學參考書 》 鄭定 趙曉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268頁
[8] 《中國審判制度是史》 程維榮 上海教育出版社
[9] 《中國審判制度是史》 程維榮 上海教育出版社
[10]《清史稿•刑法志》
[11]《辭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3850頁
[12]《清朝法制史》 張晉藩 638頁
[13]《清代法律制度研究》 鄭秦 235 頁
[14]《皇朝政典類纂》、《兵律•激變良民》附嘉慶十五年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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